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表看来，我的生命是平平无奇，极为寻常，而极无兴趣的。我生下来是一个男儿——这倒是重要的事——那是在一八九五年。自小学卒业后，我即转入中学，中学完了，复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到北京任清华大学英文教师。其后我结婚，复渡美赴哈佛大学读书一年（一九一九），继而到德国，在殷内和莱比锡两大学研究。回国后只是在国立北京大学任教授职，为期三年（一九二三——二六）。教鞭执厌了，我到武汉投入国民政府服务，那是受了陈友仁氏的感动。及至做官也做厌了，兼且看透革命的喜剧，我又“毕业”出来，而成为一个著作家，——这是半由个人的嗜好亦半由个人的需要。自兹以后，我便完全托身于著作事业。人世间再没有比这事业较为缺乏兴味的了。在著作生活中，我不致被学校革除，不与警察发生纠纷，只是有过一度恋爱而已。
    在造成今日的我之各种感力中，要以我在童年和家庭所身受者为最大。我对于人生、文学与平民的观念，皆在此时期得受最深刻的感力。究而言之，一个人一生出发时所需要的，除了康健的身体和灵敏的感觉之外，只是一个快乐的孩童时期，——充满家庭的爱情和美丽的自然环境便够了。在这条件之下生长起来，没有人是走错的。在童时我的居处逼近自然，有山、有水、有农家生活。因为我是个农家的儿子，我很以此自诩。这样与自然得有密切的接触，令我的心思和嗜好俱得十分简朴。这一点，我视为极端重要，令我建树一种立身处世的超然的观点，而不至流为政治的、文艺的、学院的，和其他种种式式的骗子。在我一生，直迄今日，我从前所常见的青山和儿时常在那里捡拾石子的河边，种种意象仍然依附着我的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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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先吸后吐。”
    我觉得有点傻，但是仍然服从到底。
    “我的肺功能如何？”
    “不怎样。你年纪也大了。”女助手轻描淡写的回答。大概比以前实在差了。但是不一定是年龄关系，是我在国外久，失了中国人吐痰二吸一吐雄壮的练习所致。我知道痰于肺功能效用，大有补助。
    “心电图”有点特别。起初照常躺在床上，左右手左右脚都有电线盘住，躺着欣赏电流侦查机所画出来的曲线，倒也整齐可观。但是荣民医院特别仔细，还要让受检人作一次运动，然后再作一图。室中有两阶级的木梯，叫你一上一下，再翻身一上一下，回环登降，三分内需作四十次的登降。我就用起爬华山本领登降回环，倒也及格。这位女助手是有说有笑的。
    “我比姚丽丽如何？”
    “姚丽丽没来运动过。”
    “你们这样检查。再检查三天，我包管生病了。”
    我的消化功能无问题。除了橡皮鞋以外，我咽得下去，包管能消化下去。女医师让我喝一大杯白色流质，然后用X光透视我的胃作用，翻来覆去，都没问题。
    “你的胃非常美。”女医师说。
    “是么？”我说，心里有点怀才不遇之感，女医师可算是我的知己。
    肝常可以出毛病，肝石可以隐伏胸中十几年不发觉，所以应用X光摄影，以防万一。这是在我“最低限度检查生理功能”原则之下所应有的一举。向来我不信中国医师开刀取肝石，取肾石。因为中国人，烹调术太长进，五味感太灵，看见胃，想到炒肚尖，看见肾，想到炒腰花，回头把我肝上锅尝尝，香脆可口，而忘记我的胆石。梁任公割去一个腰，受了无妄之灾。但是那天女助手很忙，所以我没敢问她，“请问女士，我的肝美不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