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钟扬品读潘金莲与西门庆：致命的狂欢 作者：石钟扬
    全书通过“品读潘金莲与西门庆”，来论说《金瓶梅》，诚如石钟扬在导言中坦言：我主张切实从文本实际出发去解读《金瓶梅》的两大主人公，平心而论，既不溢美，也不贬低。
    “万恶淫为首”，历来把潘金莲作为“天下第一淫妇”来审判，接着此起彼伏的骂评立即简单堂而皇之地变成了入情入理的文学审美了。《致命的狂欢》一书著者则要求读者心平气和地读读文本，好去分解“红颜祸水”论的确切与否，有了这一阅读技巧，无形中增强了作者思考的胆量，尤其是对现时两种流行观念的质疑与论辩，深厚有力。
    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
    不读《金瓶梅》，不知天下之奇
    序：汪洋恣肆，机警颖睿(1)
    《金瓶梅》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被称为“金学”。以1924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出版，标志着《金瓶梅》研究古典阶段（明清序跋、丛谈、评点）的结束；以1933年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发行《金瓶梅词话》，标志着《金瓶梅》研究现代阶段的启动；以中国大陆、港台地区、日韩、欧美四大研究圈的形式，标志着现代阶段的全面推进；以版本、写作年代、成书过程、作者、思想主旨、艺术特色、人物形象、语言风貌、理论批评、文化传播、资料汇编、翻译出版等课题的形成与展开，标志着现代阶段的学术水平。金学，遂为当代显学。
    据不完全统计，仅19012000年，中国（含港台地区）所出版之《金瓶梅》研究专著，即达199部（国外出版之中外文专著除外）；中国大陆（不含港台地区）中文报刊所发表之《金瓶梅》论文，多达1949篇。而且，1980年以后其专著有190部，其论文有1903篇。
    另在中国大陆，1985、1986年在江苏徐州，1988年在江苏扬州，1990年在山东临清，1991年在吉林长春，1993年在浙江鄞县，先后召开了6次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1989年在徐州、1992年在山东枣庄、1997年在山西大同、2000年在山东五莲、2005年在河南开封，先后召开了5次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
    中国的《金瓶梅》研究，经过冷热起伏，终于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当仁不让也当之无愧地走在了国际金学的前列。
    中国金学队伍中既有颇多建树的青年金学家，他们的考证、评析、考论、新解、新证，使得金学园林花团锦簇，成为中国金学宝塔耀眼的塔尖；也有著述丰厚的中年金学家，他们是这座宝塔的塔身；中国金学宝塔的塔基则是由老一辈金学家营建，可谓源远流长。
    中国的金学队伍在新陈代谢中发展壮大。在这个队伍之中，不断有卓越的新人新作出现。石钟扬先生即为其中之一。2000年10月，第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山东五莲召开，钟扬当时为安庆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虽然早已发表过多篇《金瓶梅》论文，却是第一次出席金学会议。我当时对他的印象是行文汪洋恣肆，言谈机警颖睿，又因为乡谊(我出生在安徽省蚌埠市)，便感到格外亲切。其后不断有书信往来。不久他调来南京财经大学。2005年9月，在河南开封召开第五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他未能与会，大家颇觉遗憾。2005年11月，海峡两岸明清小说研讨会在南京召开，遂又谋面。前不久，他电话约我为其大著作序。我虽然位微学浅，却觉得有不少话可说，不至于依例空谈，便欣然命笔。
