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叶上的眼睛
    天很热。睡觉之前，我到浴室里冲了第二次澡。喷淋头的某些部位已经有了锈斑，看上去仿佛经久不擦的污渍，疤疤癞癞，叫人心里像吞了苍蝇似的恶心。莲蓬头出水的细孔也有点堵了，水流变得很不均匀，一边的流速快，水线密集，打在皮肤上唰唰地响，熨帖到恰如其分，另一边却是勉强和无奈，有点像苦了面孔很不情愿的做爱。
    贾铭不止一次地提议说，这房子该重新装修。他说，即便我们结了婚，搬到他那儿去住，也得把该安置的事情安置妥当。
    他知道我姐姐艾早会时常过来小住。几乎每隔三两个月，她都会从深圳飞过来，看一看我儿子艾飞，带他出去吃顿饭，逛一逛动物园，然后再飞走。艾早不可能跟我们住进新家，所以这房子要给她留着。
    贾铭就是这样一个办事稳妥的人。他的那个规模不大的橱柜公司，也被他用这样的方式管理得清清爽爽，有条不紊。能找到这样一个人做我的丈夫，应该说是我的幸运。我已经四十多岁了，贾铭比我大五岁，我们两个人到中年，相守就是幸福。这一点，我们彼此心里都很清楚。
    贾铭的公司里有现成的熟练工，木工水工电工都有，如果我想装修房子的话，工人们招之即来，用不着我支付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成本。可我就是迟迟不愿意让他动手。我拖延不动的原因，是舍不得让陈清风的最后一点气味和踪迹在这儿消失。一九八九年春天，我从学院后勤处拿到了这房子的钥匙。十月，陈清风如惊弓之鸟一样在这里呆了四天。之后他远去他国，再没有踏回故土一步。他在我床前的地板缝里留下了一根短发，发根上还带着一星皮屑，十几年中我让它留在那道隐秘的缝隙中，以为它会静静地陪伴我一生。我的抽屉里还有他用过的一只指甲钳，一只粗糙的一次性木梳，一把从小店里买回来的简易剃须刀。我小心地保存它们。偶尔拿出来，我会清晰地回忆起陈清风使用这些东西时，他的神态，动作，情绪，他盯视我时眼睛里的笑容。他笑起来的时候会露出被烟熏得微黄的牙齿，嘴角的一边略略抬上去，显出一种意味深长的惊讶。还有，如果他用剃须刀刮胡子，他会把上颚鼓出来，唇边绷在牙齿上，这样的话，皮肤拉开，可以刮得干净一些。
    如果我要装修房子，这些东西都会被搬家工人一古脑儿地丢弃，送到某个垃圾转运站，被垃圾处理机压成粉末，成为尘土，随风飘逝。
    不，我不想就这样地失去它们。在陈清风去世之后，更不愿意失去。我宁可让水龙头锈着，让地板开裂着，墙漆剥落着，橱门摇晃着。
    我留下他的头发，他的指甲钳、木梳和剃须刀，就如同留下了我的青春年华。人的一生不能两次蹬过同一条河，这是希腊哲人的名言，最早陈清风背给我听、令我年轻的心中有阳光照亮的一句话，我永远都记得。
    我关了水龙头，拿一块浴巾擦干身体。水汽模糊的穿衣镜里映出我的头颈和胸腹，颈部依然纤细平滑，胸腹却已经略显松弛，肌肉纹理都呈出向下的姿态，仿佛一件穿得太久、无法再挺括有形的衣服。而就在半年之前，有一次在医院做妇科体检，一屋子的女人轮流脱去衣服。我旁边的女人使劲盯着我的胸脯看，她惊叹说，怎么会有这样年轻的乳房! 她还说，你看看我的，都快挂到肚脐了，真是没意思啊。那时候我心里骄傲，我知道我的乳房是因为思念而翘挺，就如同我的目光永远会抬高，越过千山万水，去关注世界另一边的风景一样。
    仅仅半年，沧桑巨变。哀痛的心情可以修复，身体不能，它的悲伤不可逆转。
    套上一件带圆点的棉布睡裙，我先去客厅隔出来的角落里看艾飞。我喜欢看他熟睡的模样。十岁的男孩子个头已经齐到我的肩膀，睡在那张行军床上，尤其显得长手长脚，仿佛随时随地都会虾一样地弹跳起来，蹦出我的视线。壁挂的小空调机嗡嗡地响着，不间断地把空气压缩，压缩，再轻轻地吹出去。艾飞把毛巾被团作一堆抱在胸前，睡得神闲气定，裸露的皮肤上散发出儿童特有的甜丝丝的气味，草莓棒糖的味道，冰淇淋蛋筒和新鲜面包的味道。
    每次我嗅到儿子皮肤上的气味，就要想到我和姐姐艾早，在我们两个十岁的时候，身体上不会有这样的甜香。十岁之前我们没有吃过冰淇淋，没有见过面包和草莓，我们的零食是五分钱一斤的萝卜，两分钱一包的炒蚕豆，和一角钱装满一脸盆的半生不熟的西红柿。我们那时候身上总是有汗馊味，从酷热的阳光下走进屋里时，额头上鼻尖上挂着亮晶晶的汗珠，皮肤的每一个毛孔中嵌满灰尘，油污，和缺少冲淋设备而永远腻在汗毛上的肥皂的干末。我妈妈李艳华走过来闻我的头发，她会皱着眉头说：“你馊得像块抹布。”
    就是这样，像一块抹布：破碎，灰暗，油腻，气味难闻，被大人们用两个指头拎起来，在锅台和饭桌上扔来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