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啊——啊——”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个深夜，在慈渡劳改农场的一间号子里也响起了类似的噪音。慈渡原本是一片芦苇密布的碱滩，东临大海，西边的潮白河分成金钟河和银钟河，像两条胳臂南北包抄抱住这块海滩。此地四面皆水，上世纪初是海盗的老巢。解放后，被公安局相中，定为劳改农场，一排排红砖砌就的号子里的犯人男女老少足有上万。这里的门窗同样钉着铁条，不过发音的喉管不同，音色也就有了差别。尖锐嘶哑的“啊——啊——啊——”划破了冬夜的宁静，令人毛骨悚然地掠过盐碱地，飞向烟波浩渺的大海。缩着脑袋栖息在树梢头的寒鸦被惊动了，一起加入这出大合唱，好不瘆人！
    女劳教队的大值班小郎使劲拍着队部的房门：“方队长！方队长！鸡窝组发疯了！”
    五短身材的方队长披着棉大衣开了门，狠狠瞪了小郎一眼。小郎立刻改口，嗫嚅着说：“是三组……三组……”
    “这就对了！我们能随着劳教分子叫吗？”
    三组清一色是妓女，“妓”“鸡”同音，女囚们顺嘴称“鸡窝”。说得对！公安人员哪能跟女囚一般见识！
    走进彻夜亮着灯的院子，每间号子的铁窗后都人影憧憧——比起床哨还灵，女囚们全醒了，一个个扒着窗户往外瞧，没一个敢到院里来。所规上写得清清楚楚：晚点名后不许出号子门，出来算越狱！再说，门上有锁，你出得来吗？
    小郎掏出钥匙打开鸡窝组的门，不由得一哆嗦。惨白的灯光照着七个大张着的黑洞，发出震耳的“啊——啊——”定睛一看：是七张嘴。大炕上六个，小炕上一个。七个半倚半坐的躯体，七双紧闭着的眼睛。小炕一侧一个被窝卷在不停地颤动。小郎揭开棉被，露出一张满是雀斑的脸——组长芦花鸡。
    “怎么回事？”小郎抖抖地问。
    “我也不知道，晚点名以后都还好好的呀！”芦花鸡抖抖地答，褐色的雀斑在煞白的脸上一粒粒分外清晰。小郎暗想：女囚们给这个姓芦的洋妓起的绰号真叫贴切！
    有十来年管教经验的方队长一看就明戏了，吩咐小郎：“别跟她废话，快提溜桶凉水来！”
    ========
    这几篇小说，其中的一小局部。开在地狱边缘的小花，也算百花丛中的一枝，也许可以调剂一下大红大紫的热闹，增添一些冷色。写这些故事，没有任何意图，不打算说教。只想告诉读者：这片黄土地上曾经有过这些人，发生过这些事。因为是小说，经过加工，人物、地点、时空都已虚构倒错，望勿认真。雪泥鸿爪而已。
    当年汽车不多，能坐车的多半有点身份，不像现在出租车满街跑。所以我这诗算“恶毒攻击”以此为主搭配上几条，先是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农村，后来我不识相，又对“三面红旗”嘀嘀咕咕，于是双双劳动教养，成了囚。
    好像男性在当右派这方面也比女性“跑得快。男右派成百上千，囹圄之中，居然能够独立成营。女右派的数目就差远了单独关押有悖精简节约的原则，只能跟刑事犯关在一起。因此我不用开介绍信办手续，便“体验”正宗的笆篱子”生活。体验”期限一直到1978年落实政策，占了这一辈子最宝贵的二十年。
    作为一个女囚，滋味当然好不了尤其是跟各种“渣滓”一起，这措施自身就是一种刑罚。这些既不会打又不会骂的犯“脑袋瓜”罪恶者，只能被刑事犯当作“修理”对象。不过由于是其中的一员，也就看到听到许多凄惨的故事。这是一个记者在蜻蜓点水的采访中无法接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