    钟扬本书系《金瓶梅》人物研究。我在拙著《二十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中曾说：“人物形象问题，是金学同人讨论较为充分、著述格外丰富的一个研究方向。如果说‘瓶外学’(作者、评者、成书、版本研究等)是百家争鸣，那么‘瓶内学’(思想、艺术、人物、语言研究等)便是百花齐放。此一领域亦可谓著述如林，仅专著就有孟超《金瓶梅人物论》，石昌渝、尹恭弘《金瓶梅人物谱》，高越峰《金瓶梅人物艺术论》，刘烈《西门庆与潘金莲〈金瓶梅词话〉主人公及其他》，孔繁华《金瓶梅人物掠影》，鲁歌、马征《金瓶梅人物大全》，孔繁华《金瓶梅的女性世界》，叶桂桐、宋培宪《金瓶梅人物正传》，罗德荣《金瓶梅三女性透视》，王志武《金瓶梅人物悲剧论》，冯子礼《金瓶梅与红楼梦人物比较》，王汝梅等《金瓶梅女性世界》，陈桂声《金瓶梅人物世界探论》，魏崇新《说不尽的潘金莲潘金莲形象的嬗变》，晨曦、婧妍《金瓶梅中的男人与女人》等15部之多。”如果统计论文，则有276篇，其中潘金莲69篇、西门庆54篇、李瓶儿29篇。因此，研究《金瓶梅》人物，就要抓住其主要人物西门庆与潘金莲。钟扬本书自不例外，其副标题即为“石钟扬说《金瓶梅》：品读潘金莲与西门庆”。
    姑以其西门庆研究为例。钟扬发表在《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一期上的论文《西门庆是“新兴商人阶级”的典型吗?》与《济宁师专学报》1999年第一期上的论文《十六世纪一个新型流氓的喜剧》，是他研究西门庆的起点，也是基点。这两篇论文，他后来曾整合为《流氓的寓言论西门庆》，发表在台湾《大陆杂志》第九十九卷第四期(1999．10．15出版)。本书的西门庆部分，即为上述论文的修订与扩延。
    持西门庆“新兴商人”说者，除当代卢兴基先生首倡以后，尚有跃进、李时人(称之为“前资本主义商人”)、王文彬等。此说是《金瓶梅》思想主旨研究中的重要一说，广有影响。本书持不同观点，而将“新兴商人”卢兴基说与吴晗说分别开来，认为“在吴晗那里，所谓‘新兴商人阶级’实则地主阶级的一部分”(引文见《流氓的寓言论西门庆》，下同)。因此“这所谓新兴商人阶级既不改变封建的生产方式，也不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其所经营的也只能是封建的商品经济。”这是有力的辩驳。卢兴基先生亦固守定见，他提交给第五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的题目就是《不同凡响的艺术塑造再论西门庆这个新兴商人》。希望这一讨论能继续下去，我相信，这种双方言之有物的论争，必将有益于金学事业的进展。
    序：汪洋恣肆，机警颖睿(2)
    刘绍智《试论西门庆》(《宁夏教育学院学报》1983年第四期)是西门庆专题研究的第一篇论文。其后二十年，除前述西门庆研究专题论文54篇以外，凡研究《金瓶梅》人物者，几无一例外，都要论及西门庆。但我以为，对西门庆的研究，本书最具光彩。
    “何物西门庆”?本书定性其为“全景型的流氓”，其“在商场”、“在官场”、“在性生活领域”，“《金瓶梅》的精彩处，……在写了一个流氓的发迹变泰的历史，一个流氓全方位的狂欢，……一个流氓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的英雄气概”，而这个“流氓的神话”，是“瓦解与破坏了封建官制，……封建法制，……国家的税法，……封建礼教”。但这个“流氓的喜剧”，不是“在官场倾轧中倒台”，或“被奴才来旺所杀”，或“在商场竞争中失败”，而是以其“自取灭亡的方式，撕破了这一丑恶的生命，嘲笑了这一丑恶的流氓”。结论是“兰陵笑笑生的喜剧的笔调，通过否定西门庆，否定了一个时代，否定了一个社会”。关于“审丑”也是“审美”，东吴弄珠客、文龙、邓星雨、潘承玉、罗家坤、陈果安等均有论述，而本书更为生动：“兰陵笑笑生……既不是为丑而丑，也不是以丑写丑，更不是以丑为美，而是从美的立场与角度出发，去撕破丑、嘲弄丑、鞭挞丑。”
    “第一奇书奇在何处”?奇就奇在哥哥说其“云霞满纸”(袁宏道《致董思白》)，弟弟却说“此书诲淫”(袁中道《游居柿录》)；奇就奇在“劈空撰出金、梅、瓶三个人来，看其……前半人家的金、瓶，被他千方百计弄来，后半自己的梅花，却轻轻地被人夺去”(张竹坡《金梅瓶读法》)；奇就奇在“西门庆未死之时便该死，既死之后转不死”(《第一奇书》七十九回文龙评语)；奇就奇在这是一部“说不尽的金瓶梅”(宁宗一《说不尽的金瓶梅》)；奇就奇在这是一场“致命的狂欢”。是为序。
    2006年1月8日于彭城预真居
    从“四大奇书”到“第一奇书”(1)
    不读《金瓶梅》，不知天下之奇
    不读《金瓶梅》，不知天下之奇
    导言：兼与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商榷
