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不少好奇的议论是关于《狱中记》的原稿的，大家都知道这部书稿在我这里，因为作者已经把它的存在告诉给不少朋友了。这本书用不到什么介绍词，更用不到什么说明，不过我所要说的是：这部书是我的朋友在他的牢狱生活的最后几个月内写的，是他在牢房里写的惟一一部作品，而且也是他用散文写的最后一部作品。
    关于公开这部书，他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我不是为我的行为辩护，我只是说明我的行为。在我的信中，有几段是关于我在牢狱中的精神发展、我的品性的必然的演化和对人生智慧的态度的，我希望，你和别的与我有交谊而且同情我的人，能正确地理解我是用哪一种情态和样式面对世界的。一方面，我固然知道在我被释放这一日，我也不过从一个监狱转到另一个监狱，而且我还知道，总有几个时候，全世界在我看来也不过和我的牢房一样大，并且也同样充满恐怖。可是我还相信，在创世的时候，上帝替每一个孤独分离的人都造了一个世界，而在那世界里我们内心的世界一个人应该寻求生存。无论如何，你读我信中那些部分时，总会比别人少些痛苦吧。当然，我也不必使你想到我的我们全体的思想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东西，可是我还看到了一个可能的目标，通过艺术，我也许仍可以向这个目标前进吧。
    “监狱生活使一个人能够恬如其分地观照人和物，这是监狱生活所以把人变成石头一样的原因。被永远活动着的生命幻象所欺骗的人们，都是在监狱外的，他们随着生命旋转，并贡献给它的非实在。只有不动的我们，才有‘看’和‘知’。
    “不论这封信对于心性狭隘和有病的头脑有没有益处，它对我是有益处的。我已经‘把我胸中的许多危险的分子洗净了’，我不必使你想到，对艺术家来说，‘表现’是人生的最高的、也是惟一的样式。我们是为发言而生活的。在我，在应当感谢监督者的许多事情中，他
    指里丁监狱长J.O.neison。译者
    应许我给你自由写信这件事是最值得感谢的。在这两年内，我差不多已经被压在日渐增多的痛苦的重负下，可是现在有许多重负已经不存在了。在监狱的墙垣那边，有几株正在生长嫩芽的树，我很懂得它们正在等待什么，它们是在寻求表现呀!”
    我敢大胆希望，这部很活泼、很痛苦的、描写社会的破坏和严酷惩罚的书，这部能对有高深知识的人的性格产生作用的《狱中记》，能使不同的读者对机警、愉快的作者有不同的印象。
    罗伯特·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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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我和拉该就睡在了阿拉萨斯旅馆的一间房里，中间被护士叫醒了两次，因为她们以为王尔德实际上就要死了。大约在凌晨5点半，他身上发生了一种彻底的变化，他的脸形变了，我相信被称做死亡的东西已开始走近他了，但我以前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他喉咙里发出临死前的哮吼声，听起来就像扭动曲柄时发出的那种可怕的声音，这种声音一直持续到他死。他的眼睛不再对光有什么反应了。他嘴里涌出泡沫和血，站在他旁边的人得不停地替他擦去这些东西。12点，我出去弄食物，拉该守护着他。12点半，他出去了。从下午1点起，我们就没再离开过房间。他喉咙里发出的痛苦的叫声变得越来越响，我和拉该只好靠撕信来保持镇静。3个护士不在屋里，旅馆老板已来尽过责了。1点45分，他呼吸的节奏变了。我走到他身边，握住他的手，他的脉搏开始不规则跳动。他发出了一声深深的叹息，这是我到后第一次听到他自然的声音。他的四肢似乎不自觉地伸展着，呼吸越来越微弱；2点差10分整，他死了。1900年11月30日，星期五，最后一次医疗检查结果是：王尔德死于中耳炎，而这种病是他在监狱时开始患上的。原注
