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对于成都甚至中国来说，没有这样幸运的考古发现。但1929年，对距成都不远的广汉来说，是个特别的年份。这一年广汉中兴乡月亮湾的农民燕道诚祖孙三人挖车水坑时不经意间掀动了一块白生生的大石环，使得那些被湮没的先人们的行迹，露出了些许端
    倪。稍后1933年华西大学博物馆的教授葛维汉、林名均进驻月亮湾进行考古发掘活动，从此开始了古蜀文明考古工作者长达60年之久的漫长探索之路。尤其是1986年在三星堆方圆6平方公里的考古发掘，被英国学者戴维·基斯称之为“从中国西南传出的消息，那里的考古发现
    可能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的确，大量发现的青铜器、玉器、面积巨大的祭祀坑、城墙等，表明了古蜀文明的发达，这对于探索古蜀文明来说，是个巨大的发现。但正如中国大多数考古发现一样，发掘出来的物品，反映的只是统治者的权威，其主角似乎无一例外的都
    是统治者，在显示我们漫长文明的同时，也暴露了我们文明在制度上的深层缺陷。相对庞培古城的建筑，我们就不能不说，我们的城市建设及形成在功能上对个人生存质量的漠视——这一点我们将在稍后其它诸章陆续涉及到——我们固然不可苛求于几千年前的反过来证明，三星堆祭祀坑及其城墙，只是搞宗教活动时所用的场所。
    开明王朝虽存十二代，除了遗存的武担山有文人墨客的吟咏外——如王勃曾作《游五担山序》、宋京《武担》诗等——其它鲜有保留下来的。《华阳国从早到晚，经营果品肴馔，供游人食用，以此养家活口。并不十分喜好游乐的赵卞于是得出“游乐之不可废”的结论，实在是让人深思的。这说明田况、薛奎、宋祁诸人之提倡游乐，虽然不无造成佚乐浮薄之嫌，但在客观上却是处理通西夷、西南夷的棘手问题，显示了他给巴蜀人民乃至西南人民所带来的好处。而事实上，我们的历史评价经常提到的是他的文学成就，而对他经世致用这方面的成就却鲜有深入的评说。我个人认为，他的历史贡献，主要在走过二十过驿站路程”(陈开俊等，福建科技版)，而每个驿站的路程又并不均等，那么是否是一千公里就还有疑问。但可大致推断的是，马可·波罗从秦岭一带过来，与王士性所花费的时间相去不远，可能王士性的起程要比马氏仓颉那般渺茫无考。宋朝两位四川前辈苏易简、史绳祖已对此作出了令人信服的怀疑及其应的证明，前一位说：“汉初已有幡纸代简。成帝时有赫书诏；应昭曰，赫 ，薄小纸也。至后汉元兴，中常侍蔡伦坐 故布及鱼网、树皮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