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北京胡同文学。从上世纪七十年代，直到新世纪开始，《琉璃》就像是一位老人，叙说了一段京城历史。男主人公老二深爱着胡同里的女孩也是同班同学吴蔷，但也是同班同学、老二的邻居大玲更是对老二爱的一往情深。恢复高考后，吴蔷考上了大学，而大玲因为意外怀孕，失去了进大学的机会，只能把对于老二的感情深埋心底；而没有考上大学的老二心里一样的自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吴蔷被同班同学样小宁抢走了……
    春风文艺出版社 出版
    一
    老二和吴蔷他们乘坐的长途车，是早晨七点从平谷县城出发的，到他们插队的果庄是七点四十五分，到北京东直门终点站是上午十点整。当那辆四面透风、油漆剥落显得花里胡梢的破车“噗嗤”一声停下来，老二背着三个包先下车，紧跟着，吴蔷空着俩手从车上跳下来，知青们起哄他们俩，说老二是吴蔷的长工，是给吴蔷扛活的。老二把包放地上，象没听见那些话似的，眼朝周围瞭了一下。昨晚北京下了雨，地面上湿漉漉的，停车场边上的坑洼地积了几滩雨水，水里沤着些报纸破鞋烂菜叶儿。七十年代的东直门，是京城有名的杂巴地，密云、延庆、平谷三个郊区县的长途汽车川流不息地发车、到站，从上面走下来的多是些蓬头垢面的人，都像是逃荒的。北京的老人儿说这地界儿净是拍花子的，他们伸出一只手，朝小孩儿的头顶上轻轻拍一下，小孩儿就乖乖地跟他们走了，神着呢。
    从东直门往城里走的只有6路无轨电车，站牌下面黑压压站了一大片人，老二提议走回家去，没人反对。吴蔷想帮老二背一个包，拒绝了。老二走得飞快，两只脚像装了风火轮，吴蔷跟屁虫似的跟在老二身后。杨小宁是老二和吴蔷的同班同学，一个村插队，此刻紧跟在吴蔷的身后，他无论回家还是从家回村,从来不带包儿，甩着两只手，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儿。杨小宁长了一张娃娃脸，给人感觉永远在笑。这时，他真的在笑，那两只女人般多情的眼睛像正午的猫眼，觑成两道缝儿，两条目光像是沾了水，潮乎乎地落在吴蔷的屁股上。实际上，完全的衣服和裤子都极其宽大，身上各部位的位置也就是个大估摸，杨小宁的目光只是落在了吴蔷身体的中间地段，这也不妨碍杨小宁，通过吴蔷走动时衣服褶皱的伏动，产生丰富的联想，并由此心生异样，身体膨胀……就在杨小宁血流加速的时候，老二突然停下来，一耸肩，把身上的三个包咕咚卸在地上。只见从一辆130卡车上跳下来个司机，直朝老二走过来，没等周围人反应弄明白，老二已经一拳把司机打了个满脸花，司机捂着鼻子蹲在一棵树下，血顺着手指缝流出来。吴蔷扯老二的袖口，问干吗打他。老二说：丫挺的，犯照。一旁的杨小宁瘪了，把目光从完全身上敛回来，定定神儿，然后埋怨老二不该打人，说老二野蛮。吴蔷瞪杨小宁一眼，说：谁野蛮啊，说话注意点啊。杨小宁嘲笑吴蔷，又不是老二老婆，干吗那么向着他。吴蔷扯老二袖口让老二快走，她怕警察来。老二冲杨小宁笑，是那种得意洋洋的笑，他告诉杨小宁嫉妒没用，又用嘴朝吴蔷努一下，有能耐抢走啊。杨小宁的眼睛睁得老大，一副吃惊的样子，其实他并不是吃惊，这种表情是他的常态，是一种天然的保护，像一道无形的墙。他用一种绵软的声音说，并没打算现在跟老二抢。
