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进城的乡下人18岁前的编年纪事。
    这些陈年流水账，断断续续地写了三年。其中的一部分我发表在自己的博客中，曾获得一些同龄人——特别是和我一样在乡村长大的70后人的共鸣，其中有多年未联系的高中同学，他们鼓励我将这些回忆写完并出版。胡适先生曾鼓励人写自传，他自己以身作则，四十岁那年开始写作《四十自叙》。
    然而胡适是何等的人物！他27岁便任北大教授，已名满天下。那代学人的学养，我辈望尘莫及，那代学人的成就，我辈徒有艳羡。我想自己有何德何能写自传？再加上忙于应付稻粱谋的时文，这流水账便辍笔许久。
    促使我将它写完的，是2010年3月父亲的一场重病。那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室忙于琐事，接到姐姐的电话，说父亲突发重病，已经人事不省，正送往市人民医院抢救。远在广西桂林的哥哥和远在四川乐山的弟弟几乎也同时接到电话。
    于是，三兄弟从南、北、西赶赴湖南邵阳。桂林最近，哥嫂驱车7小时就到了家，而我和弟弟在长沙机场会合，也于当日晚10点赶到老家。父亲已经被推进了ICU抢救，兄弟姐妹四人相顾无言，唯有心底里祈求父亲渡过这一关。
    第二天清晨，大夫告诉我父亲醒了，状态还不错。我们心底的愁云一下子就散了。据主治大夫说，若晚送医院两小时，就是神仙也救不活了。当时父亲在家中昏迷，在镇医院当医生的姐姐打120叫市医院的救护车来，家族的长辈力劝母亲和姐姐放弃抢救，说73岁的老人，若死在村外，那就太不吉利了。幸亏姐姐的坚持，也幸亏这些年农村交通与通讯的改善，否则，父亲将和农村许多病重的老人一样，听天由命。
    父亲在ICU整整躺了9天，每天我们兄弟姐妹开车从家里出发，到30公里外的市医院，通过ICU的视频和父亲交流，再回到生养我们的山村。一路看窗外田野里油菜花开，连绵的山郁郁葱葱，离家20余年，我已很少有这样一段时间欣赏到故乡的风景。路上，我们兄弟们说起儿时离开乡村的不易。那时候邵阳市在我们眼中，是很遥远的繁华都市，乡里人，能进一次邵阳市，足以向村里人夸耀半年。我考上大学那年，整个县还没有程控电话，重要机关靠老式摇柄电话通话，我的录取通知书差点被耽搁了。而去上大学，要步行出村几华里，到马路边搭农用车去集镇上，再换大客车到邵阳市，然后坐火车北上。
    而今，每个山村不论多偏僻都通了程控电话、手机，水泥马路也修到了家门口。交通、通讯的改进，保证父亲及时送进医院，也能使远在外地的儿子们在一天之内赶回来。
    乡村这些改变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因父病我在家的一旬，深深地感觉到农村社会结构的剧变。那些日子，我们兄弟坐在家里，傍晚时听到整个村庄安静极了，没有记忆中牛羊的叫声，连小孩子的嬉闹声也听不到。我的儿时伙伴，以及更年轻的80后，几乎没有一个人在村里，他们都去外面了，他们的孩子也跟着他们在外面，甚至连老人都接走了。一栋栋靠打工攒下的钱修建的新房，好些空无一人。有一次母亲突然说了句：我们这些老人走了后，这个村以后怕是没人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