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 作者:约翰·拉贝
    这不是一本消遣性读物，虽然开头部分可能会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它是一本日记，是一个真实情况的报告。我写这本日记并且把它整理出来，不是为公众，只是为我的妻子和我的家人。假如有朝一日它适宜出版的话，必须事先取得德国政府的同意，但今天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是绝对不可能的。
    书中所有报告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的公函，以及与美国当局的往来信函都是由我从英文译成德文的。
    约翰·拉贝
    1942年10月1日于柏林
    亲爱的读者，我想在此明确肯定地说，成为活菩萨即使对一个西藏人来说也不是件十分容易的事，对一个“汉堡人”来说就更是绝对不可能了。尽管如此，当我把我的日记说成是“一个活菩萨的日记”时，为了不致被认为是自大狂，或者像汉堡人说的“高兴得要发疯”，我必须委婉地指出，加给我的这个称谓，如同接受勋章一般，无法予以拒绝。我不想被人们视为理智不正常。这一称呼是怎么来的，请您倾听下面的叙述。
    我从来都不是特别的悲观主义者。我竭力回避那些具有“预卜吉凶目光”的人，以免有朝一日被骂成是“不祥的乌鸦”(译注：“乌鸦”在德语中和“拉贝”为同一个词。)。虽然我健全的理智不会总是百分之百地冤枉这些悲观估计者，但我在最后一刻总会用一句“得啦，约翰尼(译注：拉贝的呢称)，别害怕”来宽慰自己，躲进乐观主义者的阵营里去。不这样，我怎能在这个远东地区坚持30年！这里军阀和各省当权者之间的战争与革命，就像一条转动的传送带正在迅速地交替着，它对商业也产生了影响。上海和天津之间的交通动脉津浦铁路，由于战事不断，已完全瘫痪了两年之久，就是一个小小的例子。战事不止一次地切断了我和我的家人以及北平的外界联系达几周或数月之久，但我并没有因此产生某种“特别的”担心。我们对自己说，这些战争只是中国人的事，我们欧洲人是不会因此受到真正威胁的，但我们必须忍受这些，就像人们忍受夏季的炎热、尘暴和“赤色分子”那样。
    因此，1937年夏季在北平郊区卢沟桥发生所谓的“中日摩擦”时，在南京的我们曾认为，这起发生在北方的小小的事件会在当地加以调停解决的。后来天津也遭厄运，去北方的铁路因此而中断，造成了不便。
    南京的夏天变得十分炎热。因此在七八月间，人们都到青岛海滨、烟台(译注：原文系“芝罘”，烟台旧称。以下统译为烟台。)或是位于天津和沈阳之间的美丽的北戴河去度假。我的妻子已于1937年6月去了北戴河。因为从陆路(津浦铁路)不再能驶到天津，我便乘坐开滦煤矿管理局的一艘内燃机轮船去秦皇岛。施密特先生的两个女儿对此非常高兴，因为她们的旅行目的地和我相同，但要是没有男人的保护就不许她们从上海去北戴河。后来她们以唱歌和幽默等最愉快的方式缩短了我的行程和时间。轮船相当肮脏，但我的舱房宽敞而凉快。要是我早知道舱房里的那张外交官办公桌是两用的，掀开桌面就是一个盟洗台的话，那我就会更好地享受这次旅行，而不用经常到洗澡间去了。人们在真正认识这艘破旧的小内燃机船之前，决不应该咒骂它。带着家眷的挪威船长对他的旅客感到很兴奋(我们是他船上仅有的旅客)，抵达秦皇岛后，他邀请我们到煤矿管理局的俱乐部去喝咖啡。这天晚上的小聚后来发展成了一场音乐茶会，过得非常愉快，尤其是秦皇岛有声望的人也陆续都来了。在这个茶会上，我遇到了我以前熟悉的开滦煤矿管理局的一个经理，我开玩笑地向他打听与他共事的日本经理的情况。“嘘！”他做了一个手势，“您千万别招鬼，他就站在后面！”秦皇岛那时已被日本人占领。不断有运送军队的火车驶向天津，每列火车都架有高射火炮，这使我感到有些紧张，情况看来要比我估计的严重得多......