    北新桥十字路口朝南左拐一百米是个委托行，铺面不大，两扇破破烂烂的木门摇摇欲坠。老二奶奶说她年轻的时候委托行的生意就很红火，还在那儿卖过一件皮袍。老二长到认了路就往这儿跑，委托行就像个吸铁石吸着老二，这儿什么都有，大到雕花的木床，小到女人用的绣花针，再长几只眼也不够用。有一次老二从委托行里偷出一只翠绿的扳指儿，奶奶喜欢扳指儿戒指儿什么的，所以当老二贼不溜球地从裤兜里掏出扳指儿的时候，虽然知道这东西来路不明，奶奶还是又惊又喜戴在了大拇指上，还对着太阳眯眼照了照，然后用手胡噜一下老二的脑袋。委托行的门前总是停着几辆板儿车，买卖大件东西可以租用。老二上初中的时候就跟这些蹬板儿车的爷们混得烂熟，这功夫，老二一溜七八个人来到委托行门口，那些正打扑克的板儿爷们都抬起头跟老二打招呼，其中最年长的大伙都喊胡爷的，右手托着一只玉嘴的烟袋锅看人打牌。烟杆儿被摩挲得锃亮，黄铜烟锅儿逮着点光儿就闪几下子；仔细看，烟锅里并没烟叶儿，拿着它不为别的，只为喜欢。说那是宫里头传出来的，懂行的一看就知道，即便不是宫里的东西，也是有点来历。胡爷并不姓胡，喊他胡爷是因为他留了小半张脸的络腮胡子，板爷堆里他说了算。这时胡爷大声地喊一个叫六儿的，六儿有十多岁，长一张胖呼呼的脸，胡爷让他送老二他们，老二他们就全把包放在六儿的板儿车上。从北新桥到张自忠路，六儿除了不停地跟路边剃头修车的人打招呼，再就是一个劲儿问老二考大学的事，一直到了张自忠路口，没问出个所以然来。杨小宁他们几个都住铁狮子大院，就是那个著名的段祺瑞执政府，到了路口就往右拐了，杨小宁临走还回头冲吴蔷扮个鬼脸。六儿一直把老二和吴蔷送到他们住的黄土坑儿胡同，还要朝里边走，老二拦住了，这才掉转头回去。
    二
    老二和吴蔷没走几步，碰上了王大玲，跟他们也是同学，大玲父亲早死了，母亲改嫁到香港，大玲跟姥姥过，所以没去插队，到一家街道办的服装厂当了工人。大玲推一辆半新的二六飞鸽女车正要骑上去，姿态像是一只展翅欲飞的鸟，一眼看见了老二和吴蔷，就把翅子收了，一张黑而俏丽的脸上现出极其灿烂的笑容。她跟他们搭讪，问是不是放农闲假了，还是回来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大玲的目光犹疑不定，像是水上漂着的东西，她看见了老二背着的三个包，就问哪个是吴蔷的，老二就把其中两个放在大玲的车上，大玲送吴蔷，老二背着自己的包成心放慢了脚步好让俩女孩跟自己拉开距离。老二知道大玲喜欢自己，对得了，那是铁板钉钉儿的事，因为大玲是说一不二的女孩儿，象胡同里的灰色，变不了了。吴蔷不同，是个迷，这种女孩儿不能用颜色形容，她是胡同里的光和影，随着四季而变化，谁也不懂她心里真正想什么，她就是水里的月亮，风里的铃声，只能看和听，用手感觉，没戏。可人是天生的贱骨头，越是弄不懂的东西越想弄懂，无法感觉的偏要哭着喊着去感觉，这话说的是老二，是老二对于吴蔷那份心思。直到吴蔷和大玲走进了吴家的院门，老二才跨进自己家院子。
    黄土坑儿胡同是南北向的，从北一路数过去仨公共厕所。原来北京的四合院里，院院都有厕所，定时有掏粪工人来掏，背着一米高的大粪桶，粪桶是木制的，用铁箍箍结实，桶旁边挎一个长把儿大粪勺。大粪车一来，胡同里的小孩儿就喊：掏大粪的来啦！然后就夸张地捂着鼻子跑。那时候有一个掏大粪工人叫时传祥，因为敬业，掏大粪出了名，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他的一句话成了名言：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应了那句话，行行出状元。大人们用时传祥教育孩子：看看，什么干好了都有出息。