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半球的二月是盛夏。这里白天的阳光炽烈而持久，四处都是耀眼的惨白。电视里的广告说皮肤癌是这个国家的国癌，提醒人们小心这厉害的阳光：要穿长袖的衣服待在阴凉的地方，要戴墨镜涂防晒霜。即便如此，海边的沙滩上还是躺满了裸露大片皮肤晒日光浴的各色人种。他们慵懒地躺着趴着，戴着墨镜看书或者睡觉。他们的孩子在水边嬉戏，他们的狗在四处奔跑。海浪一层层涌来，冲浪者和他们的冲浪板在浪中时隐时现。
    我也半躺在沙滩上，看着儿子和一帮白人小孩玩耍。偏光墨镜里的天空幽蓝深邃，海水的颜色是那种厚重的蓝灰色，洒着点点碎光。我脱掉凉鞋，把赤脚深深埋进滚烫的细沙。海风微凉而带着腥味儿，这股气味儿又勾起了我的一些回忆。
    其实也才短短的几个月而已，可是我感觉好像距离那段生活已经很远了。那些曾经天天缠绕在脑袋里的烦恼和焦躁，那些曾经让人厌倦不已的应酬来往，那些曾经刻骨铭心的大喜大悲，在这个熙熙攘攘的海边，在这个充斥着陌生语言和文化的国家，好像已经都渐渐褪色乃至趋于消散。我有点害怕，害怕自己哪天回忆起那段生活的时候记忆里只剩下一片空白。
    我想也许还是应该找个地方把它们保存下来，就像是电影里的美国黑帮给自己的钱袋找一个火车站的保管箱，或者像是梁朝伟默默地对着吴哥窟的某个树洞喃喃自语。我要把它好好地埋在一个地方。我知道，只要我埋好了，它就不会腐烂。
    1998年
    丁老板
    丁老板人很瘦，戴着眼镜。当时是我的顶头上司。
    当我把辞职申请放到丁老板桌上的时候，他笑了，说这是意料中的事。我也笑了。然后他问，要去哪里。
    那时我年轻，就说要去思科。他很惊讶，说思科是干什么的。
    那是1998年。
    1998年，我27岁，是一家日资通信公司的售后服务工程师。当时，这家公司在我居住的城市属于效益非常不错的合资企业。每天，公司的几辆豪华员工通勤班车穿行市内，惹人注目。在这里上班的员工也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有几个日本人被安插在各个部门作为外资方的管理人员。
    1998年，我27岁，刚刚完成了婚房的装修，计划和女友次年结婚。
    1998年8月，我向早已预料到我要走的丁老板递交了辞呈。至此，我在这家公司工作了整整三年。其实，这三年也是一堆需要好好找个地方埋起来的记忆，让我一个一个来，留待以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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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南半球的八月是深冬。这里的阳光即使在深冬还是明亮耀眼，一旦从云层中钻进去便迅速加热着周围的空气，让带着腥气的海风变得不再冷冽，让不时掠过脚面的海水也变得渐渐温润。
    即使是深冬，这里海面上也活动着一群群的冲浪人，怀抱着一块造型简单的冲浪板跃入海中，历经扑向岸边巨浪的摔打而坚韧不拔地来到海水深处大浪的源头，恬静地趴在冲浪板上等着下一个大浪的酝酿。当水面泛过的那丝皱褶渐渐卷曲移动并迅速变大变快的时候，一跃而起站在冲浪板上，毫不畏惧地钻进浪尖。那个涌动起来的浪尖其实很迷人，海水在身后周围卷曲升起，面前奔腾落下。双手舒展地踏浪而出，随同着那个巨浪一跃而至最高处，甚至听得见从空中传来的兴奋的大叫。
    儿子在身边的沙滩上专心地玩着沙子，很认真地挖了一个小坑，然后把自己好不容易收集起来的一些小贝壳放到里面。问他为什么要埋起来呢？
    很平静地回答说：这样下次我这里来还能找到
    那为什么非要找到呢？这堆贝壳并不是很漂亮啊？故意说。
    唉？好像对我弱智问题非常惊讶，自己找来的啊。
    哦，原来这样。恍然大悟地摸了摸他脑袋，和他一起把那一堆贝壳用沙子埋好。结束的时候，突然喜笑颜开了这个沙滩上没法做记号，下次来找不到怎么办啊？
    笑了拍了拍他沾满沙子的头说：别担心，只要你埋好了就一定能找到而且…话没说完，儿子已不管不顾地跑开到不远处捡贝壳去了
    用手摩挲了一阵那片细软的沙子，然后起身拎着鞋向着岸边的方向走去。这时身后渐沉的斜阳正在海面上辟出一条耀眼无比的光带，就像一条连接这里和天边的光芒四射的道路。和儿子埋贝壳的地方被往复的潮水冲刷，很快就变得毫无痕迹地顺滑，静静地在这条路边闪着金色的光芒。
    老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