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史 第一章中华文化的起源与中华民族的形成
    第一节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含义及中华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
    第二节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起源
    第三节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章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的形成和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第一节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节少数民族对我国文化发展的贡献
    第三章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和家族制度
    第一节宗法制度的产生及其早期发展
    第二节西周春秋时期典型的宗法制度
    第三节封建社会中家族制度的演变
    第四章汉字的起源和演变
    第一节汉字的起源
    第二节汉字形体的演变
    第三节汉字结构的主要变化
    第五章中国古代书籍制度的发展
    第一节简牍制度
    第二节卷轴制度
    第三节册页（叶）制度
    第六章儒家的经书和经学
    第一节什么是经和传
    第二节十三经及四书的形成
    第三节十三经及四书简介
    第四节早期儒家学派
    第五节经学在汉代的发展
    第六节魏晋玄学及唐代义疏之学
    第七节宋明理学的兴起与没落
    第八节清代的考据之学与新今文经学
    第七章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
    第一节地理知识的起源和发展
    第二节汉晋南北朝时期的地理知识
    第三节唐宋元时期的地理学
    第四节明清时期的地理学及近代地理学萌芽
    第八章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沿革
    第一节萌芽时期
    第二节郡县制时期
    第三节州制时期
    第四节道（路）制时期
    第五节省制时期
    第九章中国古代的交通工具
    第一节车
    第二节车具和马具的演变
    第三节舆轿
    第四节船
    第十章中国古代兵器的发展
    第一节中国古代兵器的起源和发展
    第二节石器时代的兵器
    第三节青铜时代的兵器
    第四节铁器时代的兵器
    第五节火药的发明和火器的出现
    第六节火器的发展和枪炮的制作
    第十一章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
    第一节吉礼
    第二节嘉礼
    第三节宾礼
    第四节军礼
    第五节凶礼
    第十二章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发展
    第一节中国古代婚姻爱情观的特点
    第二节上古原始社会的婚姻礼俗
    第三节奴隶制的婚姻形式
    第四节封建制的聘娶婚及其仪式
    第十三章中国古代丧葬制度的发展
    第一节埋葬制度
    第二节丧礼制度
    第三节丧服制度
    第十四章中国古代的礼器和日用器物
    第一节日用器物和礼器的产生
    第二节礼器和日用器物类举及其演化
    第三节结语
    第十五章中国古代的音乐文化
    第一节先秦时期的音乐
    第二节两汉时期的音乐
    第三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
    第四节隋唐时期的音乐
    第五节宋元时期的音乐
    第六节明清时期的音乐
    第十六章中国古代的绘画艺术
    第一节战国和汉代的帛画、壁画
    第二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绘画
    第三节隋代的绘画
    第四节唐代的绘画
    第五节五代两宋的绘画
    第六节辽、金、元的绘画
    第七节明代的绘画
    第八节清代的绘画
    第十七章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
    第一节文字的孳乳与字体的演变
    第二节独特的艺术与独特的工具
    第三节书法辩证法与书法艺术美
    第四节继承传统与求变创新
    第十八章中国古代的建筑艺术
    第一节建筑与文化艺术
    第二节中国古建筑的悠久历史
    第三节中国古建筑的主要特征
    第四节丰富多彩的古建筑类型
    第十九章中国古代的陶瓷工艺成就
    第一节原始社会的陶器艺术
    第二节奴隶社会的制陶成就和瓷器的发明
    第三节战国秦汉的陶瓷
    第四节三国两晋南北朝陶瓷新成就
    第五节隋唐五代陶瓷工艺的全面发展
    第六节宋辽金时期艺术瓷的成就
    第七节元明清陶瓷工艺的高度成就
    第二十章中国古代的髹漆工艺成就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新石器时代至宋元时期的漆器
    第三节由盛至衰的明清漆器
    第二十一章中国古代货币制度和货币形态的演变
    第一节商品交换和货币的起源
    第二节贝币
    第三节早期的铜铸币
    第四节铜钱
    第五节金银和谷帛货币
    第六节钞币
    第二十二章中国古代度量衡制度的演变
    第一节测量的起源和度量衡制度的产生
    第二节度量衡制度逐步建立的夏商周时期
    第三节封建社会初期度量衡的发展
    第四节“汉承秦制”以及古代度量衡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
    第五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度量衡
    第六节隋代的统一和度量衡大小制
    第七节唐宋时期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度量衡单位制的改进
    第八节元明清时期的度量衡
    第九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度量衡的改革以及万国公制的推行
    第二十三章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演变
    第一节西周以前的天文学知识
    第二节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历法体系的奠基
    第三节秦汉魏晋时期天文历法体系的成熟
