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非文学史 作者：中国作家协会
    亚洲和非洲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大陆，土地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复杂；历史悠久、文化传统源远流长。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这一地区众多民族所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学，都是世界文学宝库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亚非是人类文化的发祥地，也是世界文学的摇篮。当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还处在混沌蒙昧阶段的时期，在非洲北部尼罗河流域的古代埃及人，在西亚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古代巴比伦人，在南亚恒河流域的古代雅利安人，在东亚的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古代汉人，就已进入了氏族社会末期或奴隶社会初期，创造了人类最早的精神文明，结出了世界文学中最早的硕果。这一时期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史诗、诗歌、戏剧、宗教箴言等等反映出人类童年时期的历史印迹，表现出古代人类为征服自然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记载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重大变革，尤其可贵的是它还最先传达出社会阶级斗争的信息，反映了奴隶们对奴隶制度的不满与反抗的情绪。它代表了古代世界文学的最高成就，成为人类历史上珍贵的精神财富。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亚非一些国家和民族，在公元前三、四世纪就开始跨进了封建社会，创造出灿烂的封建文化。到十世纪左右，亚非一些主要的国家、民族相继进入了封建社会。由于高度发展的封建政治、经济、军事，亚非地区出现了一些强大的封建帝国(如阿拉伯帝国、印度孔雀王朝、中国的汉王朝和唐王朝等等)，对中古世界历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亚非中古文学随着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也得到了发展和繁荣。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有丰富的民间口头创作，还涌现了大批优秀作家的作品；不仅题材多样，深刻地反映了中古亚非的社会面貌，而且形式多彩多姿，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世界文学。亚非中古文学取得了当时辉煌的文学成就，它的优秀作品成为千古绝唱的文学典范，对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十五世纪起，亚非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十七世纪以后，亚非地区相继遭到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害，到十九世纪，除日本以外大多数地区和国家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亚非地区进入了近代史时期。由于西方殖民主义者野蛮的殖民统治，亚非优秀文化遭到了严重的摧残，有的甚至濒临消亡的境地。虽然如此，亚非近代文学在各民族的反殖民主义、反封建专制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仍然取得了新的成就。它在继承东方文学优秀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吸取西方先进的民主文学的营养，创造出近代民族文学的新成果。
    十月革命的炮声使世界历史发生了转折。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亚非人民觉醒，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迅速改变政治落后的局面。政治形势的变化，带来了亚非文学新的发展。在广阔的亚非大地上涌现了大批优秀的作家，他们创作了大量成功的作品，为争取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为争取民主、自由的政治局面和繁荣民族文化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一些国家(如中国、日本、朝鲜、印度尼西亚等)由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出现，也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有力地配合了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亚非各国人民进一步觉醒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出现了亚非文学新的复兴。亚非文学已在当今的世界文学百花园里重放光彩......