孩子们都听话，不少孩子暗下决心，长大当一名大粪工。掏大粪的也有脾气，这院里人话语间要是透出些微鄙视的意思，掏粪的时候，就成心往院子里拉拉屎汤，让这院人臭上一天。文革期间，院子里的厕所被当成“四旧”全拆了，一水儿改成公共的了，用的是北京旧城墙的砖，古朴厚实，外地人来北京，见了公共厕所都感叹：北京连茅厕都那么有文化。九十年代中期有一阵子政府鼓励市民献城砖，想恢复旧城墙，街道居委会也呼吁了几声，就有人站在胡同当中喊了一声：你让我立时三刻哪拉哪尿去！居委会的人就哑巴了。老二的家离第一个厕所不远，院门朝东，进了院门迎面一个影背，影背上依稀有字，没人琢磨上边写的是什么。院子不大，只有三间北房和三间南房，东面是十号院就是大玲家院子西屋的后山墙，墙根儿有一棵水桶粗的桑树，每年五、六月份，桑葚熟了，落一地，不小心踩上，把整个院子都染成紫的了，老二奶奶就说，瞧瞧，改染坊了。北屋廊檐下是一棵小水桶粗细的石榴树，果木不成材，树干离地一尺便分成了两股，亲姐妹似的依偎、纠缠在一起。这六间房对于老二家来说太宽敞了，因为全家只有老二、老二的弟弟建平还有老二的奶奶一共三口人。老二的父母文革前就去了香港，因为老二的爷爷在那边有点产业。那时老二五、六岁，弟弟建平才两岁。文革一开始，就有人骂老二：你爸你妈是香港特务，你也是小特务，你奶奶是老特务！老二原封不动扔回去：你爸你妈才是香港特务，你丫是小特务，你爷你奶都他妈的是老特务！奶奶踮着小脚儿一趟一趟跑居委会，反复说老二的爸妈都死了，居委会主任姓杨，长的胖，胡同里人叫她杨胖子。杨胖子审问老二奶奶，那口气就像从来不认识似的：那你们怎么生活。老二奶奶的眼泪刷就下来了，然后用一种极其悲凉和微弱的声音诉说生活无着，怎么变卖家当，养活两个孩子。杨胖子似信非信地看着老二奶奶。文革的高潮渐渐过去以后，到了七十年代，老二才知道奶奶一直在说谎，奶奶不说谎他们家的日子就没法过，其实奶奶并没有变卖什么家当，确切地说，家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变卖的，奶奶的父亲当年在北京是开轿子铺的，攒下的那俩钱早让老二的二舅爷，就是奶奶的二弟倒腾得精光。家里倒是有不少旧家具，可老二奶奶当时根本不知道那些东西能值什么钱。老二的父母辗转托人带过来一些钱，交给他们在北京的朋友，朋友再交给朋友，最后由一位朋友家的女佣送到老二家。老二见过那女佣，穿的很干净，脸上也很光洁，举手投足都带着一股大家气派，当老二对奶奶说起那女佣时，老二奶奶撇嘴，说老二没见过什么叫气派。老二奶奶的爷爷是在旗的，皇亲国戚，奶奶的二爷爷在南边开盐行。二爷爷每次上京，绫罗绸缎不用说了，香稻米带来多少担，累趴下多少挑夫啊。老二烦奶奶的那种表情，松弛的眼皮包着一双闪着贼光的眼珠。老二对奶奶那近乎京剧道白的叙述熟悉而厌倦，若干年后，北京的市场上充斥着不同产地的香稻米时，老二不厌其烦地打趣奶奶：这是你二爷爷运过来的吧。
    奶奶听见院门哐啷响了一声，她正撅着屁股，在那棵长了多年的桑树下收拾破烂儿，说是收拾，其实就是把那些东西挪个地方，比方现在老二奶奶把破木头废铁从西墙根摆放到东墙根，然后像怕它们逃跑似的用一根粗铁丝牢牢捆住；倒腾破烂儿，这几乎是居住在北京胡同里人的一种习惯和嗜好，业余时间除了站在胡同里闲聊天，蹲在墙跟儿下象棋，再就是倒腾破烂儿。那些东西早就被沙尘覆盖，确切说，是浸泡，统统肮脏的说不出颜色，用一句北京话说：脏了吧叽。破木头、烂铁、废弃的小孩儿车轱辘、铁环（六七十年代北京胡同里孩子自制玩具）、烘尿布的烘篓（北京人用来放在煤炉上烘干婴儿尿布的工具，铁丝制成），被人抚摸无数遍，嘴里还叨咕着：破家值万贯。