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不是人物传记，也不是纪实文学。
    这本书是我的工作记录。我早就想写、早就该写了，但由于环境及个人的懒散，一直到民国六十六年（1977）才开始动笔。前后拖拖拉拉地写了好几年，写了又改，改了再写，自己也不记得校勘了多少遍，而且，还多方请教斧正过。于今虽已完稿，仍然觉得不满意，自知笔拙，不善修辞，内容平铺直叙，更无写作技巧之可言，好在本书只求记事信实，至于文字的工拙，也就无须自我苛求了。
    完稿前后，我曾就教于几位权威编者，有的认为内容不够紧凑，影响到情节发展，我承认有些部分的确如此，但并非全般皆然。有的认为写得太真实了，反而显得特工人员过于平凡，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本事。这可难为了我，如果歪曲事实，夸大其词，或是添枝加叶、无中生有，把我们的工作同志都描绘成“007”型的神奇人物，漫说我笔下不能生花，纵然勉力而为，也有违我写这部书的本意了。也有人提议：不如请教高明，将原文改写成小说，在报纸上连载，或许更能吸引读者。主意倒是不错，可是谁肯这么做？我想还是等到出版之后再说吧。
    此外，另有一种见解，是顾虑到在本书中的五件行动案，全都弥漫着杀伐之声，血腥气味太重，似有宣扬“暴力”之嫌。这可要说明白：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暴力者”，早在几十年前就懂得崇尚法治了。代表政府执行法律，这与党同伐异，使用暴力，乃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泾渭分明，切不可混为一谈。
    再说这本书的性质。近些年，在台湾出版了很多有关戴雨农先生的大著，珠玉之论，各有春秋。那都是属于高阶层的、全面性的评述。倒不是自谦，拙著只能触及“二级作为”，仅仅写出戴先生领导下的地区工作实况而已。所以在内容方面并不一样。
    还有一层，也要交代明白：有关当局现存的档案，应列为“公文书”类，自有其法定的地位，数据之引证，当然以此为据。不过，据我了解，其中也间有遗漏与缺失之处。因为戴先生亲自处理过的很多工作，除了他本人和少数有关同志外，根本就没有记录。其次是在抗战之前，军统局尚未完全制度化，所以也有许多事件登记得不完整，再加年代久远，多次迁移，以及旧有档案按期销毁等，乃至造成此一事实。因此之故，其根据档案资料所编撰的文集，和我亲身经历所写的这本书，必然不尽相同。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