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时候，闭上眼睛把头晃一晃，就可以感觉到生命的速度是飞——我的二十岁，分明就在一刻之前。
    用现在人的眼光来看，那个时候的二十岁很傻：脸蛋又大又红，皮肤上生着一层细细密密的绒毛，绒毛下充盈着饱满的水分，天然得与秋天的水果有着本质上的一致，以至于经常惹起的是人们吃的欲望而不是别的。经常有这样一些中老年妇女，她们趁我不备就揪住我的脸颊，笑眯眯咬牙切齿地说：恨不得吃你一口哇！
    那个二十岁，真的就在不远处。就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相交的时刻。距今不到二十年。那一年我在武昌青山区红钢城的一片荒地上栽了十一株樟树苗。我清楚地记得是在泥泞的春雨中栽的，自己挖的树坑，穿着一双新买的黑色长统橡胶雨鞋。
    那些樟树现在也只不过碗口粗，还不能算作大树。
    而我的雨靴上至今还牢牢地黏附着黄色的泥土。前几天我们家下决心清除废旧物品，我一眼就看见了我那双沾满黄泥的雨靴。它被他们扔在一堆现在的报纸中，压在一个彩色的性感女郎身上。我不声不响地把雨靴拎了出来，又放回了储藏间。
    在储藏间，我关上门小坐了一会儿。我从雨靴注意到了储藏间这个地方。感谢上帝，生活中总有一扇扇门在向我开启：我又在突然间认识到储藏间原来是一个好地方。储藏间存放的都是故事和历史，而且是属于你个人的故事和历史，不是那些充满了噪声的史书。储藏间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是那么凌乱和随意。正是这种凌乱和随意的姿态，才告诉了我们什么才可以叫做出世和潇洒。而到处积淀的灰尘，那才是真正的沧桑。储藏间不说话，它把故事和历史，把来龙与去脉都含蓄在它本来的形状里。
    你心里想看什么，就可以看得见；你真心地想交谈，它自然与你窃窃私语。尤其让你舒服的是，你不必担心你的眼睛和心旌被照花和扰乱，它已经绝对没有了，或者说已经完全收敛了新东西的耀眼光芒，那种类似于暴发户，新贵，当红明星和刚出厂的家具的光芒。它酷似明朝的瓷器和那些最好的音乐，它们都是没有一点燥光和燥气的，是那么地温润，柔和，宁静，悠远。沐浴这种智慧之光，你便有可能走出迷途，回到你真正的老家。我在储藏间小坐了一会儿。
    我想，一个人只要生存空间许可，储藏间应该是必须的。我想，储藏间大约是我将来老了以后常坐的地方了。然后，我会被我的孙子辈在外面阳光下的大声叫唤所惊醒。他们叫道：奶奶在哪里呢？我饿坏了！
    我前不久的二十岁就在那里。在还没有买那双雨靴的前个把月。那是冬天最冷的日子。我把一双胳膊袖进袖笼里，靠在洪湖县县委招待所的大门口，看大街上纷纷跌跤的人们。结着厚厚冰凌的柏油路在这里有一个优美的坡度，骑自行车的人们有百分之九十在这里落马。更好笑的是洪湖的人民似乎都很蔑视冰凌，他们一个个满不在乎地骑过来。当他们淬不及防一屁股坐到地上的时候，满不在乎的表情还没有来得及从他们的脸上逃遁，紧接着，他们就不好意思地笑了。这就是使二十岁的我被紧紧吸引在县委招待所门口的唯一原因，也就是惹得我不时地开心大笑的唯一原因。二十岁的人不需要太多的原因。就是这样，我认识了大毛。大毛也是知青，也是在县委招待所住着，等候招生学校来接人，我们先’天就具备了相同的血缘。
    大毛也是来看人跌跤的。他比我高出一个头，站在我的身后不断大笑。他一笑，我的头顶上就刮过一阵风。在那滴水成冰的季节，我的头顶冷得就像要被刀子刮掉。于是，我就不得不回过了头，并且，朝着他，把自己的脸蛋慢慢地扬了起来。
    我说：喂喂，请你把你的嘴巴拿开好不好？
    大毛说：你说什么？
    我摘下朋友从医院里搞出来送给我的大口罩，重复了一遍我的话。
    大毛的眼睛像电压正常了的灯泡一样的慢慢地明亮起来。顽皮的笑容含在他的眼角，他故意地说：请问，我的嘴巴应该拿到哪里去？
    大毛露出了他整齐的白牙齿。
    我的二十岁非常简单幼稚，坚信具有整齐雪白牙齿的男青年就是清洁的，聪明的，有理想的好青年。后来，我在知青住宿登记簿上看到了大毛的学名，他叫共党生。他的学名更加支持了我的信念：共产党生的哪有坏人？
    奇怪的是，从认识大毛的那一天起直到后来的许多年，我就从来没有叫过他的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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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毛说：我？我当然没有。这么多人都看、都说好的东西想必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一个通俗故事而已。这是我对一个采访我的记者说过的话，报纸上已经登出来了。