    第四节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天文历法体系的完善
    第五节宋元时期天文历法体系发展的高峰
    第六节明清时期传统天文历法的没落和中西天文学的融合
    第二十四章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成就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古代先进的农田水利工程和农业生产工具
    第三节科学灵活地掌握农时
    第四节充分利用土地
    第五节选种育种成就
    第六节蚕桑、园艺和畜牧兽医方面的特殊贡献
    第七节劝课农桑和古农书
    第二十五章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
    第一节别树一帜的中国数学
    第二节指南针和其他物理学成就
    第三节火药及炼丹化学
    第四节生物学上的出色成就
    第五节自成体系的中医药学
    第六节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
    第七节矿物学和采矿技术成就
    第八节后来居上的冶金技术
    第九节举世瞩目的机械发明
    第十节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古代科学
    第二十六章中国古代职官制度的沿革
    第一节先秦职官制度的确立和发展
    第二节秦汉的三公九卿制
    第三节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制的演变
    第四节隋唐五代的三省六部制
    第五节宋朝的二府制及辽金元官制
    第六节明朝的内阁制
    第七节清朝的职官制度
    第二十七章中国古代的选举和科举制度
    第一节原始氏族社会的民主选举和“禅让”
    第二节奴隶社会的世卿世禄制
    第三节封建社会初期选举制度的变革
    第四节两汉时期的察举和征辟
    第五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
    第六节科举制度在唐朝的确立
    第七节科举制度在宋朝的发展
    第八节元朝科举中的民族歧视政策
    第九节明清科举制度的三级考试
    第十节关于八股文和试帖诗
    第十一节明清的监生和贡生
    第十二节清末对科举制度的改良和废除
    第二十八章中国古代的神道观念和主要宗教
    第一节鬼神观念的起源和发展
    第二节中国古代的主要宗教
    第二十九章中国古代民间神鬼信仰
    第一节自然神信仰
    第二节人神、人鬼信仰
    第三节社会神信仰
    第四节神鬼信仰与民众的社会心态
    第三十章中国古代的禁忌习俗
    第一节禁忌概说
    第二节宗教信仰与禁忌
    第三节社会习惯与禁忌
    第四节综论
    第三十一章中国古代的重要节日
    第一节节日的内涵及中国传统节日的概貌
    第二节春节
    第三节寒食与清明
    第四节端午
    第五节七夕
    第六节重阳
    后记
    第三十一章 中国古代的重要节日第一节 节日的内涵及中国传统节日的概貌 任何社会都以某种具有文化意义的时间框架规定着人们的生活节律，节日就是使连续不断、平淡无奇的时间之流分割开来的有力手段。某些节日被看成是奇妙的、庄严的转折点，充满了神秘的不安与恐惧，人们试图通过举行相应的仪式来保卫自己，以平安地渡过危机。在另外一些节日中，人们则企图强化自然或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节日仪式规定了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告诉人们它自身的起源、本性和命运。它使人能超越混乱，平稳而充满信心地把握未来和自己的命运。节日将时间之流分割为神圣与世俗两种相互对立、辅助的状态，使人们的生活丰富多彩。B.马林诺夫斯基指出，食物是人与自然的主要联系之一。节日中的许多仪式和习俗都强调了人类赖以为生的某些动植物的重要性，由此演化出宗教上的供献牺牲与聚餐。(1)在节日中，人们将食物奉献给神祇，祈求它们保佑人们将来获得更多的食物；同时，人们还必须相互馈赠食物，举行盛大宴会以共享食物。为了实现人神之间与人人之间的食物共享，奢侈浪费的供献和宴饮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更何况这也有助于保证供奉与发起者的社会地位。食物崇拜与性行为仪式之间有紧密联系。在原始时代，人们期望食物繁殖的心愿常常通过模拟的或实际的性行为仪式来表达，他们认为这种作法可以刺激动植物相应的生殖繁衍，从而获得丰产。从另一方面看，性仪式也具有保证人类自身繁衍的目的。节日是常态生活的中断。人们在节日中的许多行为会违反现行的行为准则或道德观念，可是却不会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因为，这些作法被认为具有纪念某些已经消逝的事物的功能。节日的回忆功能不仅是人类远古生活状态的重演，或曾经是合理的行为方式的再现，而且是人类从日益加剧的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压力中暂时解脱出来的手段。社会走向文明化的过程便是人类用理性、社会约束力战胜人的本能、人的自然属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必须承受日益沉重的文明压力。于是，节日变成某种安全阀，人类本能得以在此期间释放而不受惩罚。不过，文明进程的不可逆转使得节日中的许多变态行为采取了化妆与升华的形式，离其本来意义越来越远。节日可以根据许多宽泛的标准加以界定，这里我们特别强调节日的传统性和集体性。这样，本文所论述的节日的定义便是：节日是按照一定的历法或季节顺序，在每年特定时间或季节举行的仪式或庆典。它被用于庆祝、纪念、重演、预演某些重大事件农业的、宗教的或社会文化的，它赋予个人及其所属宗教的、政治的或社会经济的集团以凝聚力与存在的意义。节日的起源与人类的起源同样古老，其发展受到产食经济形式的强有力限制。中国的悠久历史造成了节日内涵的多层次迭压，但建立于传统农业社会之上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决定着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节日的基本面貌。自仰韶文化所标志的中国新石器革命以来，中国节日的特性总是为农业因素决定着的。农耕制度是人为地再现自然过程以获得食物的经济形式。它与畜牧狩猎经济的差异在于，人们必须经过一个较长周期的劳动，在特定季节获得所需食物。这种周期性的生产方式导致人与自然所构成的宇宙有秩序地循环运行的观念。自然界的四季循环被看作相等或相似于人的生命周期，同样经历着诞生、成熟、死亡、再生这种过程。人们必须顺应自然秩序，在特定的时刻做或不做某些事以防止自然循环的中断，或举行某些仪式以模拟、再现自然循环和农耕过程，确保其顺利运转与交替。