    明代的四部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被学界称为“四大奇书”。
    “四大奇书”名称的确立有个历史过程。从明代天启年间到崇祯年间先后问世的《韩湘子全传》、《三遂平妖传》、《斥奸书》、《禅真逸史》等书的序言或凡例，都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说部中的“大哥大”相提并论，却都未亮出“四大奇书”的名号。此期间有类似“四大奇书”的说法，又并非上述四书。崇祯间笑花主人序《今古奇观》有云：
    元施、罗二公大畅斯道，《水浒》、《三国》奇奇正正，河汉无极，论者以二集配《伯喈》、《西厢》传奇（按，指《琵琶记》传奇、《西厢》传奇），号四大书，厥观伟矣。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第1056页，济南：齐鲁书社1990年2月版。
    清顺治年间西湖钓叟序《续金瓶梅》，将《三国演义》拿下，称另三本为“三大奇书”：“今天下小说如林，独唯三大奇书，曰：《水浒》、《西游》、《金瓶梅》者。何以称乎？《西游》阐心而证道于魔，《水浒》戒侠而崇义于盗，《金瓶梅》惩淫而炫情于色。”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690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稍后李笠翁（渔）采用西湖钓叟“奇书”之名，竖起了“四大奇书”的旗帜。李笠翁为清初的两衡堂刊《三国志演义》作序，劈头就说：
    尝闻吴郡冯子犹赏称宇内四大奇书，曰：《三国》、《水浒》、《西游记》及《金瓶梅》四种。余亦喜其赏称为近似。见北京图书馆藏两衡堂刊本《三国志演义》卷首。按，通行毛宗岗评本《三国演义》卷首金圣叹序便是毛氏据李序改托的。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附录“丛书目”载《四大奇书》，按云：“以《三国》、《水浒》、《金瓶梅》、《西游记》为四大奇书，始于李渔（《〈三国志〉序》）。”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第22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但李笠翁没有贪此功，他将原创之功推给了冯梦龙（即冯子犹），只说自己赞同冯说而已。而现存文献中尚未见冯有此明确的说法，于是有人推论给《平妖传》、《斥奸书》作序的张无咎、峥霄主人可能就是那神秘的冯梦龙。冯梦龙是明代集作者、编者、策划者于一身的著名俗文学家。要么李笠翁所见冯氏另有明确号称“四大奇书”的文献而今已散佚，要么他借冯氏之名说事，因为当时与俗文学套近乎虽有利却未必是什么荣耀的事。总之，李笠翁之后虽时有波折，“四大奇书”之名却基本定论。
    而将“四大奇书”论述得最精当的，当推清康熙年间的刘廷玑。刘氏在其《在园杂志》卷二有云：
    壬辰（按：康熙五十一年，1712）冬，大雪，友人数辈围炉小酌，客有惠以《说铃》丛书者。予曰：此即古之所谓小说也。小说至今日滥觞极矣，几与六经史函相埒，但鄙秽不堪寓目者居多。……降而至于四大奇书，则专事稗官，取一人一事为主宰，旁及支引，累百卷或数十卷者。
    如《水浒》，本施耐庵所著，一百八人，人各一传，性情面貌，装束举止，俨有一人跳跃纸上。天下最难写者英雄，而各传则各色英雄也。天下更难写者英雄美人，而其中二三传则别样英雄、别样美人也。串插连贯，各具机杼，真是写生妙手。金圣叹加以句读字断，分评总批，觉成异样花团锦簇文字。以梁山泊一梦结局，不添蛇足，深得剪裁之妙。虽才大如海，然所尊尚者贼盗，未免与史迁《游侠列传》之意相同。
    再则《三国演义》，演义者，本有其事，而添设敷演，非无中生有者比也。蜀吴魏三分鼎足，依年次序，虽不能体《春秋》正统之义，亦不肯效陈寿之徇私偏侧。中间叙述曲折，不乖正史，但桃园结义，战阵回合，不脱稗官窠臼。杭永年一仿圣叹笔意批之，似属效颦，然亦有开生面处，较之《西游》，实处多于虚处。
    盖《西游》为证道之书，丘长春借说金丹奥旨，以心猿意马为真配根本，而五众以配五行，平空结构，是一蜃楼海市耳。此中妙理可意会不可言传，所谓语言文字，仅得其形似者也。乃汪漪从而刻画美人唐突西子，其批注处，大半摸索皮毛，即通书之太极、无极，何能一语道破耶？
