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革命》 作者：埃德加·斯诺著
    译者的话
    埃德加·斯诺于1905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他当过《芝加哥论坛报》、《纽约太阳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记者，到过中国、缅甸、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后来担任《星期六晚邮报》的副主笔，从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亚洲和欧洲重大事件的采访和报道。他一生写过十一本书，很多是与中国有关的，如《西行漫记》、《走向起点的旅行》、《今日的红色中国：大河彼岸》和《漫长的革命》等。
    斯诺曾在中国居住过十二年。他早在1928年就来到中国。1933年至1938年他住在北京期间，曾在燕京大学担任教职。1936年他访问了我国陕北革命根据地。回到北京后，他写了《西行漫记》一书，向美国和全世界人民介绍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斗争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新中国成立后，斯诺又于1960年、1964年和1970年三次访问我国，写了许多介绍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文章。
    1972年2月斯诺病逝后，斯诺夫人遵照他的遗嘱，把他的一部分骨灰送来中国安葬，于1973年10月19日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葬仪式。廖承志同志在安葬仪式的讲话中说：“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无论是在中国革命艰苦的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几十年如一日，为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漫长的革命》一书所报道的，主要是斯诺于1970年来我国访问期间，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他时的谈话，以及他在各地访问时看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引起的深刻变化；同时他对一些问题也谈了自己的看法。这本书是斯诺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因为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使他没有能够继续写下去。但诚如斯诺夫人所说，“在这部书里，有着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一种新关系的种子。如果我们加以培育，它们就会发芽滋长。”
    我们最初据松冈洋子的日文译本译出，后来又根据英文原著(美国兰多姆出版社1971年第一版)重新校订一遍。全书八章二十五节，附录四篇。除一些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需要的注释以外及附录第三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和第四篇(“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未译外，其余均照原文译出，仅个别地方作了一些删节。原书附有铜版照片数十幅，也已略去。
    书中引用毛主席语录，凡已正式发表的，我们都用黑体字标出。
    译者
    1975年3月
    一、一个不同的国家？
    (一) 天安门上的会见
    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一周年那一天，在北京是十月的最美好的日子。我安祥地坐在挤满了人的天安门城楼上，忽然觉得有人拉了一下我的衣袖，转过身来，看见了周恩来总理。他很快就领着我和我的妻子洛伊斯站到毛主席的身边去了，在那里，我们就在占人类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的中心呆了一些时候。中国领导人当众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重大的事情正在发生，但这是什么事情呢？
