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什么时候不再只是"另一种大型哺乳类罢了"？为什么？怎么发生的？回答这三个问题，有三种不同类型的线索，供我们寻觅答案。考古学家搜寻地层中的化石骨髓与古人遗留的工具，那是人类演化的主要证据。第一部会讨论一些传统的考古证据，以及分子生物学提供的新证据。
    讨论人类演化，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我们与黑猩猩究竟有多大的遗传差异？我们的基因组与黑捏猩的差别达到10%？还是50%？99%？ 仅仅以肉眼观察，或列举可以观察的体征比较，无法帮助我们得到答案，因为许多遗传变化并没有观察得到的征状，而其他的变化却有全而性的影响。举例来说，以外形而论，大丹狗与北京狗的差别，可比人与黑捏捏大多了。然而所有的狗只要给它们机会，都能交配繁殖，不论品种（当然，双方之间若体型差异太太，交配不易完成） ；而生下来的，也还是狗。对一个菜鸟观察者而言，大丹狗与北京狗的外形差异，似乎意味着它们的遗传差异比人类与黑猩猩还大。不同品种的狗，外形上有许多差异，例如体型、身体各部位的比例、毛色等，可是那些形质都由少数几个基因控制，那些基因的变化，对生殖生理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那么，我们怎样估计我们与黑猩猩的遗传距离呢？这个问题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由分子生物学家解决了。答案不仅令学者惊讶，还可能会前生实际的伦理议题，例如我们该如何对待黑猩猩？读者会发现：人类与黑猩握的遗传差异，虽然比人类各族群之间的差异或不同品种的狗之间的差异要大，但比起其他大家熟悉的亲密物种，还是小得多。很明显，在黑猩猩的遗传程序中，只有很小比例的指令发生了变化，于是在我们身上产生了巨大的行为结果。学者也发现，物种之间的遗传差异，也反映了时间跨度，因此我们可以大致估算出人类祖先从人一撮共祖分化出来的时间，那大约是在700万年之前，误差大约一两百万年。
    虽然这些分子生物学结果告诉了我们人与黑猩猩的总体遗传差异，以及人与黑猩猩分化的大概时间，可是有些重要的问题却无法回答，例如："人与黑猩猩究竟怎样不同？"、"那些差异什么时候出现的？"因此我们接着要讨论化石与工具。形态介于猿与现代人之间的生物，学者发现的数以百计，他们的工艺制品，更是多不胜数。从那么丰富的资料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骨骼的变化，一向是体质人类学的研究主题。人类在演化过程中，最显著的形态变化有：脑容量增加；涉及直立行走的骨骼变化；以及头骨骨壁变薄、牙齿缩小、上下颚肌肉变得纤细。
    大脑增大，无疑是我们发展语言与人文创制的先决条件。因此你也许会期望从化石纪录中发现脑容量与工艺技术平行发展、密切呼应的趋势。事实上，两者并没有什么密切呼应的现象。这是人类演化史上最令人惊讶、也最令人不解的发现。即使人类大脑已经演化到接近现代人的程度，石器仍然维持原来的粗糙状态，达几十万年之久。4万年以前，尼安德塔人的脑容量，平均值已经超过现代人的，可是他们的工具仍没有什么新奇创意，他们也没在艺术品传世。尼安德塔人仍然只不过是一种大型哺乳类。甚至有些人类族群，即使骨酷形态已经与现代人无异，仍然继续使用尼安德塔类型的工具，达几万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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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提到过许多理由，足以让人对人类前途，抱持同样嘲讽、激愤的态度，但是我却认为：我们的处境，并不是毫无希望。我们的问题，全是自己造成的，解铃还需系铃人，因此解决那些问题，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尽管我们的语言、艺术、农业并不独特，我们能从前人（时间）与别人（空间）的经验中学习教训，这个本领使我们成为动物界独一无二的物种。让人心怀希望的迹象中，有许多实际、广受讨论的政策，只要实行就能避免灾难，例如：限制人口成长、保育自然资源，以及许多其他的环保措施。许多政府为了解决某些问题，已经依据这些明白可行的政策草拟对策。