伴随这些仪式的，是节日习俗中盛行的土地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以及与农耕有关的鬼神崇拜。从历时过程来看，中国农业的初始形态和农业经济重心的转移对节日格局的形成与变迁起着决定性作用。最早产生于半干旱气候条件下的沟壑纵横的黄河谷地、以黍稷栽培为中心的杂谷型农业与其进一步发展，造就了北方经济在隋唐以前的优势地位。春秋少雨、作物生长于雨量和日照都相对合适的夏季的气候特征决定了古代中国“春祈秋报”的节日模式。在刀耕火种农业阶段，作物生长周期决定着初民的生活节律。被研究者们称为“农年”的时间观念所指称的是这样一种情形：从耕作周期的开始到结束称为一个“农年”，其结束作物收获期可以准确地把握，而其开端则不固定，需根据物候与星象来决定，从而这些星象和物候也就具有标志岁首的功能。(2)当时的岁首大致是在农历春分前后。据考证，中国农民曾将大火星（心宿二）看作标志农耕开始的星辰，它的名称暗示着原始农业春耕前的放火烧荒。当冬至点代替春分点而成为新的岁首标志之后，大火星成为东方苍龙七宿的一部分，转化为雨的象征。(3)农年，作为与后来的历年相对应的概念，显示出早期农民的时间观念并非完全闭合的首尾相接的时间之环，在两个生活周期之间有一段含混的不确定的时间。在这个时段上，古代中国人曾经作出各种确定岁首的尝试，即使在天文学和历法制定十分完备之后。这些尝试在流传至今的节日习俗中仍有蛛丝马迹可寻。农业经济重心在宋代的南移，对以北方文化为基础的节日格局作出了大幅度修正。以插秧技术的发明带动起来的稻作经济的勃兴，凭借多熟制的发展，承受了日益严重的人口压力；对水利的依赖成为几个强盛的历时悠久的统一王朝的坚固基础。文化中心随着经济中心南移，使节日文化中的北方特征受到削弱，新的更加繁忙的食物获得体系的确立，需要更加频繁的祈报祷赛日程表，新的节日逐步分化出来。这种变化表现于寒食节转化为清明节，端午节中纪念屈原的观念和龙舟竞渡习俗的广泛传播等。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今天中国农民所遵从的节日框架基本上是在宋代确立的，而且节日内涵的世俗化进程，也是在宋代开始加快的。道教和佛教是对中国节日文化发生显著影响的两大宗教。道教吸收了中国古老的民间宗教成分，在佛教影响下，使之日益完备，它的本土性使之易于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佛教乘儒家思想之衰敝而来，其异质文化特征使得它必须适当地改变自己的教义与神灵，以适应中国社会。尽管两大宗教各有其独特节日，如道教的上元、六月六、中元，下元，佛教的浴佛、盂兰盆、腊八等，但相比之下，佛教对中国节日的影响更大。不过，在几乎任何情况下，宗教节日为一般中国农民接受，都是以粗糙的直接的祈求转化为间接的更为精致的仪式性象征为前提的。外来民族对汉族节日的影响，以在中原地区建立过政权的北方民族为突出。一般认为，秋千是北方山戎的节日游戏，清明射柳起初是辽代宫廷中的求雨仪礼。元、清两代外族君王则引进了萨满教和藏传佛教的某些仪式与习俗。社会阶层不同，对节日习俗的解释自然存在差异。统治阶层的解释在传统社会中无疑具有权威性和统一性，它们充斥于历史文献。但是，文人士大夫可以在吉日良辰风流自赏地行九曲流觞之礼或登高饮菊花酒，普通群众则不过将自己卑微的愿望诉之于神佛以求得保佑。这种分裂造成了有害的后果，文人往往用合理主义的说教解释习俗的由来，忽视甚至抨击具有悠久文化渊源的民间习俗。然而，儒家学说回避了对超验世界的探索，这使得上流社会有时也不得不皈依于异教的或世俗的神祇的怀抱，以寻求安慰。这就产生了上下交流的契机。屈原之死成为端午节的起因，显然是文人教化的结果，紫姑卜和城隍之为文人所乐道，则无疑显示出强烈的世俗影响。在本章里，我们将按照基本形成于宋代的节日序列，对中国古代节日中的几个重要节日作一简明描述。我们将试图说明存在于晚近中国社会中的这些节日及其习俗，是如何从可以考定的古代节日及其习俗延续、演变下来的。在此，我们想先按季节顺序对整个中国节日框架作出简要概括，以便为我们后面的叙述勾勒出一幅浅淡的背景。1.新年今天的春节是古代官方法定岁首，但在汉代它只是标志新的生活周期开始的关键日期之一。在《史记·天官书》中，司马迁提出了四个岁首日：“凡候岁美恶，谨候岁始。岁始或冬至日，产气始萌；腊明日，人众卒岁一会饮食，发阳气，故曰初岁；正月旦，王者岁首；立春日，四时之卒始”。几千年来，人们一直过着多个岁首并存的生活，但以农历新年最为隆重。本章所叙述的新年涵盖了腊月廿四日至正月十五日这个时段，已经失去岁首功熊的腊日也将包括在内。2.春季节日包括下列节日：社日，是向土地神祈求丰收的节日。唐代以后，尤其是北方逐步固定于二月二日；上巳，古代的性自由与祓禊的节日，汉代以后逐步固定于三月三日；寒食节和清明节，本文将重点介绍这个节日；浴佛节，六朝以来一般在四月八日举行，是与祈雨有关的佛教节日。春季节日与古代祈年仪礼关系密切，在刀耕火种时期，春季节日才是生活周期的真正开始。尽管岁首逐步提前，但节日的祈年意义仍然保留下来。3.夏季节日毫无疑问，我们必须介绍夏季最重要的节日端午节。此时，古代中国人还过并称为“社伏媵腊”的伏日节，它在汉代以后逐步固定于六月六日。这个节日对西南少数民族有很大影响，他们称之为火把节、星回节。在汉族中，这是向祖先报告夏季收成的时刻，而在少数民族则是作物成熟前的祈年祭。4.秋季节日六朝以后，七夕（七月七日），中元（七月十五日，又称盂兰盆节），中秋，重阳，这四大节构成秋季节日的主体。它们与汉代中国充满狩猎气氛的节日形态有很大区别。根据“春祈秋报”的生活节律，节日里充满着丰收的渴望，同时，人们还必须顺应节令举行一些仪式以确保万物的再生。我们只在本文中介绍七夕、重阳两个节日。
    第二节 春节 农历正月初一是古代的新年，又称新正，今天我们称之为春节。它作为古代官方法定岁首，乃汉武帝时代编定的太初历所规定。千百年来，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使得这个法定岁首逐步汇聚了许多其他节日和节日习俗，成为一个送旧迎新的错综复杂的节日。今天的春节节日面貌基本上形成于宋代，那时春节成为自腊月廿四日至正月十五日元宵节，持续一个月左右的综合性的节日。按照习惯，我们将春节分成三部分来描述，即自腊月廿四日（包括腊八）至除夕日，自正月初一日到初七日，最后是元宵节。 一、从腊日到除夕 腊月廿四祭灶神或更早些的腊八食粥，揭开了春节的序幕，人们开始为新年的到来而忙碌，准备食物与扫除。这两个看来很普通的日子，却是远古时代每年最后一次报赛天地诸神的丰收祭的遗风。古时它有很多不同的称呼。汉蔡邕《月令章句》：“蜡祭：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腊”，而以“蜡”或“腊”最为通用。根据郑玄的解释：“腊谓以田猎所得禽祭也”，这个节日的起源可以上溯到采集狩猎时期。有人认为，在秦汉时期，蜡祭才与年终除旧迎新活动发生联系。农历十二月因而被称为腊月，腊也就有了汉应劭所言“新故交接”的意义。(4)同时年终大傩仪也与腊发生了关系，《续汉书·礼仪志》称：“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 1.蜡祭 蜡祭的内容主要记载于《礼记》中《郊特牲》和《月令》两篇。当大火星在西方的天空消逝之后，人们开始田猎以祭祀诸神；各路诸侯派遣使者，头戴草笠，向天子的官员大罗氏贡献鸟兽。最先祭祀的神是土地神和四方神。《郊特牲》写作“先啬”与“司啬”，郑玄认为它们是象神农与后稷那样的农业神。