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伟大领袖人物的脚步声中，我们听到历史隆隆的惊雷。
    几个世纪以来——从古希腊人，经过莎士比亚，直到今天——难得有几个主题能象伟大领袖人物的性格那样持续不断地、强烈地吸引着剧作家和历史学家。怎样区别他们呢？怎样解释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存在的那种特有的、难以确切表达的相互关系呢？
    并不只是这些领袖们的戏剧性事件，而是他们的重要性——他们的影响才引起人们对这些领袖们的作用有那么大的兴趣。当戏剧的最后一幕结束时，观众从剧院鱼贯而出，回到家中又开始他们的正常生活。然而，当一位领袖人物的政治生涯的帷幕下落时，观众的这种正常生活就发生了变化，历史的进程也许就有了深刻的变更。
    在那平凡的历史时期，我有难得的机会在最近的三十五年期间直接地研究世界领袖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重要领袖人物中，除了斯大林以外我都认识。我访问过八十多个国家,不仅和这些领袖们打过交道，而且目睹他们进行领导的情况。我眼看一些领导人成功，另一些人失败。我有机会从我自身经历的角度去分析他们成败的原因。由于饱受宦海生涯的沉浮，我懂得，除非你自己也经历过失败，否则，你难以真正地体会成功时的喜悦。假若你只是坐在一旁，袖手旁观，那也不可能完全明白一位领袖的作为究竟为什么所驱使。
    在我担任公职的岁月里，经常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你所熟悉的最伟大的领袖人物是谁？"对此，不可能作一简单的回答。每一位领袖都处于其特定的时间、地点和场合的条件下，领袖们和他们所处的国家是无法互换的。温斯顿·邱吉尔是伟人，但难以设想他会象阿登纳那样在战后的德国成功地发挥作用。反之，阿登纳也不可能象邱吉尔那样在最危急的时刻使英国重新振作。
    要把一位领袖列入伟人行列的可靠的公式，包括三个要素：一个大人物、一个大国和一个重大事件。一次，邱吉尔在评论英国十九世纪首相罗斯伯里勋爵时说，很不幸，他生活在一个"有大人物而无重大事件的时期。"通常，我们对战时领袖的评价高于和平时期的领袖，部分原因是由于战争必然带来戏剧性的事件，部分原因是由于各国历史详细论述战争，还有一个原因是，当一位领袖遇到了需要他最大限度地发挥才能去应付挑战时，我们方能全面地衡量这位领袖有多么伟大。当授予荣誉勋章时，我常常思考着有多少获得勋章的人在他们以最大的勇猛精神迎接挑战前一定象极其普通的人一样。没有挑战，他们就不能显示出英雄本色。战时的挑战使领导人所显示出来的品格易于衡量。和平时期的挑战可能也是巨大的，但领袖战胜这些挑战构不成戏剧性事件，也引不起人们的注目。
    很清楚，领导一个大国的小人物在一场重大危机中无法证明他是否伟大。反之，领导小国的大人物，尽管他具有伟人的所有品格，也决不能得到承认。还有一些领袖人物，虽然他们是大国的大人物，但他们身处巨人之下，周思来就是这么一个人物，小心翼翼地让聚光灯集中在毛泽东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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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中所有的领导人都有自己的胜利和失败，有自己的力量和弱点，美德和恶习。只能猜测历史学家一个世纪后将如何评价他各自的遗产。这部分地取决于谁赢得这场世界性的斗争，谁来编写历史。但是这些领导人并没有在战斗中退缩，进入了竞技常正如西奥多。罗斯福1910年在巴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所说的批评家无关紧要，那些数落铁腕人物怎样犯错误、实干家应在哪些地方做得更好的人也不值得考虑。荣誉属于这样的人，真正是竞技场上，满脸汗水和血污，勇敢地进行斗争；犯过错误，一再失误：因为没有错误和缺点就谈不上艰难的尝试；但他真正竭力争取有成效；解巨大的热情，懂得伟大的献身精神，献身于一项正义的事业。最有利的情况下，知道最终胜利才是最大的胜利；最坏的情况下，如果失败，至少也是敢于正视的失败。因此，地位决不能与那些既不知道胜利也不懂得失败的冷优车人相提并论。
    萨达特援引过一句阿拉伯格言，这句格言说：一个统治者如果是公正的那他很自然地会遭到一半臣民的反对。所有领导人都有反对者，所有人都希望由历史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有些人的名声在离职后增大了有些人的名声却减小了历史的定论中，有时巨人变成侏儒，有时曾被贬为微不足道的小人又成为伟人。哈里·杜鲁门1953年不担任总统时遭人蔑视，但今天，已是一位很有名气的领导人。
    历史的最后定论并不是一下就作出的不只要好几年，甚至要几十年或几代才会出现。领导人很少有生前就能听到这个定论的赫伯特·胡佛是个例外。美国历史上，没有一位领导人受到过如此激烈的中伤。朋友众叛亲离、敌人恶毒诽谤的处境中，终于战胜了逆境。暮年，比那些低毁者的形象更高大。一生说明了戴高乐最喜爱的沙夫克里斯诗句中的一个真理："只有到晚上，才干懂得白昼多么光圆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