    若深切人情世务，无如《金瓶梅》，真称奇书。欲要止淫，以淫说法；欲要破谜，引谜入悟。其中家常日用应酬世务，奸诈贪狡，诸恶皆作，果报昭然。而文心细如牛毛茧丝，凡写一人始终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读之，但道数语，便能默会为何人。结构铺张，针线缜密，一字不漏，又岂寻常笔墨可到者哉？彭城张竹坡为之先总大纲，次则逐卷逐段分注批点，可以继武圣叹，是惩是劝，一目了然。惜其年不永，殁后将刊版抵偿夙逋于汪苍孚，苍孚举火焚之，故海内传者甚少。
    嗟乎！四书也，以言文字，诚哉奇观，然亦在乎人之善读与不善读耳。不善读《水浒》者，狠戾悖逆之心生矣。不善读《三国》者，权谋狙诈之心生矣。不善读《西游》者，诡怪幻妄之心生矣。欲读《金瓶梅》，先须体认前序，内云：“读此书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读此书而生效法心者，禽兽也。”（按，此二心说乃东吴弄珠客序中语）然今读者，多肯读七十九回以前，少肯读七十九回以后，岂非禽兽哉！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560561页。
    从“四大奇书”到“第一奇书”(2)
    既从思想、艺术、评点论及“四大奇书”之奇之所在，又极为中肯地提示“四大奇书”的读法，指出“四大奇书”虽“诚哉奇观”，关键还在作为读者的你“善读与不善读耳”。堪称极为精当的导读。
    我在拙著《性格的命运中国古典小说审美论》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这“四大奇书”每一部都代表了一个小说流派，代表一个小说流派的最高成就，《三国演义》为讲史小说高峰，《水浒传》为英雄传奇高峰，《西游记》为神魔小说高峰，《金瓶梅》为世情小说高峰，共同构成了明代小说艺术的宇宙空间，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的空前繁荣与高度成熟，代表了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潮。它们互相间的关系，用鲁迅的话说是在倒行杂乱中行进。石钟扬《性格的命运中国古典小说审美论》第24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将《金瓶梅》从“四大奇书”中独立出来称之为“第一奇书”的，是清康熙年间的张竹坡。从刘廷玑《在园杂志》，仅得“彭城张竹坡”的朦胧身影。日后长期的研究并没有使这身影清晰起来，反倒有人怀疑他为彭城（徐州）人，认为他乃徽州张潮之侄。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吴敢寻得《张氏族谱》，对张竹坡作大清理式的研究，推出《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这“字字有来历”的著作，才使张氏形象大白于人间。从吴敢所披露的文献，可知张竹坡几乎是在用生命评点《金瓶梅》：
    兄读书一目能十数行下，偶见其翻阅稗史，如《水浒》、《金瓶》等传，快若败叶翻风，晷影方移，而览辄无遗矣。曾向余曰：《金瓶》针线缜密，圣叹既殁，世鲜知者，吾将拈而出之。遂键户旬有余日而批成。或曰，此稿货之坊间，可获重价。兄曰：吾岂谋利而为之耶！吾将梓以问世，使天下人共赏文字之美，不亦可乎？逐付剞劂，载之金陵。于是远近购求，才名益振。四方名士之来白下者，日访兄以数十计。兄性好交游，虽居邸舍，而座上常满。日之所入，仅足以供挥霍。
    一朝大呼曰：大丈夫宁事此以羁吾身耶！遂将所刊梨枣，弃置于逆旅主人（按，此当与刘廷玑所云“抵偿夙逋于汪苍孚”者为同一刊版），罄身北上，遇故友于永定河工次。友荐兄河干效力，兄曰：吾聊试为之。于是昼则督理锸畚，夜仍秉烛读书达旦。兄虽立有羸形，而精神独异乎众，能数十昼夜目不交睫，不以为疲。然而销烁元气，致命之由，实基于此矣。工竣，诣巨鹿，会计帑金。寓客舍，一夕突病，呕血数升。同事者惊相视，急呼医来，已不出一语。药铛未沸，而兄奄然气绝矣。时年二十有九，与李唐王子安岁数适符。
    吁，千古才人如出一辙，余大不解彼苍苍者果何意也！兄既殁，检点行橱，惟有四子书一部、文稿一束、古砚一枚而已。嗟乎，之数物者，即以为殉可也。
