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淼面孔上一共有三种气色，灰、白、淡青。于是也就有了三个相衬的表情：不动容的五官平铺在那儿，眼皮松弛到极限，目光有点瘫痪。这个表情在她二十四岁时被他看成稀有的宁静（我知道他想用的形容是“圣母式的”）。这时她四十二岁，佩戴这表情和灰灰的清晨脸色，是令他敬畏的。韩淼上班前的脸色转亮，他知道那是她涂了底色。这样就开始了她很正式的法律公司职员的一天：眼睛、眉毛，嘴角，都用着一股力，微笑也带着一股力。他到她的公司办公室去过一回，见她清亮的白脸蛋儿上肌肉饱胀着，语言、笑容，与同事的一两句调侃，都在她白色光润的皮肤下被那股力很好地把握住的。她倒一点不冷落他，忙进忙出不时总会给他偷情似的一笑。只是眼珠子的笑，很霎然的，一个妩媚划过去（只有一次，我在一个Party上，看见韩淼对老杨这样迅捷地妩媚过）。但他在她办公室就只敢坐在指给他的那张椅子上，坐得四方四正，心里并不为有这样练达、强干的妻子得意。以后再怎么也不去她的公司了。尽管韩淼那次回来带种怂恿的意思告诉他，公司里两个女实习生说他“可爱”。她是故作怂恿的，知道也不会把他怂恿得怎样，乐得大方一回。他在半夜十二点半下班回到家时，韩淼是洗得过分干净而有种微微发青的肤色。她总是靠在床头看书，发青的脸上，所有对他的不满、怜悯、嫌弃、疼爱都泛上来。她面孔这时真不好看，所有的好看都失了踪。他一般到卧室点个卯就去厕所。小便、刷牙、洗澡，看看韩淼看剩的报。她一般在他进卧室报到时就身子往下一沉，沉进被子里，同时一手熄床头灯，表示她等待他，为他熬夜，情分尽到了。有时她会在被子里对厕所说：“杨志斌，给你留了饭在冰箱里。”
    他们一直跟大学里那样连名带姓地称呼对方。有时他想，到老了他俩还会跟大学同学似的。这样反而浪漫，一生一世的做同学。
    “杨志斌，这么晚了，烟就不要抽了嘛！”韩淼在床上叫，声音跟办公室里很不同，既无助又权威。对抽烟的恶感，是韩淼和美国女人学来的文明。
    他赔理地说：“就抽一根！上班六个钟头不能抽……”
    他在一个办公大楼上班，穿件紫红制服，手里拿个报话器。旋转玻璃门边置张桌子，下班时间过后，进楼的人必须在桌上摊的簿子上签名和记下进出的时间。有什么事报话器是通警察的。上班快一年了，杨志斌不知“有什么事”会是什么事。进楼的人像看不见他一样直接到簿子前签名。有不知规矩的，他只需小叫一声：“Excuseme！……”那人便拐回来，还是跟没他这个人似的，直冲那桌子和簿子去，唰唰划上名字。即使他谦卑的手指点出他签错的位置，还是不能使他的存在获得承认。那人抱歉地笑笑，纠正自己，嘴里客套两句。抱歉和客套也不是具体的，有针对的，总之他是在人们大而无当的无知觉里尽职。
    韩淼又叫两声“杨志斌”。他有了一点讨厌的心情，却不完全是讨厌妻子。他走到阳台上。阳台很小，像国内所有人家一样，这阳台是狭小空间的一个挣扎。在美国，他们的居处没那么挣扎的，不过是舍不得阳台冤枉地空在那儿，这里的中国人家都不习惯在空间运用上太挥霍，有车库的人家车库常是盛剩余物资的，车却泊在公用地盘上。实在盛不下，就举办个“GafsgeSale”，或是“YardSale”。一间车库的东西全倾倒出来，开肠破肚般的，花花绿绿的杂碎铺出偌大一摊：改朝换代的家具，衣服，成年的孩子们曾经的玩具，骑过的自行车，主妇们图便宜买回却不想活受罪去穿的各色高跟鞋。杨志斌逛这类旧物摊子是享受的。他有次买回四张塑料餐椅，椅子腿一条不残，一共才花了四块钱。韩淼听了价钱，快乐的人都轻盈了，利落地把它们擦洗一新。现在这些椅子一只摞一只，摞在阳台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