    二、小说
    随着黑非洲社会矛盾的复杂化和生活的动荡，民族意识迅速发展。用一种大容量的新的艺术形式，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细腻地反映千姿百态、变化万千的社会生活，不但成为必要，而且有了可能。这种大容量的新的艺术形式，就是小说。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在黑非洲民族解放斗争时期的现代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取得很大的成就，出现了一批在非洲乃至在世界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
    列涅·马兰(1887-1960)是塞内加尔用法语创作的安的列斯作家，著有《巴杜阿尔》(于1921年获龚古尔奖)。正如作品的副标题所示是“一部真正的黑人小说”。小说的故事发生在原法属赤道非洲的殖民地乌班吉沙利的一个村庄。故事描写了殖民主义者如何“闯入”这个地区，如何强行“传播文明”，以及如何“改变”了当地原来“落后”的生活秩序。小说反映的生活是真实的，揭示的主题是深刻的。殖民者的所谓“传播文明”，实质就是强盗式的掠夺和残酷无耻的剥削。在小说中，作家有如下的议论：“文明呵，文明……你在累累白骨上建立起自己的王国，你是践踏法治的强权……你所到之处，生灵无不遭殃”。这是饱含血泪的控诉。小说的这种强烈的反殖民主义倾向，虽然使作家遭到殖民当局的审判，但却对塞内加尔以及西非各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是在马兰的《巴杜阿尔》所奠定的政治方向的基础上，塞内加尔三十年代文学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倾向加强了，并在五十到六十年代得以发扬光大，产生了桑贝内·乌斯曼那样代表非洲人民向殖民主义提出控诉的著名作家。
    桑贝内·乌斯曼(1923-)是塞内加尔成就最大的著名作家。在小说创作方面，为塞内加尔文学增添了国际声誉。他著有长篇小说《黑色的码头工》(1955)、《塞内加尔的儿子》(1957)、《神的儿女》(1960)、《全民投票》(1964)等。此外，桑贝内还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和两部中篇小说。
    桑贝内的文学创作，是与他自己的生活经历分不开的。《黑色的码头工》，就是根据他在马赛港口当码头工人的切身经历写成的，具有自传性质。《赛内加尔的儿子》在思想性上更强，在艺术上也更成熟，第一次显示作家的现实主义创作才能，塑造了具有代表性的有觉悟的非洲青年知识分子的先进典型乌马尔·法伊。为了使自己的同胞不再受殖民者开设的土产收购公司的剥削，乌马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法军退伍，回到故乡，组织了一个合作农场，自产自销农产品。于是乌马尔和他组织的群众，同殖民当局发生了冲突。最后，他本人被殖民者残酷杀害。作者借故事中的人物戈米斯的口指出，“乌马尔梦寐以求的理想你们是知道的。他希望你们联合起来。因此他被杀害了……是我们把力量联合起来的时候了。这里是我们的土地它是先辈留下来的遗产。我们有义务捍卫好我们的土地，不让它被任何人夺走”。作者通过乌马尔这个艺术典型，不但讴歌了献身人民事业的非洲一代新知识分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形象地教育人们：孤军作战，个人奋斗，采取不彻底的改良办法，既不能推翻殖民制度、也不能获得民族的解放。所以，作家在他的下一部小说《神的儿女》中，就以浓墨细笔，着意刻画了人民群众中自觉的英雄人物。
    《神的儿女》反映的是反殖民主义性质的铁路工人罢工的事件。桑贝内把这一事件放在民族解放斗争的广阔背景中加以描写，表现了非洲工人阶级的觉醒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作品不仅如实地记录了从开始酝酿到胜利结束的罢工全过程，详细地描绘了非洲工人同殖民主义者的艰苦、曲折的斗争，而且细致地刻画了罢工中人们生活、思想的种种变化，塑造了众多的属于不同阶层的人物的活生生的形象。《神的儿女》似一幅壮丽的历史画卷，显示了黑非洲人民从奴隶到战士的转变和成长过程。
    贝尔纳·达季叶不仅是象牙海岸最著名的诗人，同时也是最著名的散文家。1954年和1955年他发表了根据民间创作加工而成的神话和童话集《非洲神话》和《黑头巾》，这表明作者对民间文学有突出的爱好和精深的研究。实际上，他的诗文创作无不吸取民间文学的民主精华和艺术手法。1956年发表自传体小说《克连贝》，这是作家在小说方面的初次试笔。
    《克连贝》生动描述了未来民族解放运动参加者克连贝民族意识形成的过程。小学的棍棒纪律，不许使用本国语的规定，使少年克连贝十分苦恼，他本能地反抗殖民主义者的同化政策。但他忍受着，化愤怒为力量，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希望将来利用教育提高人们的觉悟、改善人们的生活、改变祖国的殖民地附属地位。克连贝一面学习知识，一面探索摧毁人间罪恶、消灭民族压迫的道理。青年时代的克连贝已经拥有丰富的学识，又深知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剥削本性，民族意识已经形成。因此被殖民当局视为危险人物而罗织罪名加以迫害。狱中的克连贝受到种种考验，但他不悲观失望，不消极气馁，而是经受考验，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他相信：祖国一定会独立，人民一定能自由。小说对主人公童年的描写、对城乡景物的描写、对儿童心理和行动的描写等，都极为生动和成功。同时书中运用了许多童话、寓言、传说故事，不但有助于刻画人物思想、性格，也在行文上增加了文采，使作品诗意盎然。
