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第一章 炎黄子孙
    华夏文明滥觞于炎黄，故本纪以炎黄开篇。
    中国人称自己为炎黄子孙。“文化大革命”时不认祖，不祭祀了，然而还是要偶尔提及炎黄，因为炎黄被视为中国人的底线，把炎黄掀翻了，“中国人”也就不存在了。
    “炎黄子孙”之称谓反映了中国人对权力的服膺。炎帝黄帝彪炳史册，都是因为他们握有权力。正因为他们权重，后人才把一切光环都投射到他们身上，把一切发明创造也都附会到他们身上———炎帝（神农氏）尝百草，几乎发明了一切当时最需要的技术;黄帝（轩辕氏）“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史记·五帝本纪第一》），几乎无所不通，无所不能。这可能就是“内圣外王”最早的历史依据了。
    奇怪的是，“炎黄”，以炎帝打头，而中国的政治血脉却是由排在第二位的黄帝那里承续下来的。炎帝在中国历史上最露脸的事情不过是在“阪泉之野”与黄帝打了一仗，然而炎帝被打得大败而逃（一说炎帝与黄帝合并，炎帝做了副首领）。要说惨烈，这一仗也没有“涿鹿之野”黄帝打蚩尤那一仗惨烈。炎帝居华夏祖宗之首，可能是因为炎帝与黄帝作战时炎帝已经占据了半壁河山，不过即使如此，还是说不通，政治上的事情从来以成败论英雄，既然黄帝战胜了炎帝，华夏祖先无论如何应该是“黄炎”，而不应该是“炎黄”。也许是出于炎帝的发明创造更多些，恩泽华夏，才将其名字排在了前面。不过这同样说不过去。因为黄帝也是杰出的发明家，为何将炎帝置于黄帝之前?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悬谜之一。黄、炎倒置，可以算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名不副实”，只是国人都已经习惯于这种阴
    错阳差的错讹，没有人提出异议罢了。我以为这个倒置对中国后来历史的进程影响并不小，正是由于有了这个先例，几千年历史中，“名不副实”的事情才愈演愈烈，以至春秋末期圣人孔子不得不出来正名。
    值得注意的是，炎黄二人都是人，都没有跻身于“神”的行列。中国人喜欢以政治势力的兴衰读解与阐释历史，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没有发育出宗教，没有关于“人类”起源以及关于“中国人”起源的宗教假设，更没有形成普遍的自我寻根的宗教意识。给人以如下假象:有史可稽的“中国人”，起源于战争厮杀，起源于部落势力之间的火并，起源于优胜劣汰的战争杀伐。这是一种拦腰截断历史的作法，将错就错地以炎黄之战争作为华夏人起源的契机了。对此，后人只能接受，别无选择。因为除了炎黄，再无具有同样影响力的传说。其实，
    世界上哪里存在这样黄帝像的事情:一场战争造就了一个民族。那样的话，战争岂不成为决定人类进步的第一因素?
    当然，在中国也有盘古开天、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羿射九日等美丽的传说，然而这些传说一般产生得比较晚，而且基本上是独立于宗教之外的，并没有反映出拷问“人类”以及“中国人”来历的朦胧意识。中国人想到“中国人来源”、“中国文化来源”等问题时，想到的并不是神话传说，而是炎帝、黄帝之间的杀伐与角逐。中国人由炎黄而来，成为基本不存在悬案的标准答案。很少有人关心炎黄以及与炎黄有关的故事的真实性。“信仰”与历史在同一起跑线上起步，你即我，我即你，一而二，二而一。
    “炎黄”是人。从逻辑上说，中国人由人而来———如此解释，在全世界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与民族都认为自己起源于某种“神”，这是中国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与民族最大的不同之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或民族，其原始祖先存在于教堂或寺庙之中，而不是在墓地或陵冢。比如，与我们近邻的日本人称自己的祖先是伊邪纳歧与伊邪纳美兄妹，他们生出了天照大神，日本人则是天照大神的后裔。欧美则普遍认为最初的人是上帝造出来的，今人都是亚当与夏娃的后代。总之，把祖先定为肉体凡身的人，这的确是中国不同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地方。如果确有炎黄其人，那么，从炎黄至今的几千年中，我们中国人始终回避了一个本不该回避的问题:我们（包括炎黄在内）从何而来?中国人不仅回避了这个问题，而且回避得非常彻底，以至于没有人提出疑义。似乎将这一问题置之不理倒是顺理成章的。
    “我们是炎黄子孙”，这句话表征的是，我们有籍可考的祖先是炎黄，再往前就无籍可查了。事实确实如此。司马迁《史记》开篇就是“五帝本纪”，浩浩历史从炎黄写起———也许司马迁根本不了解五帝之前的事情，也许司马迁的时代有些关于中国人起源的假说，但司马迁对这些不感兴趣，有意地回避了。此耶彼耶，将成为永久的悬谜。
    当然，炎黄也不是完全不具有神性。黄帝就在一定意义上被神化了（这与黄帝本身的虔诚敬神不无关系），但他终究还不是神。我们现在顶礼膜拜他，具有神祉膜拜的意思，但终究不是在膜拜神，而是在膜拜一个史书上有明确记载的先人。从这个事实出发，可以认为，“炎黄子孙”表征的是，中国人不在乎“人”的来历，也不在乎“中国人”的来历，不在乎“万物存在着”这个必然而又偶然的事实存在，不想究诘这个存在的终极。“炎黄”只对民族具有意义，对一般意义上的“人类起源”这个问题来说，意义并不大。
    宗教在中国之缺位，自三皇五帝起，就已经基本被注定了。中国人普遍怀有这样一种情愫:那种公设的“人”的起源无论讲得如何娓娓动听，都不外乎是一种“迷信”，而中国人所膜拜的“炎黄”则是实实在在的曾经活跃过的生命，他们的业绩是“真实”的。就这样，宗教与世俗、政治、军事合一了。
    可见，中国历史只有“人”的历史，没有或少有“神”的历史。在许多中国人的头脑里，“人”的生命历程自“三皇五帝”始，那之前虚无一片。
    第一部分第二章 尧、舜、禹
    尧、舜、禹晚炎黄多少年，无从细究，这一期间是“国家”的酝酿期。至禹建立夏，“国家”的轮廓就明晰化了。
    “尧、舜、禹”，德政的化身。尧舜禹的传说向我们提示的是:国家是温和地建立起来的。司马迁墩此深信不疑。然而，学界有不同的说法。史家历来有舜囚尧篡权之说，“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见”（《竹书纪年》），只不过此说始终未成主流罢了。
    没有出土作证，一切关于尧、舜、禹的新说都难以击败传统旧说。有关尧、舜、禹的事迹，有相当一部分是不能作为信史的。毋宁说，把“尧、舜、禹”三个字放置到几千年皇权专制社会之中，使人感觉他们分明是一个耀眼神话。尧、舜、禹，这三位政治家使其后无数政治家的脸面无光。对他们的德政，我倒是一向主张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因为如果连这个神话也不复存在了，中国的政治史就过于苍白了，中国人也过于悲哀了。
    按照司马迁的记述，黄帝打下来的江山是世袭的，黄帝死，颛顼即位，颛顼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