    举例来说，对环境问题的意识已经提高与扩散，环保成为政治议题。开发商不再总是赢家，短视的经济论证，不再总是赢得支持。许多国家最近几十年降低了人口成长率。灭族屠杀虽然没有绝迹，但是通讯技术普及后，至少有消泯传统仇外心态的潜力，因为此后不易再将异域殊族视为"次人类 ".1945年，原子弹在广岛、长崎上空爆炸，那时我7岁，因此对于核子毁灭的迫切危机感，记忆犹新。（那种感觉在知识界持续了几十年。）但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核子武器没再动用过。核子毁灭的风险现在似乎空前的遥远自 1945年 8月 9日以来。
    1979年，我开始担任印尼政府的顾问，负责在印尼属新几内亚（Irian Jaya，依连甲亚省）规划自然保留地系统。表面看来，印尼似乎不是个有指望的地方，你也许因此会认为：想在那儿保留我们日渐缩减的自然栖境，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不过尽人事罢了。热带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问题，印尼是个范例，不过情况更严重。印尼人口超过18000万，世界排名第五，可是贫穷得很。那里人口不断成长；几乎一半人口年龄在 15岁以下。有些省人口密度特别高？于是向人口少的省例如依连甲亚省"输出"人口。那里没有成群的观鸟人，没有广泛串连的地方环保团体。印尼以自然资源赚取外汇，除了石油与天然气，最大宗的出口物品是原木从原始热带雨林砍伐来的。
    为了这些理由，也许你不会期望印尼政府会把"保育自然与生物资源"，认真地当作国家优先施政目标。我第一次到依连甲亚省，十分怀疑能搞出什么有效的保育计划。幸运的是，费心中"魏企曼式"的嘲讽证明错了。多亏了一小群印尼环保信徒的领导能力，依连甲亚省 20%的面积现在已划入自然保留地系统。那些自然保留地并不只是纸面上的。我的工作展开后，我很惊讶也很兴奋地发现：有些锯木厂关门了，因为自然保留地禁止伐木并有公园管理人员巡视，还草拟了管理办法。所有这些措施，并不源自理想主义，而是冷血算计正确地认识印尼的自然基础。如果印尼做得到。其他处境相同的国家就做得到，环保运动发达的富裕国家更做得到。
    解决我们的环保问题，不需要新奇的、还未发明的技术。我已经说过，解决方案都是明白不过的，有些政府已经采用了一些解决某些问题，我们需要的是：更多政府更全面地施行配套方案。许多人认为普通公民无能为力，但是那不是实情。许多造成物种灭绝的因素，近年来公民团体可以缩小它们的危害幅度，例如商业捕鲸、猎杀大型猫科动物（剥皮草）、进口野外抓来的黑猩猩，这只是几个例子。事实上，在这个领域一般公民只要捐献少量金钱就能造成重大影响，因为所有环保团体目前的预算都不充裕。举例来说，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支持的所有灵长类保育计划，一年的预算合计不过几十万美金。多1000美元，也许就能多支持一个计划，拯救一种濒临绝种的猴、猿或狐猴，不然它们的命运就给忽略了。
    虽然我的确认为我们面临了严重的问题，而且解决方案的效果并不明确，我仍然审慎地乐观。甚至魏企曼激愤的"最后一句话"也证明错了。魏企曼的书出版了之后，到新几内亚探险的人，都从前人的经验中摄取了教训，不再重蹈覆辙，重复前人的愚行。对于未来，更适当的一句格言，不是魏企曼的，出自政治家俾斯麦（1815-1898）的回忆录。他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之前，沉思身边的世界，的确有理由嘲讽、讥刺。悍斯麦智力超卓，身居欧洲政局核心达几十年，亲眼目睹了许多重蹈覆辙的例子，其不可原谅的程度，以及无谓的生命财产损失，比起新几内亚的早期探险史，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俾斯麦仍然认为写作自传、向历史学习是值得的，他的献辞是：
    留给我的子女、儿孙愿他们了解过去，有备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