    我说：大毛，我觉得你可以不喜欢《泰坦尼克》，不去看它，这很正常。如果你就这么平静地如实地告诉记者说我不想看它，那就真的是正常。但是你为什么要对记者下断言说它不是好东西呢？你没有看你就说它不是好东西的根据何在呢？因为大众都说好，那个东西就一定通俗不堪？对吗？你以为你是谁呢？你不是大家，对吗？你是极少数的精英？
    对吗？你要发出和大家不一样的声音，以便引起大家注意，不是吗？其实这不就正好说明，你毫无事实依据地否定某个东西的心理基础纯粹是出于最世俗的动机吗？
    大毛看着我，有点发愣。
    我也愣了。大毛是难得的稀客啊，我这是在于什么呢？我如此激烈地批评大毛是为什么呢？我是在报复和打击他！我有一点儿明白了。看大毛的样子，他也有一点儿明白。但是为了什么要打击和报复呢？这就又不明确了。为着柳思思抑或为着女人这个性别？为着某种一直盼望却又不希望发生的冒犯？为着突然撕裂了我们之间保存完好的某种默契？为着他生气勃勃大大咧咧地所做的一切所说的一切？为着我们骨肉般地相同和仇敌般的不同？
    我几乎要哭。我说：对不起，大毛。
    大毛摸了摸我的肩头，说：没事。
    稍停，大毛平静地说：我们回去吧，湖边的水气太重了。我始终还是受不了武汉的气候。
    这一次的谈话是我和大毛相识以来最尖锐也是最失败的一次谈话。我们都感到了流血和疼痛。比流血和疼痛更使我们难受的是彼此话不对茬。
    回到房子里以后，大毛活跃多了。他和我丈夫开着男人之间粗鲁而健康的玩笑。他们爬到阁楼上去翻看多年以前的旧报纸。直到我大声地叫他们下来吃饭。这时我认识到：有一定距离的，生疏的，萍水相逢的友谊是多么轻松愉快的，没有责任和负担的友谊埃黄昏来临之前，大毛要走了。原来我是打算了他要住两天的，我甚至已经将客房换上了新的卧具。
    散步回来以后，我猜测他不会住下来了，果然就是这样。在大毛豁朗的自由的姿态面前，我和我丈夫的挽留显得庸俗而多余。大毛又刮了胡子，洗了脸，西装穿得很有派。他和我丈夫紧紧地握了一个手，从我家的花园里走了出去。
    我丈夫对我说：你去送送大毛。
    我跟在大毛的身后送他，送到了花园的篱笆门边。我止步了。我穿着一件松垮的灯芯绒外套，手里端着一杯茶。我想说点什么，可说出来的话，从内容到语气都很像母亲给儿子的，我说：你要多多保重身体埃大毛说：知道的。你也一样。
    我说：再见了。
    大毛：我们会再见的。
    我目送大毛走向来接他的小车，那小车是他用电话召唤来的。大毛无论在哪里都有神奇的能力，就像当年下油凌的那一天，一眨眼，他就借来了一辆自行车。大毛的脚步非常矫健，毫不拖泥带水，正是那种不倦地追逐更肥沃的土地，不倦地追逐更新更好更完善的脚步。这种脚步也带着浓厚的天生的痕迹。
    大毛在上车之前回头望了望我。我把手微微地举起摇了遥突然，我非常非常清晰地感觉到，十几年的岁月就在他和我之间忽忽地过去了！如旷野里灰色的野兔在奔跑。说简单也很简单，大毛一直想把我带到更好的地方去生活，而我竟然傻乎乎地在武汉一呆就是十几年将近二十年！
    雾霭越发深重起来。路灯跳了一下，亮了。空气中的水分几乎用肉眼可以看出来。它们渐渐地浸透了我的肌肤。我呼吸困难但通体滋润。武汉的水是甘甜的，这不能不承认。我在园子里久久坐着，好像等待着什么。不，我没有等待。我是在想我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要像现在这样生活，而不是那样地生活。是不是由于我从小的经历就埋下了我这一生的伏笔呢？是不是我这个人注定了或者说是习惯了在忍受苦难中捕获那细小的微弱的幸福呢？或者说人生的幸福本来就细小和微弱，我是为了扩大它而在病态地自虐呢？为了看见食物那眩目的美好，我宁愿饥饿。为了永远的相聚，我宁愿一再地分离。
    我在用失去收获得到吗？我在用坎坷拒绝平淡吗？我在用缺陷逃避完满吗？是啊，在我这个年纪，我已经慢慢看见了自己，从透明的二十岁走了过来。对于这个姑娘，我有多么熟悉就有多么陌生，有多少喜欢就有多少讨厌。我一直试图对她解释清楚什么却永远也解释不清楚，其中包括对大毛深深的歉意和比歉意更深刻更复杂的那份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