《月令》则说天子到天宗去祈年，并祭祀公社和门闾。陈梦家先生认为，古代祭社神与祭四方神是一回事，(5)所以《郊特牲》中有哪方不丰收就不在那个地方举行蜡祭，只有丰收的地方，才举行蜡祭的记载，而且这也反映出古代轮流祭祀，共享食物的风俗。其次，人们要奉祀农、邮表畷、猫、虎、坊庸等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东西。(6)尔后才是向祖先和户、灶、中霤、门、行等方面的神灵致礼。这是个酬神的节日，也是宣告旧的生活周期结束的节日。在万木凋零的秋季原野上，人们聚集在一起，击着土鼓，吹奏着《诗经·豳风》中的乐章，将丰富的祭品奉献给众神，请求它们享用以保佑来年的丰收。农夫身着黄衣黄冠，主祭者头戴皮弁，身着白色丧服，手持榛杖，腰束葛带。这些装束既象征着万物的成熟与衰败，又表达了人们试图顺应自然规律的愿望。人们认为万物也象自己一样，在经过一个生长周期之后，应该回到它的居所，恢复活力，等待春天到来，重新焕发出生机。于是产生了据说是伊耆氏传下来的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报答神恩之后，人们开始享用丰收的果实，他们相信盛大的宴饮会带来更多的食物，会使神明更加高兴。《月令》将这种宴饮称为“大饮烝”。相传国家与村社在学校中大设宴会，农夫在宴会上接受统治者的慰问，并相互问候，以加强各自的社会联系。同时，传统秩序受到强调，老年人特别为人所尊崇。这固然是为了宣传孝道，巩固宗族团结，但同时，尤其是在后来，这也意味着阶级差别受到排斥。也许正是这种淳朴古风的再现才使孔子在观看蜡祭之后，对弟子描绘出一幅远古大同世界的优美图画。腊祭在后来分化为单个祭祀或节日，汉代以后便不甚受重视了。东汉崔寔《四民月令》所记载的腊日活动仍很隆重，要持续七、八天。腊节前，人们杀猪宰羊，向祖先和门、户等五祀奉献食物。腊日当天要向神供奉稻雁，次日称为小新岁，奉酒迎神下界，向尊长敬酒。象元旦一样，给君、师、耆老拜年。第三天再次献祭，称为蒸祭。过几天还要上坟祭祀亡灵。汉代的腊日定在冬至后第三个戌日。三国时高堂隆说：“帝王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终而腊”。(7)帝王出行时要祭道神（行神），称“祖”；年终合祭众神，称“腊”。元明之后，腊祭日益不为人所重，清乾隆帝最终下令废除蜡祭。(8)不过，腊日习俗多少在民间仍有所保留。
    2.大傩仪 傩是中国古代驱除瘟神的巫术，大傩则是在年终举行的最隆重的、涉及范围最广的傩仪。一般认为傩仪的起源与旱灾、疾病有关，P.本迪克特认为傩的语根是藏缅语中的na，与疾病的语音相同，而汉藏语中，热与疾病的发音也有密切关系。(9)先秦文献中具体描写傩仪过程的记载很少，其典型形式见于《续汉书·礼仪志》：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皂制，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会，侍中、尚书、御史、谒者、虎贲、羽林郎将执事，皆赤帻陛卫。乘舆御前殿。黄门令奏曰：‘侲子备，请逐疫。’于是中黄门倡，侲子和曰：‘甲作食■，胇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十二神追恶凶，赫女躯，拉女干，节解女肉，抽女肺肠。女不急去，后者为粮’。因作方相与十二兽舞。嚾呼，周遍前后省三过，持炬火，送疫出端门；门外驺骑传炬出宫，司马阙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雒水中。方相氏的装束仿自《周礼》。江绍原认为凡是山精、水精、圹精、木石之精、新故丘墓之精都与方相有关。方相本身也是一种鬼魅，即食鬼的鬼魅。(10)十二种驱逐与被驱逐的兽名与神名在当时有不同的记载，但其深层意义至今仍没有较合适的解释。一般的情况，岁终大傩所具有的送旧迎新含义是由这样一种观念支配的，即神鬼本质上是同一的，随着季节更替，神鬼力量也经历着强壮、衰败、再强壮的过程；新鬼与故鬼的对立不仅是善恶对立，而且还意味着新鬼更有力量、更有成效。大傩仪是由于人们认为在新的生活周期开始前，主宰自己生活的鬼神也必须更新，因此，才举行傩仪的。纯洁与新生的象征侲子被用于傩仪中，很清晰地表达了这一点。北宋以前，大傩仪除了增加四门杀鸡羊磔禳的步骤之外，主要内容都没有大的改变。宋代以后，世俗神祇充斥于傩仪中。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傩队中包括钟馗小妹、土地、灶神等，有千人之多。宋代以前的民间傩仪记载得很少。宗懔《荆楚岁时记》载十二月八日“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公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沐浴转除罪障”。从中可以看到明显的佛教影响。唐李绰《秦中岁时记》中已出现了可能是灶王夫妇前身的“傩公傩母”。傩仪在中原地区逐步为社火等其他娱神游行活动所取代，明清时期只是在南方，其传统形式仍较完整地保留着。明嘉靖《贵州通志》：“除夕逐除。俗于是夕具牲礼，扎草船，列纸马，陈火炬，家长督之，遍各房室驱呼怒吼，如斥遣状，谓之逐鬼”。湖南常德府则聘请专职巫师，着假面朱衣敲锣鼓而舞，称为还傩。宋代有种习俗叫“打夜胡”，乞丐们装扮成妇人神鬼，敲锣击鼓，到大户人家去乞钱。清代江浙闽等地仍有此俗。福州仍叫“打夜狐”，江浙称为“跳灶王”，或“跳钟馗”，乞丐装作灶王或钟馗。北京则演变成除夕送财神的习俗。大傩之后，逐去旧鬼，迎入新神，为防止旧鬼扰害，人们创造出门神。门神本是司察小过的小神，一般是指门上装饰的有神秘力量的东西，如鸡、虎、苇索、桃人，郁垒或人神。中国门神演变过程有三个基本方面：形式上由象征性取代了真实性；动植物人格化为神，让位于直接的人神化；功能上祈愿倾向逐步超过威慑倾向。神荼、郁垒在所有门神中影响最大。据说古时有此兄弟二人，在度朔山大桃树下用苇索拘执恶鬼，给老虎吃。(11)D.伯德认为两者的原型是两种植物，荼是一种有刺带苦味的蓟类植物，郁则是郁金香。(12)从除旧布新的意义看，郁是迎接善神的，荼是驱险恶鬼的。另外一种植物门神称桃人，其作用与击邪的桃锥相同。而“锥”的切语是“钟馗”或作终葵，因此，桃人终于在唐代讹变成一个抓鬼的小神钟馗。武士门神在汉代已经出现，广川王的大门就是由“短衣大袴”的武士成庆的画像守卫着。(13)唐宋而后，尉迟恭、秦琼成为最流行的门神，岳飞、庞涓、孙膑等也被某些人用作门神。尉迟恭又称为胡敬德，表明了他的外族血统。宋代袁褧《枫窗小牍》曾谈到当时开封人用戴虎头的番人模样为门神的风俗。卷发虬髯长须的胡敬德与足智多谋的秦琼正好成为荼、郁兄弟的对应物。祈愿功能的扩张使得松柏、葫芦这些象征生命力的饰物出现于明清时期的门扉，同时财神、福禄寿三星等吉神也被贴在门上了。春联据说是五代后蜀时出现，明清以后逐步盛行起来的。其实，唐代人在门上书写“聻”字的作法，可以看作贴春联习俗的滥觞。从根本上说，这都源于对文字魔力的崇拜。总之，门神就象罗马神话中的雅努斯（Janus）神，一面向着过去，驱除已经失去生命力的故鬼，一面向着未来，迎来生气勃勃的新神。 3.从腊日到除夕 在民间，腊日起初固定于腊月八日，而后才是腊月廿四日。腊八节在今天仅仅意味着用八种食物作成的粥，其中掺杂着佛教传说。扬州人认为这天是佛生日，要去金山寺喝一百零八种食物作成的粥。