这几年，写书的人真的越来越多了，但能让我读进去的书却越来越少了。再看看出版行业的报纸，占据着排行榜的书籍无非两类：一类是被冠予英文名作者、国内市场超常运作的书；一类是美女帅男明星枪手杜撰的书。乍看文坛人才辈出，书市热热闹闹，然而真正高品味的书籍却比图书品种匮乏的计划经济年代更难求，陷入了曲高和寡尴尬境地。我看仅从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来着眼的话，这未必是件好事。
    文化的繁荣并不意味着文化的进步。真正的文化进步应该基于主流文化在公众中的认可度。主流文化的内涵极其深远，就其作品表现手法而言，要么宏扬，要么批判。现在的尴尬是：两头都缺。恰恰是“另类”文化成了现象，成了时尚，成了市场，成了尢物。什么是“另类”？“怪、酷、奇、俗”四个字即可概而括之。明智的读者也应该能从这四个字当中感受到“另类”文化究竟是什么样一种基调。如果这种基调长此以往地占有绝对的受众群体，这也未必是件好事。
    其实，我所说的以批判手法体现主流文化的书籍也不是没有。比如前些年，批判地域部落群体中人格文化与生活习性之鄙陋的书籍就颇成气候，因这些书籍大抵格调向上，作者大都赋有爱之深、痛之切的之举，所以受到针砭的地域部落群体，无涉者一笑了之，有涉者大可照书反思，也可争鸣。这类的书籍再多些，未必不是件好事。
    去年初，秦林给我寄来一本他的当时新作，叫《朋友会咬人》。同样是批判手法，秦林“得罪”了“出门靠朋友”的社会期许，这无疑需要相当的勇气。我作为该书的读者之一，就从中找到了好几个我的朋友的身影，尽管出于某种顾虑，秦林声言批判的力度有些拘浅，但从该书的入题定位而言，那种“味道”已经出来了。必须承认的是，搞文化批判难度是较大的，它不算冷门，但总是给人带来沉重。因此批判的客体乃至度的把握，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在这个基础上能构想出让人动容的主题，这咱批判就已经成功了一半。我想，像《朋友会咬人》这类的文化批判读物若能多推出一些，也未必不是件好事。
    还是秦林，又给我送“东西”了：这回不是书，是稿子。书名叫《打死不做上海男人》。嘱我斧正并作序。一见书名，足知其批判锋芒，我就和他打趣：“你不做上海男人，没人逼着你做，你不用死！”你说他回答一句什么？“有机会我还是想做上海男人的，因为我不会被‘打死’。”妙哉！真是后生可畏！我只差没称他为“智者”了。
    和《朋友会咬人》一样，写《打死不做上海男人》同样需要相当的勇气。这本书洋洋十余万言的批判，虽算不上句句珠玑，却也难觅挖若、嘲讽、漫骂、讥笑和诘难，但这丝毫不会影响文化批判的力度。其中，“关于‘精明’刍议”一篇尤显个性。作者通过“精”不在“明”处、“精”于算计、“精”于细巧、“门槛精”有多精等四个论点，强有力地支撑了“刍议”的主体，颠覆了多年来根植于人们概念中“上海男人最精明”的社会公论。此外，“一个优势VS三大弱点”、“举轻若重的性格标签”也堪称重量级批判，文似调侃，又能挠到要命的痛处。这和好比用一张带菌的砂纸摩挲上海男人的脸的龙应台的《啊，上海男人》相较，就让人好接受得多了。读其文便见拳拳之心，即使发现有过头之处，也不至于煸着火气呼啦呼啦往心头灌了。
    如果不生火气生什么呢？有则改，无则勉——这句话秦林在书中没有说到。算是我替他向上海男人说了。
    《打死不做上海男人》是一本文化批判的书。文中鲜见“好话”，这很正常。如果要求这本书像写八股文那样，先表扬几下，再抽几鞭子。那就不叫文化批判，叫总结报告。况且，作总结报告，向来不是搞文化批判的人的风骨。也不是秦林的风骨。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