一旁要是有人，比如串门的邻居，或是看热闹的小孩儿，倒腾破烂儿的人还会悉数那些破烂的历史：这车是我家小三子用过的，这铁环是大蓬子玩的……倒腾破烂儿的目的并不是卖，即便卖也是极少数量，一般都是些不带感情色彩的东西，比如一团铁丝、一截儿烂烟筒什么的。大部分破烂儿被清扫后重新码放好，它们只有一种功用，就是帮着人们记忆过去，破烂是北京人无法丢弃的日子。院门响的时候老二奶奶刚把破烂捆好，正满意地拍手上的尘土，见老二走进来，就龇着牙笑，一边将手上残留的尘土擦在衣襟上，一边说：想着就该回来了，大秋完了嘛，再说要考大学了，昨天还来信，问你和建平考大学的事，让你写封信说说你俩怎么打算的。老二一边听奶奶唠叨，一边朝自己住的犄角那间南房走，心里说，没什么打算，能有什么打算，有打算也跟你们没关系。老二见那棵桑树勒着一道粗铁丝，奶奶搭衣服使的，就说：早说让您把铁丝往别地儿栓，您就是不听，这棵树早晚让您勒死。奶奶说，小子！甭跟我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先回你屋歇着。
    老二打开门，屋子里一股霉味，打量四周，虽缺了人气儿，屋子倒收拾得干净利落，彩色条纹的床单一个褶儿都没有，床头柜、写字台、五斗橱，还有靠东墙立着的大衣柜，一望而知都是有年头的旧货。当年红卫兵抄家的时候差点让人当“四旧”抄走，奶奶坐在院门口哭天抢地不让抄家的进院子，还下死劲扯着那个领头的裤腿儿不放。倒不是她知道这些旧货以后会值钱，那都是她当年的陪嫁，当家的死得早，无数难眠之夜，就靠这些旧东西陪着，久而久之，东西有了人的神气儿，是老二奶奶给它们的，反过来，也支撑着老二奶奶，烦闷的时候，摸着它们，说上几句心里话。老二不喜欢屋子里的旧东西，除了那股子难闻的味，对他，它们永远是陌生的，物件跟动物似的，只能有一个主人，既然是奶奶的，就不能是家里别人的；尽管老二比它们后到这个家，照样混不熟。他多次提出换新家具，奶奶让他甭想，让他死了这条心，然后就是一通咬牙切齿的唠叨，说老二和建平是有人下没人养的玩意儿，整天就知道算计她的东西，当初就不应该养活，该掐死他们。然后就跑到厨房里把那些锅碗瓢盆弄得叮咣乱响。老二琢磨着自己挣工资的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这些家具换了，然后娶吴蔷，就在自己这间小屋里，哪儿也不去。想到吴蔷，老二的心里就觉得暖和极了，他觉得吴蔷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孩儿，换句话说，这世界上他只要吴蔷，剩下的什么都可以不要。但恢复高考的事让老二有些心神不宁，心里骂：还恢复哪门子高考呢，就那么混吧。看着别人高兴成那样，自己可不痛快了。这次回城，老二不象以往，一回来就往胡同里跑，找他那些狐朋狗友瞎侃，猫自己屋里发愣，坐在窗跟前那把老式木椅上胡思乱想。奶奶的影子映在挂了窗帘的门上，乱糟糟的头发像个鸟窝似的晃来晃去，问老二中午想吃什么，榨酱面？打卤面？还是烙饼摊鸡蛋。这些都是老二奶奶自己喜欢吃的，老二喜欢吃米饭炒菜，肉片炒茄子，韭菜炒鸡蛋，扁豆炒肉丝，西葫芦炒肉片。老二不言语，不言语就是不喜欢，老二奶奶坚持问，坚持的意思就是让老二在她说的那些吃食里挑一种。问得急了，老二就说什么都不想吃，奶奶让步，去闷米饭摘豆角了。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