不过，这种广泛的食物陈列无疑会使我们感到这是对腊祭遗俗的新解释，况且农村中保留下来的某些习俗更证实了这点。如清直隶吴桥县在腊八日“合五谷、枣、栗等果品煮粥祭先农、祭先祖”。古代蜡祭百神的作法在有些地方蜕变为家庭巫术，明代刘若愚《酌中志》说：“初八日吃腊八粥，……户牖、园林、井灶之上各方部之”。陕西凤翔县也用粥喂牲口、涂于果木上，据说可使牲口肥壮、果实殷繁。腊月廿四日在宋代称为交年节或小除，主要活动是祭灶。但是，腊祭百神的影子也时有可见，宋代吕原明《岁时杂记》称：“旧俗以为七祀及百神每岁十二月二十四日新旧更易，皆焚纸币……”。《乾隆泉州府志》也说：“俗谓灶神是夜上天，以一家所行善恶奏于天也。又言，此日百神有事上帝，画舆马仪从于楮，具牲馔，焚而送之”。总的说来，廿四日夜祭灶的习俗从汉代以降还是越来越普及。汉代学者一般都认为祭灶神是以老妇为对象的，《史记·封禅书》记载晋巫所祠诸神中便有“先炊神”，张守节《正义》认为“先炊，古炊母神也”。汉武帝听信方土之言，为炼仙丹而祠灶，加上当时广泛流传的阴子方因祠灶而大贵巨富的传说，都提高了灶神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在灶神地位逐步提高的过程中，其形象也由老妇变为“状如美女”的神，而后又演变成灶神夫妇，男神成为主要受祭对象，称“灶王爷”。于是，“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习俗出现了，尽管有些地方灶画上仍为女像，妇女仍是主祭者。祭灶时间在历史上并不固定，宋代以后才基本上集中于腊月廿三、廿四日。历代祭灶方式有丰俭之别，宋时曾有人指责用素菜祭灶的作法，说明那时的祭品还是比较丰盛的。但明清以至近代，胶牙糖和糯米花糖成为祭灶的最流行供品，这起源于宋代之前用酒糟抹灶门的习俗。近代农村祭灶的过程以河南沘源较典型：(14)用香五根、黄表三张，小蜡一对，名曰灶蜡；烧饼二枚，名曰灶火烧；牙饧一块，名曰灶糖；雄鸡一只，名曰灶马；芊草节少许，粮食五种，清水一盂，谓之马草，用以祀灶马者。预买新灶神一张，贴灶前，谓之换新衣。随带黄纸马二张，约方寸许，亦名之曰灶马。一张贴于灶神额上，意谓迎神回宫之马，于元旦黎明焚化。其他一纸即于当日随香表焚化，意谓送灶神升天之马。主祭之人为家长，拜时身后跪一幼子，双手抱鸡（一只。当祷祝时，一手抓鸡颈向草料推送三次，一手将凉水向之倾洒，若鸡战，则谓灶神受马。祭毕，晚汤必食豆腐汤，并食火烧，谓之过小年节。有关腊日的许多别称如小年节、小节夜之类，显示出腊日曾经是岁首的事实，虽然其前身腊祭并没有岁首的含义，因为在农年阶段，丰收祭与岁首之间有着一段漫长的时间。这段时间浓缩地反映于从廿四到除夕夜这段被崔寔称为“群神频行”的、日常生活秩序失去作用的日子里。祭灶神宣告新年开始了，在除夕或正月中的前几天，神祇更新了力量，被恭迎下界。这种交替为反秩序行为，尤其是性关系上违反常理的行为制造了借口。明清以来，各地都普遍流行着所谓“乱丝日”的习俗。《山西临晋县志》载：“自腊月廿四至除日，民间纷纷嫁娶，云诸神朝天，百无禁忌”。记载泉州习俗的《温陵岁时记》解释说：“俗每于除夕婚嫁，谓是夕火盆光，不必卜吉，百无禁忌。然大半是蓬门之女，或丁壬错避，摽梅过期者”。无力负担繁重的嫁娶费用的农民，利用传统赋予的权力完成了日常生活中受耻笑的事，传统成为减压阀，而这种传统在更早时期所指的必定是更为自由的性关系。食物馈赠自进入腊月便开始了。宋代周密《武林旧事》记杭州风俗：“入腊以来，馈岁盘合酒担羊腔，充斥道路”。这种馈赠现在大多是在新年元旦之后举行。除夕这天，各家各户的门神、桃符或春联都更换完毕，屋舍打扫一新，节日所需食物也准备就绪。全家人聚集在一起，举行宴会，称为“送岁”；有的地方，人们相互走访，称为“辞年”。宴席上，后辈向尊长行礼，也称为辞年；年长者则用彩绳串钱及糖果赠送家中的儿童，称为压岁钱、压岁果子。北京人把用朱绳串编为龙形的放在床脚的钱也称为压岁钱。现在盛行于全国各地的守岁习俗，一般都认为起源于唐代，徐坚所编《初学记》录有唐太宗所作守岁诗。宋代更有“守冬（指冬至）爷长命，守岁娘长命”的谚语。除夕之夜，家家灯火通明，庭前有用各种材料燃起的长明火，午夜则爆竹声不断，有的还敲锣打鼓，彻夜不停。伴随着这音响的巨大轰鸣，人们以激动不安的心情迎来了新的一年的第一天的黎明。
    二、新年 新年是充满欢乐激动、恐惧不安和渴望祈求心情的混合物。农民们充分地展示自己的劳动成果，做出各式各样丰盛的食品，举行无数次宴饮，邻里戚友之间相互邀约与馈赠。以拜年为主的广泛活动加强社会联系，尤其是加强姻亲联系的努力，反映了人们试图巩固本人及家族的社会地位的强烈愿望。丰盛食物首先是为了奉献给神鬼，天神、祖先频繁地降临人世，人们不厌其烦地向他们顶礼膜拜，以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在新旧交替的混沌状态中，人们创造出一系列禁忌、巫术。一方面，人们期望着由于遵循了烦苛的禁忌而使自然秩序顺利恢复其旧有的轨道；另一方面，节日期间的风雨阴晴成为人们预卜一年农事活动成败的先兆，同时，人们还施展巫术以逃避或防止老鼠、蝗虫、疾疫的危害。娱乐活动充满着竞争意味，成为家族、村落或个人在一年中成败的先兆。这许多的行为与习俗构成了一幅五彩缤纷的节日画面。自从中央集权制度确立之后，元旦朝会就一直是封建国家显示与强调统治秩序的绝好机会。以汉朝为例，在夜色未明时，文武百官就按等级依次手持各种象征性礼物如璧、羔等向皇帝奉献。远方属国派使节向皇帝祝贺新年，各郡县也派使节向皇帝汇报本地的年成、税收等情况。行礼如仪，山呼拜舞之后，皇帝赐宴，然后进行称为“鱼龙漫衍”的歌舞杂技表演。(15)中国社会的家国同构性，使官方典礼在民间各家族内部模拟性地再现。宗懔《荆楚岁时记》写南朝风俗：“于是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拜贺习俗在今天演变成广泛的拜年活动，而这些有卫生作用的食物在宋代之后也发生衍化。《乾淳岁时记》记南宋时风俗：“如饮屠苏、百事吉、胶牙饧……等事，多率东都之遗风”。明清时代，北方多于元旦食饺子、馄饨，南方多食汤圆，其形制与名称都带有强烈的象征意义。饺子又名扁食，取义于更岁交子之意；馄饨象征着新旧交替时的混沌状态；而汤圆据说是象征着团圆。元旦黎明，数声开门炮仗响过，频繁的拜年活动便开始了。唐代释道世《法苑珠林》已载：“唐长安市里，每岁元日已后，递饮食相邀，号为结坐”。现代关于拜年活动的称呼有很多，如天津的“吃年茶”，安徽怀宁的“庆节”等。有些地方，拜年时更重视吉利与否，而不那么讲求丰盛，如广东潮州人往往相互赠送柑橘，意为大吉。士大夫之间在宋代兴起一股相互投递名刺的风气，尽管相互之间平日并不熟悉。据说司马光对这种风气曾加以抨击，但终于愈演愈烈。清代戴璐《藤荫杂记》称，当时各衙门都贴有“概不贺节”的告示，而上门投刺者依然络绎不绝。姻亲关系在拜年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妇女在新年里要遵守许多禁忌并且要操持家务，所以，女婿拜岳家、与甥舅之间的拜望受到特别重视，尤其是新婚或已订婚的家庭。湖北黄陂的规矩是初一拜本家亲戚、初二拜母舅，初三拜岳家。江苏淮安则是在初二、三日由岳家宴请女婿。厦门人把初六称为女婿日。初三在有的地方称为小年朝，北方则把初五叫作“破五”，它们都标志着节日的一个段落，人们于次日开始做些日常工作。如北京人在初五将插有松柏枝、点缀着金钱、枣栗、龙眼等的年饭撤掉；商人们则在迎财神之后开始营业。