    这是竹坡弟张道渊所撰《仲兄竹坡传》，载乾隆四十二年刊本《张氏族谱》“传述”。转见吴敢《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第128129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版。张竹坡评点《金瓶梅》，除了回评、夹批、眉批、圈点之外，还有《竹坡闲话》、《苦孝说》、《金瓶梅寓意说》、《第一奇书非淫书论》、《金瓶梅杂录小引》、《金瓶梅读法》等多篇专论，总计有十多万字的篇幅，他二十六岁时竟“旬有余日而批成”。清光绪年间的文龙评点《金瓶梅》仅六万来字，前后弄了三年。两相对比，你不能不浩叹，张竹坡评点何等神速。他没有将自己的劳动成果以重价卖给书坊，为“天下人共赏文字之美”，他自费雕刻了张批《金瓶梅》。他在《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中说：“小子穷愁看书，亦书生〈尝〉［常］事。又非借此沽名，本因家无寸土，欲觅蝇头以养生耳。即云奉行禁止，小子非套翻原版，固云我自作我的《金瓶梅》。……况小子年始二十有六，素与人全无恩怨，本非不律以泄愤懑，又非囊有余钱，借梨枣以博虚名，不过为糊口计。”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423页。又不想谋利又想糊口，张竹虚则自入怪圈难以自拔，结果他卖书的钱不够他招待来购书的朋友，终在穷困中倒下，死时只二十九岁。真可谓千古才子，英年早逝，令人扼腕。
    张竹坡称《金瓶梅》为“第一奇书”，估计不纯为广告意义，更主要源自他对《金瓶梅》的偏爱。所谓“第一奇书”，当隐去了“天下”二字，补全当为“天下第一奇书”。估计在张竹坡的意向中也未必是将《金瓶梅》放在天下经、史、子、集所有的书中去较劲而称之为“第一奇书”；而是将《金瓶梅》放在天下小说中去打量，而称之为“第一奇书”。“第一奇书”奇在何处？“第一奇书”意义何在？张竹坡来不及细论，而后之学者多有高论。我在上述拙著中也凑热闹，发表了点谬论：
    这“四大奇书”中的《金瓶梅》，过去一直被视为“淫书”，列为禁书，评价偏低，直到近年才形成风行海内外的《金瓶梅》研究热。众多学者认为这部书虽有着不可忽视的缺憾，但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看，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它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现实主义意义的长篇白话小说，是中国古小说观念第二次更新的开山之作，它开文人小说之先河，开世情小说之先河，开讽刺、谴责小说之先河。在小说史上有着重大的承前启后的作用，以致人们说，没有《金瓶梅》就没有《红楼梦》。
    我的《金瓶梅》上，变账簿以作文章(1)
    作为天下第一奇书，《金瓶梅》从它问世（从抄本到刻本）之初，就充满着传奇色彩。
    从现存文献看，最早提到《金瓶梅》抄本的是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冬袁宏道在吴县给董其昌（字思白）进士的信：
    一月前，石篑见过，剧谈五日。已乃放舟五湖，观七十二峰纪胜处，游竟复返衙斋，摩霄极地，无所不谈，病魔为之少却，独恨坐无思白耳。
    《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157页。
    袁宏道从董其昌那里借阅了《金瓶梅》前半部的抄本，急于了解到何处去“倒换”后段的抄本。至于董其昌“从何得来”，则不得而知。看了前半部，袁的印象是“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这是现见对《金瓶梅》最早也是极高的评价。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公安（今属湖北）人，万历进士，曾任江苏吴县县令，官至吏部郎中，是晚明文坛“公安派”的领袖，受李卓吾影响，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倾向，主张为文“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与其兄宗道、其弟中道并享盛名，世称“三袁”。其交往多属一时之名士（且多为“进士”）。袁宏道在《觞政》中还说：“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等为逸典。不熟此典者，煲面瓮肠，非饮徒也。”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178179页。
    万历三十四年（1606），袁宏道在给谢在杭（即谢肇浙）进士的信中，再次惦念着《金瓶梅》：