    达季叶还发表过两部作品。《黑人在巴黎》(1959)和《纽约店东》(1964)。前者为书信体小说，以细腻而幽默的笔调，记述了对巴黎和法国的观感，作者的目的，是为国家的独立作准备，寻求建立新国家时可吸取的教训。后者副标题是《记实》，讽刺笔调更为突出。作者以锐利的笔锋揭露美国的“文明”，对三K党迫害黑人的种种暴行进行辛辣和愤慨的抨击。他希望即将独立的祖国不要重蹈美国的覆辙。达季叶的这两部作品，可以说是祖国独立的预报，也可以说是为建立独立国家而做准备。
    费丁南·奥约诺(1929-)是喀麦隆的著名作家，黑非洲文学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的作品，写出了黑非洲人民对专横残暴的殖民主义统治的愤恨和抗议，因此而受到逮捕审讯。
    奥约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童仆的一生》(1956)，是用自传体和日记的形式写的。主人公敦吉，自幼给一个白人神甫当童仆。他干事勤奋无怨，对主人恭顺，因为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白人是万能的。后来敦吉转给一个白人司令官当仆人，更觉光荣，因为在他看来，“国王之狗是狗中之王”。然而，现实是无情的，生活教育了敦吉，使他逐渐认清了殖民者的丑恶面目；撩开他们文明、道德、善良的面纱，原来是一伙凶残、无耻、最喜报复之徒。司令官的妻子不贞，为敦吉看见，她记恨在心，反诬敦吉与“偷了白人钱而逃跑”的女仆私通。结果，敦吉被捕入狱，蒙难而死。小说通过一个为奴隶者的眼睛，揭开了殖民者肮脏的内幕，表现了人民的苦难，更反映了民族的觉醒。
    奥约诺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是《老黑人和奖章》，这部小说是以非洲民族意识的觉醒为题材的。主人公麦卡，是喀麦隆的一个普通农民。他和老伴辛苦劳动，但生活却越来越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的两个儿子被法殖民者征去当炮灰，死于前线。他的土地被天主教会骗去盖了教堂。老麦卡把这一切牺牲都当做光荣去接受。当殖民当局授与他一枚奖章时，他更是感到骄傲和感激，对殖民主义者存有种种幻想。然而，幻想是建立在废墟上的，授勋不过是一场骗人的把戏。就在授勋之夜，殖民者侈谈友谊之声犹在耳际，麦卡因风雨之夜不辨方向，误入白人居住区而被逮捕入狱，受尽鞭打和凌辱。残酷的现实教育了麦卡和他的同胞。麦卡的形象具有时代的典型意义。通过这个善良的老黑人的遭遇，作者以遒劲的笔触，描绘了殖民主义枷锁下喀麦隆人民的悲惨生活，令人信服地揭露了殖民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深刻矛盾。麦卡的觉醒，标志着人民对殖民者的幻想的最后破灭，标志着殖民主义制度最后一根支柱的被埋葬。
    契努阿·阿契贝(1931-)是尼日利亚富有才华的长篇小说作家。
    阿契贝第一部长篇小说《瓦解》(1958)，是描写尼日利亚伊博族人民独立前后的生活与斗争的三部曲之第一部。整个小说的体裁颇似历史风俗小说，而结构上又遵循传记小说的传统。作家着意描写乌穆奥非亚村在欧洲殖民者到来前后的巨大变化，表现了早期殖民地人民的悲惨命运。1960年，第二部小说《动荡》发表。这部小说描写在独立前一个颇有抱负的青年在殖民地资本主义化的城市里腐化堕落，以致最后被交法庭的过程。在作品中，作家要强调的是青年堕落的原因殖民主义的后果，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对道德伦理的毒害。第三部长篇小说《神箭》(1964)，在题材上紧接《瓦解》。小说力图反映复杂的社会矛盾：已经确立了自己的统治的殖民主义者同部族上层统治之间的矛盾，依旧要维护自己特权的部落上层同人民之间的矛盾，鲜明地表现了作家的民族意识和民主思想。
    阿契贝的第四部小说《来自民间的人》(1966)，是一部杰出的作品。作品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倾向，辛辣地讽刺了口称“人民公仆”的独立后掌权者暴发户的本质和市侩丑行。在这部作品中，作家表明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要求吸收群众参加改革社会的实践，同时也抱有教育救国的幻想。
    夏邦·罗伯特(1909-1962)是坦桑尼亚用斯瓦希里语创作的诗人、小说家，被非洲评论界誉为当代“首屈一指的作家”。他出身于一个农民的家庭，从来没有离开东非，没有到过欧洲。他熟悉自己的人民，人民也熟悉他。他和自己的读者有一种其他作家所不具备的合作关系。夏邦的创作之所以受欢迎，有两个因素是不容忽视的，即：相信善良与仁爱最终会取得胜利；把民族觉悟、社会进步、个性解放等现代思想同穆斯林的一些传统观点结合并统一起来。他一生创作了二十余部作品，还翻译了古代波斯的作品，整理了一些古代史诗。他的全集死后出版，计十二卷。