表示结束的其他方式则是作些与元旦那天相同的事情，如再吃一顿饺子，或不扫地，不汲水等。初七日在六朝时曾是隆重的节日，称为“人日”。其起源，据三国时人董勋说，是将六种动物和人分配于年初七天的结果。有的日本学者则认为七日是新月初升的日子，古人对此印象深刻，因而以此日为节。一般说来，其性质与上述初三、五日相似。《荆楚岁时记》有北方人从元旦至此日不食故菜，惟食新菜之语。在宋代还附加上了送穷习俗：“人日前一日扫聚粪帚，人未行时以煎饼七枚覆其上，弃之通衢以送穷。”(16)据宗懔记载，七日还要吃七种菜做的羹汤，这与腊八食粥的习俗相似，今天湖北云梦、广东海丰等地仍有此俗。这天还要作人形的装饰品以及登高，后世已很少有人这么做了。元旦期间，人们除了相互酬酢之外，还须满足各路鬼神的需要。首先，任何一个家庭都须在元旦清晨向祖宗叩头，天天拿最好的饭食供奉他们，直到新年结束。其间还要扫墓，称为上年坟。在适当的时候，人们要将灶神“接”回来。财神降临在东南地区叫作“接路头”，它与古代的行神关系密切。北京人多在初二祭财神，还纷纷去广宁门外的财神庙“借钱”。其他一些次要的神便合而祭之。北方有所谓“天地桌”。北京人从除夕起便在庭院中设长案，供群神全图，叫作“百分”，直到初五或十五才撤去。有的地方在长竿上悬挂黄纸，树立庭中，称为“接天神”。厦门将初四称为天神下降日。初七、初八日南北方都有看参星或祭星的活动，或祈长寿，或占验收成。广泛的祀神活动使庙宇寺观成为游玩交易的场所，这便是所谓庙会。苏州人有烧十庙香的习惯，北京人则去东岳庙、吕祖祠、白云观等处烧香游乐。新年期间人们要遵守一系列禁忌，最主要的是与水、火、食物有关的禁忌。许多地方严格禁止汲水，向邻居借火，要持续几天，后来则仅在元旦禁止这么做。食物禁忌与上述习俗有关，贵阳有元旦不生火、吃冷食的作法，北京良乡有三日内不煮生、不煎炒的禁忌；淮安地区初五以内不煮粥，因为元旦喝粥出门会遇雨。在广东海丰、江西万载等地有元旦不食荤腥的禁忌。新年送穷的习俗，肯定起源于很久远的时期，实质上反映的是新旧更替的观念。六朝以至唐代，一般都是在十五日或正月晦日送穷，韩愈等还曾写过《送穷文》。另外，《荆楚岁时记》记载着称为“乞如愿”的习俗：“以钱贯系杖脚，回以投粪帚上，云‘令如愿’”。近代泉州仍有此俗。《温陵岁时记》载：“泉俗则于除夜扫室中，污秽积户侧，不敢摒于外，曰求如愿，元日亦然”。江苏嘉定等地则称为打灰堆。由此派生出元旦不扫地、不将垃圾弃于门外的禁忌，并且与正规的“送穷”习俗发生联系。如广东海丰将初三称为“穷鬼日”，清晨将垃圾扫到外面粪堆上，点燃纸钱香烛，放几声鞭炮。陕西韩城初五日不许出门，将新肉或麻豆放置锅中烧烤，称为“崩穷”。元旦期间祈求农业丰收的巫术，颇为盛行。《齐民要术》载：“正旦鸡鸣时，把火遍照五果及桑树上下则无虫。时年有桑果灾生虫者，元旦照之免灾”。这种作法现代仍很盛行，与之相类似的是所谓“烧田财”或“烧田蚕”。宋代诗人范成大曾咏其事：“乡村腊月二十五，长竿燃炬照南亩，近似云开森列星，远如风起飘流萤”。农民们根据火把的颜色与燃烧方向占卜本年收成好坏。这种习俗在除夕到正月十五日内各地都有，它的另一种演化形式是“烧松盆”。清代顾禄《清嘉录》载：“是夜（廿五日），乡农人家各于门首架松柴，成井字形，各屋举火焚之……”。火的运用表明了农民对生命力复苏的渴望。正如范成大所咏：“将迎艳阳作好春，政要火盆生煖热”。新旧交替在其中表现为光明与黑暗，温暖与寒冷的对立和斗争。由各种征兆判断年成好坏的方法，可谓琳琅满目。《史记·天官书》载有魏鲜所收集的元旦风向具有的各种意义，而且一日的各时段都对应着各种农作物的丰歉。此后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更多，有用称量江水来预测的，有听声音占验的，甚至还总结出一套元旦早上听声音的繁琐程序，称为“响卜法”。新年中的竞赛游戏如打球、拔河之类，在起初都有神秘的象征意义，其胜负具有决定地区、家族或个人某年是否顺利的含义。在闽粤某些地区更保留着大规模斗殴的习俗。娄子匡《新年风俗志》载，广东番禺有所谓“打仔”的风俗。在村外荒野中，儿童与成年人分组，各以拳棒互斗，决出胜负以占卜本年是否吉利，往往闹出人命。各式各样的赌博也在这种日常行为规范遭到破坏的情形下为平日最严厉的家长所允准。
    三、元宵节 元宵节又名灯节，道教称为上元节。唐宋时代，灯节的出现常常被看作与佛教有关。《提要录》称：“唐以前岁不常设，烧灯多出佛书”。(17)现代的研究者并不否认佛教因素在灯节形成过程中的促进作用，但更多着眼于灯节中火崇拜的特殊含义。灯节最重要的方面是其祈年意义。从形式上看，新年期间普遍的“烧田财”习俗以及西南少数民族在秋季收获前举行的火把节，都与灯节燃灯关系密切，或者说是元宵燃灯的初始形式。如果把春秋季燃火把祈年的活动与第一节中我们指出的早期农耕时期的“大火星”崇拜相对照，那么，灯节显然就是刀耕火种时期烧去田间草木并开始播种的原始生活习俗的高级转化形式。元宵节舞龙灯的活动也表明了灯节固有的祈年意义。其次，大傩仪中火的重要作用，使得燃灯活动又有着驱除邪秽的含义。鱼龙漫衍和角抵戏等汉代大型歌舞、竞技表演，是后世元宵社火的直接源头。古代作者及民间传说常常将元宵节的起源上溯至汉代，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汉代蔡质在《汉官典职仪式选用》中写道，在元旦朝会的表演开始时，有名为舍利的野兽从西边上场，舞蹈跳跃一番，跃入殿前水池，化为比目鱼，然后又化为黄龙，重新舞蹈于庭前。随后是杂耍表演。汉代而后，这方面的记载很少，直到隋朝，从柳彧的谴责性奏疏里我们才又见到民间正月十五日的热闹景象：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以秽嫚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广幕凌云，袨服靓妆，车马填噎。胥醑肆陈，丝竹繁合，竭资破产，竞此一时”。(18)隋炀帝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反而为了向外国使节夸耀天朝的富足，每到正月十五日便在皇朝内外张灯结彩。唐代在正月望日前后三天取消京师戒严令，寺观与街道都挂起灯笼，还起造高达百尺的大棚，全体市民盛妆出游。宋代皇帝大概是最热衷灯节活动的统治者了，自赵匡胤以下几个皇帝都曾亲自主持观灯仪式，在城市中灯节持续时间也由三夜增加到五夜。灯节的准备活动在冬至前后便开始了，开封府搭起大棚，棚内彩山上画有神仙故事和市井人物。彩山旁搭成文殊、普贤菩萨像，其手指直通彩山顶部。人们用辘轳将水绞上山，然后顺手指放下。山棚门柱上用草把绑成游龙形状，上面密插灯盏，甚是壮观。十五日当天，各种社火队伍纷纷出动。据吴自牧《梦粱录》记载，表演的节目有乔亲事、乔迎酒、仕女、杵歌、诸国朝等。皇帝在十六日夜亲临宣德楼，或处决或赦免罪人，以宣扬自己的威德。同时，各寺院挤满了烧香礼忏的富豪和平民百姓。此后的历代皇帝不再对灯节抱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而民间的热闹景象更多地见诸明清的各类文献中。所有的社火表面上都以娱神为目的，农民抬着本地区的诸神塑像走村串户。以泉州为例，当地的绅士出面集资，招募人员，组成迎神巡游的队伍。前队是旗鼓手队列，前导以手执刀枪的人群，而后是叫做台阁或软棚的有优伶儿童在上表演的戏台，最后是各类神祇。神灵队伍由道士开道，将军、元帅之类神像居左右保护，中间是八抬大轿的通淮关大帝、花轿吴真人、南门天妃等。夜晚，群神巡游之处，村民须点燃灯、火把和香出迎，灯上写风调雨顺之类吉语。