    在下面能容纳五十万人的大广场上，一个大横幅上写着毛泽东1970年5月20日声明中的一句话，相隔一条街也可以看清楚横幅上写的字。那是宣告中国坚决支持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反对朗诺的政变和反对朗诺的美国盟友，坚决支持刚刚建立起来的印度支那人民反美联盟。为了强调这一点，西哈努克亲王也站在主席的另一边。亲王面带笑容(他是喜欢笑的)，对我的妻子所说的“反对入侵柬埔寨的美国人，不止我们两个”这一句话，他热情地回答说，“美国人民是我们的朋友！”
    毛的号召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在中国的宣传用语中，“走狗”的意思就是卑躬曲膝的帮凶。
    后来，在主席七十七岁寿辰那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把我说成是“美国友好人士”。那天，这家报纸在每天都刊登毛主席思想的右上角的框子里登了这样一句话：“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毛主席总是注意把各国人民同政府及其政策区分开来。如果需要一个象征来说明这一点的话，我是乐于作为这个象征的：就是说，代表着许多反对武装侵略和毁坏越南以及其他印度支那国家的美国人。美国的反战者终于正在使李奇微将军曾经预言为“悲剧性的大错误”停下来，我站在那里是为了接受人们对美国反战者的致敬吗？是的，是那样－－但又不仅如此……
    外国报纸造谣说毛主席一只手已经瘫痪，因此藏在他衣袖里，但是我却注意到他的握手同以前一样坚定有力。他比1965年我上一次见到他时瘦了些，但更精神了－－我现在才知道，那时他正要作出在他作为革命领袖的一生中也许是最关键和最勇敢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清除他的党所选定的接班人、共产党副主席和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以及党内其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他们的一切走狗)，他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对象。
    当我们一起看那些精巧的生动的彩车开过去的时候，毛简略地向我谈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组织得多好啊！人们穿着各种颜色和各种式样的服装，同工人和知识分子日常穿着相同的单调的衣服形成对照。中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的人民都出场了，大约有四十七个少数民族。他们讲二十多种不同的语言，占总人口(现在七亿五千万至八亿之间)的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六。节日的主题是生产和备战：到处都有穿着蓝色和灰色军装的人，但是，除了青年民兵包括头上梳着辫子的姑娘手中所握的武器外，人们就很少看到武器。
    颂扬毛的著作、语录和批示的标语牌，都是涉及公社、工厂、文化事业和军事生活中怎样遵循他的教导的，这些标语牌一个胜似一个。最为壮观的，是群山为隧道所贯通，由桥梁连接起来，一列模型火车在上面疾驶而过，象征着铁路系统最后一环的完成，这个铁路系统现在把最遥远的新疆同紧靠越南的南部边疆连接起来了。全身塑像和半身像随处可见，有的很大，再现了站在我身边的这位第二次解放或文化上解放的领袖和倡导者的形象。这第二次解放是为了使革命象原来那样纯洁，是为了让空前广泛的群众参加到革命中来。
    在我们面前通过的游行队伍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很多人的眼里迸出了热泪，不仅青年人是这样。
    我不由得指着怀有崇拜心情的游行队伍问道：“对这些您觉得怎么样？您的印象如何？”
    毛皱一下眉，摇摇头，又说很好，但看来他不是十分满意的。是怎样不满意呢？在他未及作答以前，我们的谈话被走过来的游行队伍打断了。只是几星期后，在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中，我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时，他才非常坦率地谈到，个人崇拜是“讨厌”的。我这才发现，在国庆节那天，他想的不是那成千上万的人用来为毛语录生色的肖像、旗子和鲜花。他想的是重建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恢复在文化大变革期间所丧失的生产节奏，加速结束越南战争，以及扩大中国同外间世界的接触等问题。他是否也想到可能同理查德·尼克松进行对话呢？
    他问我，是不是美国现在有着各种各样的反叛？他对美国的反战运动印象很深－－他在五·二○声明中赞扬了美国的反战运动－－并想进一步了解一下美国反战运动的政治意义。他说，我们不久会再次见面的。
    病魔的摧残，使斯诺的身体日渐虚弱，中国医疗小组把加强营养支撑疗法作为减轻斯诺的痛苦、增强抵抗力的重要手段。他们为斯诺制订了科学的营养补充方案。除了营养药物润剂外，还编配了合适的食谱。