    夏邦的第一部著作《可信国》(1951)，以象征的手法，描写天国的人们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控诉，要求伸张正义和法制。小说不但抨击了殖民主义残暴统治下的“可信国”的种种弊病，而且描绘了理想国家的图景。作者相信，“可信国”最终也能成为繁荣的理想国家。小说体现了作家的政论才能，具有民间创作的特点。夏邦还著有《西蒂·宾蒂·萨阿德的一生》，是关于桑给巴尔女歌手(在二、三十年代的非洲音乐厅里很有声誉)的传记，最直率地表现了作家的社会伦理观点传统的伊斯兰道德观同诸如二十世纪的爱国主义、妇女解放与新思想的结合。《我的一生》(1961)是作家的自传，阐述了他对教育、伦理和民族等问题的观点。这是一部为了使“白人”承认他的人的尊严而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历史，宣扬友爱与宽容，谴责仇恨和妒忌。
    费尔南多·蒙特罗·卡斯特罗·索罗梅尼奥(1910-1968)是安哥拉用葡萄牙语写作的散文家，有“真正的安哥拉小说的开创者”之称。他从三十年代进入文坛，早期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尼雅里，黑人的戏剧》(1938)，中篇小说《惶惶不安之夜》(1939)、《没有出路的人》(1942)，短篇小说集《暴风雨及其他故事》(1943)、《卡连加》(1945)。这些作品反映的都是殖民者来到之前的安哥拉人民的生活。按照卡斯特罗·索罗梅尼奥的说法，那时的非洲人“还不是人的儿子，而是神的儿子和奴隶”。因此，作品中反映的生活充满恐怖和危险，富有神话的妙趣和诗意。
    长篇小说《僵死的大地》(1949)的发表，标志着卡斯特罗·索罗梅尼奥创作的新阶段。写的是本世纪三十年代殖民化的非洲现实，殖民者的残暴掠夺和文化同化，非洲人民在反抗前的忍受和暴发前的沉默。尖锐的社会批判和准确的人物心理分析，加深和丰富了作品的现实主义内容，这是以前的作品所不具备的。作家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转折》(1957)，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事，痛斥了殖民化的理论，戳穿了“白人是欧洲文明的代表”、“白人优越”的神话，描绘了葡萄牙殖民者在安哥拉的丑态和困境。
    巴塔扎尔·洛佩斯(1907-)是佛得角群岛诗人和小说家。他的创作对佛得角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的长篇小说《希金尼奥》(1947)，是佛得角克列奥尔语第一部散文巨著。这是一部传记体小说，分《童年》(三十章)、《圣维森特岛》(二十五章)、《阿兹·阿吉阿斯》(二十章)三部。小说通过对主人公希金尼奥的描写饥荒，结束教师生涯，加入了“一支瘦骨嶙嶙、因饥饿而肚皮显得鼓胀的男人、女人和小孩的凄惨队伍”，逃亡去美国真实地再现了四十年代佛得角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和苦难历程。作者既善于作严密的社会分析，又长于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
    纵观黑非洲现代文学的繁荣状况，可以看出其发展确实存在不平衡的现象。就地区而论，法语地区最为繁荣，葡萄牙语地区次之，英语地区居尾。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殖民者的统治策略、当地人民的反殖斗争形式的不同，当是其重要的因素。同时，各地区都有比较繁荣的国家为代表，如法语地区的塞内加尔、喀麦隆、马达加斯加，葡萄牙语地区的安哥拉、佛得角，英语地区的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等等。就文学体裁而论，诗歌最繁荣，长篇小说次之，短篇小说和戏剧在其后。这些也要从各自的民族文学传统和反殖斗争的需要中去寻求原因。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五六十年代是黑非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年代，绝大多数国家在这个时期先后宣告独立。独立后的黑非洲文学，总的说来是继续繁荣和发展，但也发生了某些变化。就语种而言，民族语文学更为活跃，而欧洲语(特别是法语)文学，相形之下则有消沉的趋势。这对民族独立国家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就地区说，原来法语文学地区独立后不如英语文学地区活跃。如加纳、塞拉利昂、坦桑尼亚、乌干达、马拉维、肯尼亚等独立后文学事业发展迅速，许多重要作家和作品诞生在独立之后。而原来已经繁荣的英语文学国家，独立后继续繁荣，尼日利亚就是例证。相反，法语文学的著名作家，许多在独立后停止了创作，如喀麦隆的贝齐和奥约诺。就体裁而论，独立前诗歌和长篇小说普遍繁荣，而独立后则短篇小说和戏剧活跃起来。这是因为作家还不容易在广阔的领域内深入细致地把握住新的社会现实。就题材来说，独立后出现了新的事物，如反映国内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的题材，联合起来反对扩张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国际主义题材等，这些标志着独立后的黑非洲文学正在向新的高度攀登。
    黑非洲人民，正在用自己的英勇斗争和辛勤劳动，为人类进步事业谱写新的光辉乐章。黑非洲文学，也必将为世界文学宝库贡献更加瑰丽多姿、光彩照人的艺术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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