贫苦的地方则把当地的土地神抬出巡游，以祈祷丰收。舞龙灯队伍的形式与之相似。如四川泸县的龙灯队列，前有鱼兵灯、虾将灯等为前导，大摇大摆，徜徉过市。街道两边的人持花炮向龙灯燃放，锣鼓喧天，火星乱溅。耍龙灯的人赤臂跣足，盘旋跳跃，口含橄榄以解热毒。收场时，龙灯已烧得片甲不存。这也许象征着龙脱离潜伏状态，飞翔上天，普施甘霖的过程。现在我们见到的舞龙常常有灯作前导，这象征着太阳，其意义是相似的。在某些地方，龙灯起着土地神一样的作用，所到之处，村民用香案迎接，祈祷求福。元宵舞狮是受佛教影响而产生的，其目的与傩礼相同，其风格有南北之分。北方舞狮是人与狮斗，南方则是狮与狮斗。广东翁源人选用武艺淳熟之人，头戴狮形面具，盘旋舞蹈之余，作举拳棒相斗之状，颇有“古傩遗意”。社火活动同时也是表现农民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方式。湖北彝陵地区在元宵节时，有的少年装扮作女子，唱采茶歌；还有的女子装扮作农妇，表演插秧。虽然这种作法带有乞讨性质，但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示范教育意义。农事活动的预演既鼓励人们努力工作，又含有祈望年成顺遂的巫术意义。由于灯与丁音近，因此很早就有送灯或偷灯以祝愿生子的习俗。《岁时广记》引《本草》称，宋时人认为正月十五日的灯盏可以使人生子，若夫妇共同去别人家偷来，放置床下，当月可怀孕。陕西凤翔县在元宵节，家家请女儿、女婿吃饭，称为吃十五，并送灯送油，称为添油。广州地方还有在庙中集体供奉灯盏，叫做“请丁”的习俗。元宵放偷是一种别致的馈赠形式，它是原始共产制的折射。宋代洪皓《松漠纪闻》载，当时北方金人自契丹人那里承袭了一种放偷习俗。有的主妇明目张胆地率领婢妾到别人家去，趁主人迎客时偷东西。第二天主人家用茶食糕点上门赎取。明代郎瑛在《七修类稿》中提到扬州也有此俗，而清代广东文昌县仍存在“元夕偷青以受詈为祥，失者以不詈为吉”的习俗。火树银花的元夕之夜，人们都涌到通衢闹市去观灯游玩，其中妇女“走百病”或“走三桥”的习俗尤为引人注目。张鷟《朝野佥载》在描述唐睿宗先天二年的夜游盛景时写道，官府选拔长安、万年两地少女千余人在灯轮下踏歌三日。后来，这种习俗带上了强烈的巫术色彩。《清嘉录》载：“元夕，妇女相率宵行，以却疾病，必历三桥而止，谓之走三桥”。所却之疾主要是无子。江苏如皋县妇女在元宵夜拾得桥边的砖石回家，据说可以得子。北京的“走桥”更有着明显的男性生殖器崇拜意味，明代刘侗《帝京景物略》载，妇女着白绫衫，到各城门摸门钉，认为可以生男孩，称为“摸钉儿”。这种习俗可以上溯至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实行族外婚而形成的带有色情特征的典礼。(19)随着社会的发展，它以巫术的形式保留下来，但其中强烈的生育意愿，则从历史的尘埃中折射出它的初始形态。元夕的妇女们还要迎紫姑，这是一种具有双重含义的习俗，有的传说表明它是为祈求蚕事顺利而兴起的，有的则表露出传统社会中正妻与偏房的矛盾。(20)各地对这种作法的称呼也有不同，无锡称“门臼娘娘”，苏州称“坑三姑娘”，山东邹县称为“邀厕姑”。紫姑卜在唐宋时演变成不受时间限制的扶乩，为上层社会所信奉。段成式《酉阳杂俎》中的扶乩形式沿用至今：“黄之侨人郭氏，每岁正月迎子姑神，以箕为腹，箸为口，画灰盘中为诗，敏捷立成。”民间妇女的占卜工具及形式有很多。范成大《上元纪吴下节物》诗注：“俗传正月百草灵，故帚、苇、针、箕之属皆卜焉，多婢子辈为之”。一般情形是束物为人形而卜。据《帝京景物略》载，两女童扶掖用苇扎成的人，以马粪供奉它，敲鼓，并唱《马粪香歌》。祝祷之后，苇人跳将起来，若未倒便是吉兆。厦门的祭娘娘习俗是未婚少女用瓜果等物对厕而祭，并且唱些男女相欢、翁姑残虐的歌曲。大约在宋代，猜灯谜成为观灯时一项有趣的活动。《清嘉录》记苏州猜谜盛况：“城中有谜之处，远近辐凑，连肩挨看，夜夜汗浸，入夏乃已。”猜谜活动有着非常古老的起源，并且在当时有着特殊的意义。苏联符号文化学家V.N.托普洛夫（Toporov）在比较了斯堪的纳维亚的史诗埃达（eda）、中世纪伊朗Rivāyat史诗以及古印度吠陀中的问答形式之后指出，这种猜谜活动在原始社会时期出现于新旧交替的宇宙生成仪式中，其作用在于人类试图通过对宇宙和人类起源的审视超越混沌状态从而过渡到正常的、日常的宇宙秩序。(21)在有些民族中，作谜的一般时间是12月至1月6日，由老年人作指导，其内容从有关人的主题开始，随着时间向新年的推移，以宇宙观告终。中国屈原所作的《天问》和它相似。他还指出，这种古典形式后来演化成儿歌、占卜、谚语、数数游戏等。
    第三节 寒食与清明 寒食节与清明本是毫不相干的，前者是有着远古生活遗迹的冷食与改火的节日，后者本是节气名称，唐宋时才正式成为一个以敬祖为中心的节日，并最终取代了寒食节。这种演变反映出节日习俗的存亡兴替，也是由于两个节日的日期非常接近。 一、寒食的起源与演变 寒食节是载入官方祀典的改火仪式与实际的民间禁火寒食习俗的综合物。冷食习俗折射出先民曾经历过的食物匮乏阶段，改火仪式则标志着新耕作期的开始，它们在时间上是紧密相连的。有关民间寒食习俗的记载几乎是突然地出现于东汉的文献中，它们主要集中于今山西地区，与介子推传说相关联。桓谭《新论》写道：“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虽有病缓急，犹不敢犯，为介之推故也”。曹操在《明罚令》中更明确地指明了这种风俗的分布范围：“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后百五日皆绝火食”。即使在寒食习俗颇为盛行的唐宋时代，其传播范围也不出北方。《提要录》载：“秦人呼寒食日为熟食日，言其不动烟火，预办熟食过节也。齐人呼办冷烟节”。《翰府名谈·洁惠侯庙记》也称：“自兹其日为寒食也，迄今天下皆如此，自洪河之北尤重此节。”洪河在今河南南部，注入淮河。《岁时杂记》则称：“绍圣年来，江淮之南寂无此风。”现在，我们在江南地区仍可见到寒食习俗的影子，这可能是历史上移民与文化交流的后果。东汉末年蔡邕的《琴操》最早详细叙述了介子推火焚而死的事迹并使之与禁火相联系。当然，这种解释性传说不是寒食节的真正起源，但它却赋予山西地区的寒食习俗以神圣意义，长久地沿袭下来。当地的寒食曾长达一个月，只是在自汉以下的历代守土官和帝王如周举、曹操、石勒等的严厉禁断之下，才最终固定为寒食三日。改火仪式在先秦文献中有较多记载。《论语·阳货》篇记载宰予的话：“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值得注意的是，宰予将作物生长周期与改火时间相联系。《周礼》中有两条重要的记载。《秋官·司烜氏》说：“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夏官·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季春出火，民咸从之；季秋内火，民亦如之。”两相对照，可以看出两点：一是修火禁于中春在前，出火于季春在后，二者紧密相连；二是春秋出火、内火同样显示出改火的周期是一年。《后汉书·周举传》李贤注解释改火：“龙，星，木位也，春见东方。心为大火，惧火之盛，故为之禁火。”