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陆游，人们首先注目的是他头上那顶“爱国主义诗人”的光辉桂冠。“僵卧孤村不自哀 ，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和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何等深切的忧民之心！何等悲壮的报国之志！千百年来总是让人那么惊赞，那么感。尤其当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沉沦陷落之际，更是使人热泪盈眶，热血沸腾。不过，如果仅仅把陆游看作是一位为国家统一而奋斗终生的战士，一位为民族大计而奔走行吟的歌手，而看不到这其间包含的扬名显世、自我实现的个人理想，忽略了诗人仕途失意、功业不立的自叹成分，那就是把诗人简单化、理想化了，凌迟、缩小了诗人一生的意义和其作品的意义。
    致仕立功是历代文人的第一心愿，忠君报国不过是这个心愿的符合内在伦理观念和外在道德评价的代言形式。传统中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而读书的最大动力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最后目标是“一朝闻名天下知 ”，飞黄腾达，封妻荫子。立德自然是虚话，立言也不能直接带来现实利益和在生幸福。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如不能一帆风陆游传                     ?３?顺于仕途，就只能在时代边缘怨天尤人自怜自嗟。他们的诗文便是这种边缘情绪的副产品和派生物，作为文化遗产固然有审美价值，对于作者本人则既非关功利也就不成为目的。但诗文有时能成为扬名致仕的手段，尤其在唐宋，真正被提升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所以它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具有寄托性和替代性的事业追求。
    陆游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功业，这不仅无可厚非，而且是非常可贵的。尤其在国难当头之际，这种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更是时代所需要的，只要它和民族大业相一致。岳飞、宗泽、张浚、王炎等难道没有个人的功名之念吗？但他们是以尽忠报国的形式来实现。赵构、孝宗、秦桧、史弥远等贪图享乐、苛求安定本出人之常情，可是以牺牲国家民族利益为代价就是罪过了。南宋偏安一隅，西北强虏虎视眈眈，步步进逼，陆游把个人功业建立在收复故土、洗雪国耻的基础上，所以他的个人追求才具有了爱国主义的高度。
    但陆游主要是一个诗人，他并没能够建功立业。所以他心中总是有所失落，并且反复空吟壮志、抒泄这种失落情绪。无论就其才能还是机遇来说他都不大可成为功臣名将，而这正好促成了他成为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歌手。因为他个人的成败与国家的兴亡是一陆游传                     ?４?致的，所以他的诗歌主观上是表现个人意气，客观上却唱出了时代精神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