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死囚写遗书 作者：欢镜听行道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
    第一章 自序
    公元2006年5月25日，《重庆晚报》用半个版面介绍了中国“欢”姓第一人欢镜听。当天下午，香港凤凰卫视与欢镜听取得联系，为他制作了一期专题节目，2006年6月20日晚，香港凤凰卫视在“冷暖人生”栏目中用四十分钟时间向海内外广大观众介绍了欢镜听曲折、传奇的人生历程，其中，重点介绍了欢镜听在监狱中为死囚写遗书的特殊经历。紧跟着，河北电视台、重庆电视台、时代信报、南京周末等媒体也将关注的目光投到欢镜听身上……
    “欢镜听”即我本人这是我的真名。我的笔名叫作：欢镜听行道。
    1996年10月至1998年4月，我曾在重庆市某看守所有过一年半的牢狱生涯（详见附录《中国“欢”姓第一人》）。在狱中，我曾经为一百多名死囚写过遗书，为他们办理过今生今世交待的最后的“后事”。当时，这些鲜活的生命离执行死刑的时间，仅有十多个小时了。坦诚地讲，当我为死囚写第一份遗书时，笔尖禁不住划破了好几张稿纸，内心的战栗（并非震撼）让我好多天难以平静。可是，当我替死囚写了数十份遗书后，那种内心的战栗因司空见惯而渐渐趋于平常，到后来，坐到我面前的，似乎不是鲜活的人命，而是自由市场上那些待宰的活鸡，也就是说，在见多了死刑犯之后，我的心灵也磨出了厚厚的趼子，对生命不再抱有敬畏，而是一片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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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时间，男青年如坠五里雾中不，他的心思升到头顶上的乌云里。他惊愕地想，天啊！乌云满天的日子，居然被海岛上的人们视为幸福时光。
    自此，男青年学到了一个见识：人生之旅是有阶段的，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人生位置，很多时候人生就是在不同的旅途上寻求某一阶段的合适位置，或者叫作某一阶段的人生定位。如同灿烂的阳光照射着四川盆地，千万个四川人由衷地歌颂它，相反，让四川人厌恶的乌云移位到海南岛上，同样有千万个海南人在歌颂乌云，天上的气象如此，地下的人事也如此，人世间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如果说孔夫子的“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说的是人生变化，是褒义，那么站在变化角度讲，即便是一个往日的大好人，别后三日重逢，也应该抱着理性的贬义心态，睁大双眼，做到整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细想起来，无论是可以共患难却不能同富贵的大人物、或是可以同富贵却不能共患难的小百姓，莫不在变化之中。男青年将这种天气与人事的变化理解成特殊意义的行道，从此，“行道”两个字铭刻在他心中。
    靠着“行道”，男青年一步一步拼搏着，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他已经是一家民营集团公司属下的商贸公司总经理，还兼着两家工厂的厂长，经营着数百名员工的生计。孰料，就在他事业顺利之时，他却一不小心落入一个别人精心为他设计的陷阱之中。原来，就在男青年担任总经理之初，为了撤换一位没有文化的仓管员，他得罪了公司董事会一位分管财务的副董事长，最后，那位副董事长给男青年留下一句话：“买不买我的面子，你看着办吧。”
    男青年没有买对方的面子。一晃数年，男青年早已将这件微末小事忘之脑后，然而，对方却将之刻骨在心，暗中寻找机会挖掘陷阱。这个机会，终于被那位分管财务的副董事长等到了。
    1995年初，在一次产品订货会后，有四万余元现金开支无法正常入账。于是，男青年求教于那位分管财务的副董事长。副董事长建议男青年弄来几张假发票做平账目。待男青年按照对方的建议办理完财务手续后，那位副董事长却紧紧抓住这件把柄。醒悟过后的男青年，不仅深刻地认识到人心之叵测，也深刻地认识到有些所谓的大男人，气量竟然比针孔还细小。古人有“外宽而内忌”的说法，也许，针对的就是这种男人。一年后，法院判处男青年有期徒刑两年，押送重庆某看守所改造。在此期间，家庭解体，亲朋疏远。
    服刑期间，男青年反思自己往日社交三十岁前，闯荡江湖，游历四海，性情侠义，三教九流之友遍及各地，私家房宅如朋友们免费的驿馆，三天接待一小拨五天接待一大批，还多次不惜慷私己之钱财替一些道貌岸然的朋友们搭桥过河到更好的地方，谋取更幸福的生活，孰料，过河拆桥者、伪造谣言恶语中伤者、落井下石者、桌面上吃东西桌底下咬人者，恰恰是当初那些有了他的大力资助才改变生存处境的所谓的朋友们。看来，古人在某些地方的聪明远远超过现代人，比如，女人像花儿，不仅空前、还绝后了后世文人的想象空间，后世文人对女人虽然有千万种比喻，但是，有哪一种比喻超过女人如花儿的呢？再比如，古人造字时，把朋友的“朋”字会为两义，一是两串“贝”相连成为“朋”（贝在古时指钱财）字，意思是有钱好交友；二是从偏旁部首的角度讲，两“月”相逢成“朋”（月为肉旁）字，把两块“肉”挂列起来结成“朋”友，意思是倘若你有朝一日身上无肉供他人咬嚼，谁还跟你做朋友？联想到现代人诸如“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样冗长、露骨的说法，古人在造“朋”字时，一方面血淋淋地洞穿了人性深处最真实的肉魂，将两块鲜肉像年关到来前熏腊肉一样高挂在世态炎凉中，另一方面，还考虑到许多道貌岸然的中国人喜欢说假话的虚伪性，又把这两块熏出腊味的鲜肉解释成月光照耀下心与心相连、手与手相牵的朋友。