他解释的实际上是远古时大火星崇拜的演化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在第一节中我们已经指出大火星（心宿二）对原始农业阶段的农民的重要性，上引《周礼》所谓“季春出火”与“季秋内火”是古人对大火星在天球上视运动过程的隐喻性说明，而当苍龙七宿崇拜代替了心宿二崇拜之后，就产生了许慎《说文解字》中有关龙“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的解释，寒食禁火也就有可能被解释成害怕火盛而伤龙的行为。总之，无论是火星还是龙星崇拜，都是实际农耕生活需要的表现，由火向水的转换反映了农业发展的过程。灭去旧火，实行斋戒，再升起新火的习俗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欧洲的四旬斋、南美亚马逊河流域的塞伦图（Sherento）族，在旱季结束前的三周斋戒，都是与中国寒食相类似的习俗。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在这些习俗中存在着如下的抽象对立因素：冬∶春=天∶地=生∶熟=自然∶文化=稀缺∶丰盛=黑暗∶光明。他还指出，寒食中的斋戒是实际经验的象征，冷食无疑是冬春之际食物匮乏的反映。(22)他的看法是正确的，尽管寒食习俗几经演变，但农民的贫困仍为实际的“寒食”行为提供了根据。四川《彭水县志》：“十一月剪草覆屋，乏食者采蕨于山，至春三月乃止”。唐宋时期，官方的改火仪式是相同的。钱易之《南部新书》卷二：“长安每岁诸陵至清明尚食，内园官小儿于殿前钻火，先得火者进上，赐绢三匹，金碗一口”。钻木或以阳燧取火，既表明对远古生活的回忆，同时也象祭祀时“器用陶匏”一样有着神圣意义。宋代寒食的民间习俗已不那么严格了。《岁时杂记》记开封寒食：“去冬一百三日为炊食熟，以当禁烟则饔飱先具也。而以是日沐浴者，因其炊熟之盛，又从此之日无燂汤之具也。庆历中，京师人家庖厨灭火者三日，各于密室中烹炮，尔后稍缓矣”。宋以后的寒食习俗渐渐只是意味着节日的特殊饮食。晋陆翙《邺中记》大概是最早谈到寒食中特殊食物的：“寒食之日作醴酪，煮粳米及麦为酪，捣杏红煮作粥。”直到唐宋时期，人们仍在食用这种凉大麦粥，但佛道教义已开始对某些食物作出宗教解释。宋代有所谓杨桐饭，后来在江南很风行。《寒陵总记》载：“杨桐叶细冬青，临水生者尤茂。居人遇寒食采其叶，染饭，色青而有光，食之资阳气，谓之杨桐饭。”佛教认为此种饭为目连奉母之食。此外，还有用青艾、嫰蒌蒿、藜藿等作饭食的。明清时，有的地方仍有寒食遗俗。山东邹平县“以正月所积面点磨为粉，合家食之，不举火。”《清嘉录》记苏州清明习俗：“儿童对鹊巢支灶，敲火煮饭”，称野火米饭。
    二、清明节：再生的渴望 唐宋以降，清明节代替了寒食节，成为以祭祖扫墓和郊野踏青为中心的全国性节日。清明扫墓本是民间习俗，它在经典中有无根据，曾是儒士长期争论的问题。可以肯定，它与古代社日有密切关系。崔寔《四民月令》：“二月祠太社之日，进韭卵于祖祢。”在奉祀土地神时同时要向祖先奉献，这无疑是扫墓习俗的滥觞。清代顾禄在《清嘉录》中指出：“窃意后人因后土之祭而并祀祖先尔”。扫墓与社日的联系，我们从后世城隍神驾临厉坛祭鬼的习俗也可略见一斑。开元廿四年（736年）四月，唐玄宗下诏允许官员寒食扫墓，此后的几个皇帝接连颁诏许官员请假上坟。五代时皇帝开始亲自在寒食时上坟。《新五代史·晋出帝纪》：“天福八年二月庚午，寒食，望祭显陵于南庄，焚御衣、纸钱”。注家评道：“焚衣野祭之类，皆闾巷人之事也，用之天子，见礼乐坏甚。”这些痛心疾首的非议并未使皇帝引以为戒。《东京梦华录》载：“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都城人出郊。禁中前半月，发宫人车马朝陵，宗室南班近亲亦分遣诣诸陵坟享祀。”元明以后，扫墓之风遍及全国，清明节因此得鬼节之名。明代刘侗《帝京景物略》记北京风俗：“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担提尊榼，轿马后挂楮锭，粲粲然满道也。酹者、哭者、为墓除草者焚楮锭，次以纸钱置坟头。望中无纸钱则孤坟矣。”官府在清明则招请城隍神到厉坛，奉祀孤魂野鬼。以苏州为例，《清嘉录》载：“清明日，官府到虎邱郡厉坛，致祭无祀。游人骈集山塘，号为看会。会中之人皆各署吏胥平日侍奉香火者。至日，各舁神像至坛。……每会至坛，箫鼓悠扬，旌旗璀灿，卤簿台阁，斗丽争妍。民之病愈而许愿服役者亦多与执事，或男女缧绁装重囚，随便至坛，撇枷去杻以为神赦。”浙江金华县有城隍散粮之俗，行事者作小鬼状，执神像游城，抢夺商贩财物，到北郊焚化纸钱，祭祀孤魂野鬼。俄国学者M.索科洛夫在《俄罗斯民俗志》中对这类春季庆典所作的解释，有助于我们认识清明上坟的含义。他指出，自然界在春天的复苏使人们认为死去的亲人也会再次复活，并在当地事务上给人帮助。但要通过使用象征再生的熟鸡蛋所行的巫术，死者的来访才会顺利。他们在墓上将蛋敲破，或者把它扔在身后。涕泗交流之后，他们便与故人共享食物与欢乐了。(23)有趣的是，以鸡蛋祀祖的习俗在我国也长期存在，除了上面提到的汉代进韭卵于祖祢的记载而外，清代山东荣成县也有清明时令儿童持香楮、小燕、熟鸡蛋去土地祠供奉的作法。清明出游踏青与古代上巳节男女在郊外自由交往的习俗有关。唐高宗于龙朔二年曾下诏斥责：“或寒食上墓，复为欢乐，坐对松槚，曾无戚容，既玷风猷，并宜禁断。”(24)但郊游之风反而愈演愈烈。吴自牧《梦粱录》以生花妙笔描绘了宋时杭州清明野游的盛景：“宴于郊者，则就名园方圃、奇花异卉之处；宴于湖者，则彩舟画舫，款款撑驾，随处行乐。此日又有龙舟可观，都人不论贫富，倾城而出，笙歌鼎沸，鼓吹喧天，虽东京金明池未必如此之佳。”不过，普通农民在大部分情况下，无非是同姓乡民聚集于家族墓地，奠祭之后共享微薄的祭品，随后便散去了；或许有人会醉舞狂歌，以此作为紧张耕作前的娱乐；讲究点儿的大家族会在宗祠里唱几天戏，以展孝思，以娱族众。郊游时采回花草插于门上、头上，在清明节时非常普遍，尤以插带柳枝为多。《岁时杂记》记宋代风俗：“今人寒食节，家家折柳插门上，唯江淮间尤盛，无一家不插者”。《清嘉录》也说：“清明日，满街叫卖杨柳，人家买之插于门上，农人以插柳日晴雨占水旱，若雨，主水。”显然，插柳活动有祈年意义，河南孟津人甚至将青苗插在麦地里以祈年。从本质上说，这些都是对生命力复苏的渴望。总之，无论是寒食改火，还是清明扫墓都表达了人们对生命再生的渴望。随着时代发展，其更新意义都被忘却了：改火仪式已湮没无闻，扫墓祭祖被看作追念先祖、教育后人，团结同族的表示。
    第四节 端午 一、端午源流 端午节与夏至节有密切联系。晋代周处《风土记》：“俗重五日与夏至同。”这是因为二者同处于农历仲夏，而且许多习俗是相同的。《续汉书·礼仪志》称：“仲夏之月，万物才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楙。其礼：以朱索连荤菜，弥牟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夏至、冬至是太阳运行周期中重要的转折点。在中国人心目中，夏至是“阴阳争，死生分、血气散”的危机关头，人们要斋戒，采取某些活动以顺应阴气将升、万物肃杀的自然秩序进程。据《续汉书·礼仪志》，夏至时禁止燃大火、用炭鼓铸，并且浚井改水。还要用蒲剑、艾人、朱索、桃印等压制邪气，防止瘟疫。随着时代的发展，民间对夏至的重视逐步转移到端午节，上述的斋戒活动早已不见了，龙舟竞渡习俗却成为端午节的主要内容之一。由于夏至的存在，整个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