    约翰·拉贝介绍得非常详细具体，他还专门解释并强调说明了中国人身上那些我们外国人很难理解的东西。他把日记里的幽默诗句和对中国佣人生活的观察、他们的家庭生活以及中国人的商业习惯念给我听。那个时候没有电视机，所以晚上有很多时间聊天。
    我向他介绍了美国的情况和我在满洲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听我说到日本人的卡车是如何在北京城和享有中国政府特许治外法权的公使馆区横冲直撞的时候，他顿时火冒三丈。
    和在中国的其他德国人一样，他对希特勒亲近日本人也是忧虑满腹。德国驻伦敦大使里宾特洛甫(译注：纳粹战犯，1938年起任德国外交部长，1946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在没有外交部参加的情况下主持并签署了反对共产国际协定就很能说明问题。对希特勒要从中国撤走德国军事顾问的传闻，拉贝不以为然，因为这些顾问和中国政府签定的是私人合同。但是到了1938年，希特勒还是迈出了这一步，里宾待洛甫对这些军事顾问和他们的家人威胁说，如果不立即回国，“后果十分严重”，所谓后果就是没收财产和株连亲属。关于德国的局势我们谈论得很少。不论是他还是我都不愿触及这个话题。关于他是国社党党员，曾临时代替大使馆参赞劳膝施拉格尔担任过地方组织负责人一事他只字未提，他可能觉得这只是形式上的事情，不值得一提。这个方面的情况我是在战后过了很长时间才听说的。
    拉贝一家对我十分关心，让我很感动。我在山东的时候换了一部分钱，但是南京没有一个地方肯收这种货币，因为这是华北的一个军阀自己发行的货币。据拉贝的说法，他找到了一家肯帮我把钱换成流通货币的银行。直到今天我都在怀疑，他是不是用自己的钱帮我把钱给换了下来。
    拉贝夫妻俩开车带我去了明孝陵，这是中国14世纪明朝开国皇帝朱洪武的陵墓，我们还参观了共和国的缔造者孙中山的宏伟陵墓和南京城的其他历史名胜。有的时候他们也让我独自到城里的各个地方走走。南京的有些城区看起来根本不像城市，在市中心有几个部委的大楼规模挺大，却并不好看，城市有宽阔的街道和广场，有一个广场被南京的德国人称为波茨坦广场，还有一个被称为巴伐利亚广场。但是尽管如此，城区的很多地方仍然是农田、河湖和荒草地，在这些地方看不见一栋房子。
    紫金山、玄武湖和整个石城南京都为雄伟壮丽的城墙所盘桓，这就是明朝开国皇帝下令建造的首都城墙，它是世界上最大、最长的城墙，据说有20万人参加建造，历时20年。它总长34公里，也有人说是40多公里，从北城门穿过城市到南城门有10公里之遥。在明朝皇帝下令建造城墙的时候，这座城墙的规模对当时的城市来讲是太大了，在那么长的城墙沿线上驻扎护城军队，简直要用掉全部的军力。南京尽管有引以为自豪的城墙，还是多次被攻破，数次被摧毁，最近一次是在1864年(译注：指这年 7月19日，清军用火药炸塌城墙20余丈，突入缺口，致使(太平天国)天京陷落)，在那之后，南京城就一直没有完全从大规模的毁灭中恢复过来。
    有一次我按照拉贝的指点，独自一人在城墙上散步，城墙约有16米高，顶部约有12米宽。仅城门就是一个巨大的要塞工事，它由数道前后排列的城门组成，各城门间都有内院，这样即使第一道城门被突破，敌人也会被第二道城门挡住，并被围困消灭掉。城墙的顶部相当宽，甚至可以两辆汽车并行还绰绰有余。
    原来的城墙保留下来的有三分之二，城墙蜿蜒几乎直通到扬子江边上。扬子江在南京一段江面仅宽1100米，海船从扬子江的人海口往上，驶过南京城，可以一直航行1000多公里。江水在这里打了个弯，南京城就位于这折弯处，扬子江如同一只手保护着南京。站在城墙上可以俯瞰南京全貌，一切都遮蔽在青山绿水翠林碧野之中，几乎不见城池踪迹。
    这时我发现在城墙上蔓生的高高的荒草丛中有一顶浅红色的童帽，我随手拣了起来，立即又吃惊地扔在地上，原来这顶帽子是放在一个孩子的后脑勺上，孩子的头部已经腐烂了一半，最不忍目睹的是上面的又白又肥的蛆虫。
    晚上，当拉贝的夫人出去的时候，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拉贝。他显得非常激动。
    他说道：“在上海，这种事情是天天都能遇到的，每天早上都可以在街上看见在寒夜里被冻死的穷人，但是这里是南京，我们不允许尸体就这么随处乱扔！”
    第二天早上，他给警察局长打了个电话。那是1936年的11月。一年以后他的日记里写道：“汽车简直就是碾着尸体开过去的。”
    但是在1937年那年的12月份，当他写下以上文字的时候，他自己已经可以说就是警察局长了，或者说他就是南京市的市长了。
    对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一步的来龙去脉，他在日记里作了记述。在战争期间，他誊清了自己全部的日记，附上了文件、自己起草的通告、致各大使馆的信函、布告、报刊文章、信件和照片等。由于盖世太保强迫他保持沉默，禁止他发表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因此他为了保护自己不受迫害，为自己日记的誊清稿撰写了下面的前言：
    这不是一本消遣性读物，虽然开头部分可能会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它是一本日记，是一个真实情况的报告。我写这本日记并且把它整理出来，不是为公众，只是为我的妻子和我的家人。假如有朝一日它适宜出版的话，必须事先取得德国政府的同意，但今天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是绝对不可能的。
    盟国肃清纳粹法庭复议庭
    认定拉贝为非纳粹分子的判决
    现在从事口译工作并且有时被西门子公司临时聘用的拉贝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并且于1934年在中国加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他当时在南京建立了一所德国学校，有必要获得德意志帝国的支持，因此他必须加入该党。1935年约翰·拉贝临时担任了该党南京地方组织负责人。当时在中国的德国人并不了解国社党的罪恶目的和犯罪行径，有关这一点，证人的证词可以证实。南京安全区在日本人突破防线的时候建立，在美国人和英国人的请求下拉贝担任了该委员会主席。作为委员会主席他似乎是使得安全区避免了日本人轰炸。1938年拉贝回到德国，途中他作为贵宾乘坐了英国“蜜蜂号”炮艇到上海。拉贝在德国作了数场关于日本人残酷非人的战争行径的报告，因而被盖世太保逮捕，并被禁止进一步从事有关这方面的活动。战争期间，拉贝的工作是负责照料西门子驻外工作人员。
    阿尔夫雷德·霍普和阿尔贝特·阿尔姆布鲁斯特与拉贝一起在中国待过，而且不是党员，这两个证人以及所获得的可代替宣誓证词的陈述词均能证明以上的全部内容，特别还要考虑到的因素有，在1934年的时候，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政治和帝国主义目的在中国尚不被人所知。
    鉴于以上所述，同时也尊重上述人所具有的人道主义的和社会的观念，委员会经多数票通过，支持认定其为非纳粹分子的提议。
    占领区委员会
    主席
    签字：杨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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