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始终没让我搞明白谁是敌人；但总算是领悟到一点，在那个年月能与你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人，一定可以成为真朋友。不过这种朋友，当时在中年以下的人中不可多得。因为立国十几年来所提倡的，都是一种斗争的文化，一种背叛的教育，如果算得上文化和教育的话。相比之下，反不如封建文化培育出来的老年人可靠，起码他们懂得礼义廉耻，讲究忠恕仁爱。
    多年来一直想写一点文字，作为对康氏母女的纪念，但苦痛之深难言述，几番握管未成文。自章诒和女士发表《最后的贵族——康同璧母女之印象》，谈及在康老府上与我父子的往还后，不断有朋友向我询问当时情况。现从撰写中的先父章乃器先生晚年生活回忆中，提出相关文字加以增补，结缀成文以作纪念。
    因为年龄上的差异，我与康氏母女的往来比小愚姐（章诒和）要晚上几年，见闻也有所不同。又因性别上的原因，我不具备她那种女性特有的视角和情感。本文只是那个风雨如晦的岁月中，一名十七岁的少年对于前辈们的记忆。这篇续貂之作，如能使读者更立体地观察近代中国知识女性先驱的高贵品德，我将十分欣慰。
    1 故人零落
    1966年被“革命小将”扫地出门以后，我成了父亲与老朋友们联络的“信使”，这任务是从1967春天年开始的，先后拜谒了康同璧、陈铭德、邓季惺、仇鳌、章士钊、章伯钧等一批前辈。父亲每次都写上一封极简单的信，大意是说自己已搬家，现派小儿趋前聆教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