    洗完并让风吹干王尔德的尸体，扫干净一些不得不烧掉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后，我、拉该和旅馆老板就去市政厅做官方声明。想想中间经过的繁文缛节，至今都还让我生气，在这儿也就没必要再说一遍了。聪明的杜甫海昏了头，把王尔德的名字弄得神神秘秘，这就使本来并不太难的事情复杂化了。王尔德在旅馆登记的是假名字，而在旅馆里用假名字登记是违法的，这就使事情难办了。从3点半一直到5点，我们就在市政厅和警察局之间跑来跑去。随后我就生气了，坚持要去大使馆找库斯伯特神甫向我介绍过的英国大使盖斯林。这件事总算解决了之后，我又出去想找几个修女照看尸体。我以为在巴黎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但经过了令人难以相信的艰难曲折后，我才好不容易找到两个圣·方济各会修女。
    盖斯林非常热心，他答应第二天早晨8点来阿拉萨斯旅馆。拉该留在旅馆里应付报社记者和吵吵嚷嚷的要债人，而我则和盖斯林一起去拜访有关官员，直到下午1点半我们才分手。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死在巴黎确实是一种艰难又昂贵的奢侈。
    下午，地方官来查问王尔德是不是自杀或被谋杀。他根本不看杜克医生和克兰医生开的证明书。前一天晚上盖斯林就警告过我：由于王尔德的身份及其假名，官方可能会坚持把他的尸体送到陈尸所。当然我被这种可能性吓坏了，这也确是最后的一种恐惧。检查完尸体，实际上是检查完旅馆里的每一个人之后，在不停地喝过酒、开过一连串不合时宜的玩笑、接过一笔可观的钱后，地方官才签字同意埋葬王尔德。接着又来了一个可恶的官员，他问王尔德有多少硬领，他的伞值多少钱(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一点也没夸张)；然后又有各种各样的诗人、作家陆续走进来……他们在签过名后都得到许可看看王尔德的遗体……省略号可能是哈瑞斯点的。原注
    让我引以为欣慰的是，亲爱的奥斯卡显得就像他刚出狱时那样冷静、高贵，他的遗体经清洗后也没什么可怕的了。他的脖子上围着你送给他的玫瑰花环，胸上放着一个修女给我的一个圣·方济各修道会会章，他的身旁放着几束花，那是我送的，还有一束是一位匿名者以其孩子的名义送来的，虽然我估计他的孩子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已经死了。当然还有那种常见的十字架、圣烛和圣水。
    盖斯林劝我立刻把王尔德的尸体放进棺材里，因为尸体很快就会腐烂。晚上8点半，准备封钉棺材。在我的要求下，莫瑞斯·吉伯特给王尔德拍了最后一张照片，但不成功，因为闪光灯坏了。第二天是星期日，道格拉斯赶来了，还有许多我不认识的人都来了，我想其中记者居多。星期一早晨9点12月3日。原注，葬礼从旅馆开始我们都随着柩车走向教堂……在场的有56个人，包括5个悲痛欲绝的女士……然后我们分乘3辆马车去王尔德的墓地，墓地是以我的名义临时租用的，若我能在别的地方给他买一块墓地，我就选在拉雪兹公墓，但我还没决定怎么做。墓地总共有24个花圈，有些是不知姓名的人送的。
    我不能不说说阿拉萨斯旅馆的老板杜甫海的慷慨大度，仁慈厚道。我在离开巴黎前，王尔德告诉我他已欠了旅馆190英镑。从王尔德卧床不起始，他就再没提及这件事。直到王尔德死后他才向我提到这个问题，随后我才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王尔德做手术时他陪在旁边，而且每天早晨都去看望他，亲自照顾他。他还自己掏钱支付王尔德治病所需的大笔费用。我希望由……或……名字是哈瑞斯划掉的。原注
    还这笔钱。杜克先生也少拿了一大笔钱。虽然我认为他完全诊断错了王尔德的病症，但我不能不说他是个善良的好人。
    拉该经受了所有可怕的考验，付出了不可估量的爱心。喜爱王尔德的人可以引以为欣慰的是，王尔德临死之际还能有这样一位善良、细心的朋友在他身边照顾他。能有像拉该这样的朋友，王尔德可以瞑目了。王尔德的遗体于1909年移往巴黎的拉雪兹公墓。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