    今春谢胖来，念仁兄不置。胖落寞甚，而酒肉量不减。持数刺谒贵人，皆不纳，此时想已南。仁兄近况何似？《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弟山中差乐，今不得已，亦当出，不知佳晤何时？葡萄社光景，便已八年，欢场数人如云逐海风，倏尔天末，亦有化为异物者，可感也。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157158页。
    袁宏道“倒换”《金瓶梅》后段抄本似未成功，但他收藏了《金瓶梅》前段的抄本（或为再抄本）并转借给谢肇浙看，这封信是催谢还书的。谢有《金瓶梅跋》云：“此书向无镂版，抄写流传，参差散失。唯州家藏者最为完好。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丘诸诚得其十五，稍为厘正，而阙所未备，以俟他日。”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179页。这里州是王世贞，丘诸诚应是丘充志；王世贞家“藏者最为完好”，不知是传闻，还是实事。谢从袁、丘两处获见《金瓶梅》全书的十分之八，这在当时已算幸运，于是技痒，写了篇跋，高度评价《金瓶梅》“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179页……《金瓶梅》手抄本的流传情况甚为复杂，好在另有专家细说过，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金瓶梅》书影
    《金瓶梅》还在以“手抄本”流传时，人们对它的评价就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仅以公安袁家为例。袁宏道“极口赞之”已见上文，其弟袁中道则持论相反，中道万历四十二年作有《游居柿录》曰：
    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大约模写儿女情态俱备，乃从《水浒》潘金莲演出一支。所云金者，即金莲也；瓶者，李瓶儿也；梅者，春梅婢也。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诸姬。琐碎中有无限烟波，亦非慧人不能。
    追忆思白言及此书曰：“决当焚之。”以今思之，不必焚，不必崇，听之而已。焚之亦自有存者，非人力所能消除。但《水浒》崇之则诲盗；此书诲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蠹俗乎？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79页。
    其孙袁照同治年间编《袁石公遗事录》，即给爷爷编传记故事时，就发表了与爷爷不同的意见：
    《金瓶梅》一书，久已失传，后世坊间有一书袭取此名，其书鄙秽百端，不堪入目，非石公取作“外典”之书也。观此记，谓原书借名蔡京、朱诸人，为指斥时事而作，与坊间所传书旨迥别，可证。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159页。
    犹如“文革”期间，一家分为两派，一派曰“好得很”，一派曰“好个屁”；于是前者被呼为“好派”，后者被称为“屁派”。好在袁家两派都是文雅之士，尤其祖孙是隔代相争，况孙辈狯称坊间此《金瓶》非爷爷所见彼《金瓶》。不然也许保不住要“几挥老拳”了。
    最早披露《金瓶梅》刊刻信息的是嘉兴人沈德符（字虎臣，号景倩），他有《万历野获编》云：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逸〕典，予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
    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版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梨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
    我的《金瓶梅》上，变账簿以作文章(2)
    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
    沈氏这段文字信息量极大，略作解说如次。
    其一，关于抄本：