    附录：中国“欢”姓第一人(6)
    同样在服刑期间，男青年出色的劳动改造得到重庆市某看守所管教干部的信任，他被挑选出来负责监区的安全，以及为死囚们写遗书。这份工作的最大好处是：他不必白天黑夜地锁在牢房中，可以自由地在监区内活动。
    重庆市某看守所是数十年前修建的房屋，即便在阳光灿烂的白天，地下室仍旧是阴气森森，据说，数十年前，地下室便是处决死囚的刑场，后来，刑场另选地方后，地下室便闲置下来。想到身体是未来事业的本钱，他选择了一个特殊的锻炼身体的方法每天晚上十点钟，他大着胆子走进黑暗阴森的地下室，拧开水龙头，一边洗着冷水浴一边唱起前苏联民歌《三套车》，尽管男青年的歌唱的并不好，可是，经过一次、二次、三次……乃至若干次之后，在看守所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在每天晚上十点钟，从地下室传出的哗哗流水声与《三套车》，竟然成为某看守所一道奇特的风景。
    基于男青年积极出色的改造，有关部门为他减刑半年。1998年4月5日，男青年带着一副壮实健康的身体回归社会了。1999年4月5日，这天，是男青年出狱一周年的纪念日，他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支钢笔，迎着灿烂的早阳，再次“行道”，开始孤寂的文学创作。迄今为止，男青年已创作、发表、出版十五部文学作品，约四百万字。
    2003年，男青年经过深思熟虑，在征得亲人们的支持和有关部门的同意后，他改名换姓，从此，不仅官方户籍档案上有了“欢镜听”这个罕见的姓名，而且，有关部门通过全国查询得知，“欢镜听”是中国第一个姓“欢”的人，“百家姓”中创造出一个新姓氏：欢。
    2006年，欢镜听回想起当年闯荡海南岛时得到的人生感悟，于是，他在姓名后面加上“行道”两个字，从此，“欢镜听行道”成为他的笔名。
    基于欢镜听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突出成绩，2003年，他被推举为江津市政协委员，同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成为民主党派中的一员；2004年，经中共江津市委、江津市人民政府研究同意并上报重庆市有关部门批准，将欢镜听列为特殊人才特招进重庆江津文化馆，成为国家事业单位正式编制内的文化干部。
    欢镜听感谢各位领导的关爱与栽培，然而，他心中有两大遗憾难以启齿：第一，由于他只有高中文凭，虽然作为“特殊人才”特招了，但是没有按照“特殊政策”办理，参照应届中专毕业生待遇，一年见习期满后，聘为管理员二档，外边人可能不好理解管理员二档，说白了，就是“初级”都达不到，也就是说，已经创作、发表、出版十五部文学作品的欢镜听，最终连“初级职称”都沾不上边，在重庆江津文化馆现有十三个在编人员中，他的工资收入排列最后，每月494元。2006年，因欢镜听工作表现出色，江津市人事局考评他为“优秀”，奖励一级工资，22元，加上69元的津贴，每月合计585元。靠这点微薄收入，他无法维持自己与刚上初中的儿子最基本的生活，无奈之下，他利用业余时间，背上竹背篓，手持电喇叭，成为一名兼职拾荒匠，一边游走在江津城的大街小巷，一边高声喊道：收书本报纸。有一次，在江津某机关家属院，一位中年妇女出售一捆旧报纸，忽然，欢镜听发现一位年轻女人坐在屋角，双手捧着一本他创作的长篇小说津津有味地读着。他故意对年轻女人说：这本书的作者跟我是好朋友。年轻女人抬起头瞄了他一眼，吐出三个字：冒皮皮。冒皮皮是本地方言，包含了撒谎、说大话，等等。年轻女人没想到，她面前这位拾荒匠正是这本书的作者。因为经济条件差，欢镜听最害怕接到各类请柬人们戏称为红色罚款单，偏偏在他小有名气后，这类红色罚款单常常不请自来，最多的一天，他接到五份红色罚款单。更让他难过（真的，难过！）的是，主人在送给他的请柬里，还特意附上几行文字，这些文字虽然表述不同，但是核心内容是一样：你是江津城有名的大作家，能够请到你，我感到万分荣幸。欢镜听自己从不“祝生”，也从不欠他人类似红色罚款单似的人情。真要说“欠情”，不知有多少人“拖欠”他的人情。有时候，面对那些侵略者般的红色罚款单，欢镜听有一种生活在殖民地、劳动成果被他人掠夺殆尽的感受。开初，自小受“中国是礼仪之邦”文化熏陶的欢镜听，无法垮下脸拒收各类红色罚款单，可是，等到他为应付这类罚款已经欠下上万元的债务后，他只好硬起心肠，采取逃避战术，不再缴纳红色罚款了。第二，不知什么环节出了问题，欢镜听还有五个月见习期工资没有领到，每月496元，五个月合计2480元，直到他写作这篇文章时（2006年7月27日），快两年了，仍旧没有领到这笔2480元的欠薪。
    附录：中国“欢”姓第一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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