    一天，轮到张锦坤医生值班做饭，斯诺夫人特别感兴趣，说要学手艺。张医生自知烹调技术不高，但想到中国莱举世闻名，虽不能与国内名厨相比，但总可以在她面前露一手。饭菜做成后，他要夫人品尝，夫人称赞不绝：“Very
    Nice，VeryNice！”(“太好了！太好了！”)实际上赞赏的不仅是张大夫的“手艺”，更多的是张大夫那颗美好的心灵。
    厨房就是大家聚会、聊天的场所，西安和克里斯多弗也喜欢到这里来凑热闹。有一次他们边做饭边争论。妹妹西安说：“我的名字好，听说中国有个地方叫西安，爸爸是从那里去延安的。”哥哥克里斯多弗说：“那么，我就叫延安吧！我为什么不能叫延安呢?”子承父志，斯诺早巳在他们纯洁的心灵中播撒了同中国人民世代友好的种子。这美好的情谊像宇宙中的日月星辰，永远闪耀着令人向往的光辉；这美好的情谊像延安的宝塔山，永远蕴绕着支援中国革命的异国友人的深情。
    经过中国医疗小组一个星期的精心治疗和护理，斯诺先生病情有了明显转机。他能下床行走了，有时还下楼到客厅坐着谈几个小时，接待些重要的采访客人。一天，他拉着马海德的手问：“你对我有什么计划?我能过多久恢复工作?”马海德知道他想起来写那本关于中国革命的书，便安慰他说；“随着春天的到来，你的体力就会恢复。到时候你就可以继续你的《漫长的革命》的写作。”他紧紧握住马老的手，两眼闪烁着兴奋相喜悦的光芒。
    对于晚期癌症患者来说，胰腺癌带来的痛苦是最厉害的。无论吃什么止痛药，都难以缓解，但斯诺很坚强，极少呻吟。
    夜深了，张锦坤仍在灯下低着头，查阅医学分类词典，寻找欧洲买个到的中国药的成分在欧洲的名称；寻找当时世界上最新的止痛药物和方法。
    为了把斯诺的病情随时报告给国内，陈志方大使和夫人王静，几乎每天都驱车在伯尔尼至日内瓦的高速公路上奔波，了解斯诺的病情，给斯诺捎新鲜饺子、脆皮春卷和麻辣子鸡等可口美味的食品。有时，他们和医务人员一道，彻夜不眠地守护，眼睛熬得通红。
    病是无情的，尽管中国医疗小组采取一切措施竭力抢救，但仍不能抵挡住凶狠的病魔对斯诺的侵蚀。正当斯诺处于半昏迷状态时，我国获联合国大使黄华代表党和政府，专程前来探望他。张锦坤医生给他用了药，他又清醒过来。当黄华握住他的手，用流利的英语向他问好时，斯诺先生认山了黄华，见到久别的老朋友格外高兴30年前，毛主席和这个美国人在延安的窑洞里进行通宵谈话时，黄华曾但任翻译。斯诺想坐起来，黄华连忙把他正在拾起的头扶回枕头上。虽然，他们都意识到这将是最后一次长谈，但谈得仍是那么轻松，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傍晚，黄华又同斯诺夫人及孩子们进行了长时间交谈。向克里斯多弗和西安谈到中国人民感谢他的父亲对促进全世界了解中国革命所做的贡献，谈到中国人民对他的父亲正直人格的尊祟，并转达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们亲切的问候。
    斯诺的病情不断恶化：肝昏迷合并消化道出血。
    1972年2月4日晚8点，医疗小组的同志交接完了班，但是全体医生、护士都没有离开。斯诺夫人预感到情况不妙，心神不安地站在床边；两个孩子却沉默不语。医生继续给斯诺用升压药和强心药，想尽一切办法全力抡救。
    但是，不幸的时刻终于来了。
    1972午2月15日凌晨2点16分，斯诺庄严、平静地与世长辞了。在场的所有人悲痛欲绝。
    医疗小组的同志们两眼泪涔涔地为斯诺刮了脸、洗了澡、整了容，给他穿上黑色高领毛衣和一条褐色长裤，外面套了一件淡蓝色晚礼服。床上重新换上了淡绿色印花床单和白色枕头。他们还将别墅里所有的鲜花都摘下来，放在斯诺先生的周围。斯诺安详地躺在花丛中，恬静、坚毅。
    满面泪水的斯诺夫人缓缓地走过来，拥抱和亲吻医疗小组的每一个人。她说：“用金钱是买不到医生的眼泪的。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你们帮助了我们。你们发扬祟高的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延续了他的生命，使他赢得了时间，减轻了他的疼痛，让他庄重离去。这就是台迹。”她深情地说：“过去我们经历过许多事情，却是一件件从记忆的银幕上闪现过去了，但印象最深的还是你们在这里的一切言行，深深地映在我人生的荧光屏上，相信我们的子女会从你们忘我的工作中受到教益，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贡献他们的力量。请你们转告毛主席、周总理，中国的一片虔心将水远铭刻在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史册上。”
    中国医疗小组为斯诺治病的消息不胫而走，受到了世界人民的赞誉。
    1973年10月19日，金秋送爽。遵照斯诺先生的遗嘱，他的一部分骨灰被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这个他曾教育过青生的地方。
    周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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