    1.从万历二十四年到丙午即万历三十四年，寻觅了十年，袁中郎仍未见到全本《金瓶梅》，这与上述袁中郎给谢肇浙的信相吻合。
    2.袁中郎说麻城刘承禧家藏有全本《金瓶梅》，是从刘妻家徐文贞（阶）那里过录来的。徐文贞为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刘为大收藏家，“好古玩书画”。传闻刘家藏有全本《金瓶梅》，只能说有此可能，并未证实。
    3.万历三十八年，袁中郎的弟弟袁小修（中道）上京考进士，竟随身携带了部全本《金瓶梅》。他认为《金瓶梅》是诲淫之作，可能是投兄所好而携来的。
    4.沈德符从袁小修那里借来抄了一部，然后携之南归。
    其二，关于刻本：
    1.吴县（苏州）的俗文家冯梦龙见到沈德符携归的《金瓶梅》抄本惊喜不已，他与书坊关系密切，于是“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
    2?万历四十一年主政吴关（苏州附近的浒野钞关）的马仲良（之骏）也劝沈将抄本拿出来刊刻，“可以疗饥”这“饥”当为阅读饥渴。
    3?沈德符不同意刊刻，理由是：“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由此推断《金瓶梅》手抄本就“不洁”，并非如有的学者所云“原本无淫秽，后为无耻书贾大加伪撰”。
    4?“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未几时”当为冯、马劝刻不久（万历四十一年之后，因马仅此一年在吴关任上），有学者推断为东吴弄珠客为《金瓶梅》作序的万历四十五年，苏州终于出现刊刻本《金瓶梅》。这“悬之国门”的《金瓶梅》的稿本，是别有源头，还是从沈手中流出来的，不得而知。
    5?吴中刻本《金瓶梅》所用稿本原少第五十三回至第五十七回，“有陋儒补以入刻”，成为《金瓶梅》身上的一块牛皮癣。这陋儒是谁？沈氏他们当年知之不难，因未曾记载，今则又成悬案。
    其三，关于作者：
    1?作者，“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后之论者也有认为其作者乃民间艺人者。
    2?创作动机，“指斥时事”，以宋代名义说明代之时事。仅此一言则引出无数的考证。
    凡此种种，几乎每个问题都长期吸引着金学家们的眼球，导致他们纷纷以专论或专著来讨论。限于体例，本书仅紧扣原始文献，作极简明的勾勒，让读者明了源自《金瓶梅》的种种传奇故事的来龙去脉。
    现存最早的刊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一百回，即万历四十五年刊刻者是初刻本，还是初刻本的翻版？学界众说纷纭。“新刻”云云，或许是翻刻的标记，或许是书籍的广告策略，现存不少古小说的最早刊本都冠有“新刻”之类字样。遗憾的是这《新刻金瓶梅词话》，却长期深藏在历史帷幕中，直到1932年才从山西介休发现，令学界惊喜万状，1933年以古佚小说刊行会名义影印了一百二十部。1932年在山西介休发现的这部《新刻金瓶梅词话》，学界称之为“万历本”或“词话本”，原藏北京图书馆，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同一版式的《新刻金瓶梅词话》还有两部藏于日本光山轮王寺慈眼堂和德山毛利氏栖息堂，可能是日本江户时代（相当于清康熙年间）就传过去了，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与六十年代才各自被重新发现。
    在《新刻金瓶梅词话》隐身的漫长岁月里，民间流传的是明崇祯年间刊刻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按，又一个“新刻”啊！），学界称之为“崇祯本”或“说散本”或“绣像本”。“崇祯本”是明末一位无名氏评点的底本。古人缺乏版权意识，几乎每个小说评点者都对小说文本有所改动。如毛氏父子之于《三国演义》，李贽、金圣叹之于《水浒》，脂砚斋则似乎始终介入了《石头记》的创作，这位无名氏对《金瓶梅》也是如此。他改得怎样，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从艺术着眼，我同意刘辉《金瓶梅版本考》的意见：与“万历本”相比，“崇祯本”“浓厚的词话说唱气息大大地减弱了，冲淡了；无关紧要的人物也略去了；不必要的枝蔓亦砍掉了，使故事情节发展更加紧凑，行文愈加整洁，更加符合小说的美学要求。同时，对词话本的明显破绽作了修补，结构上也作了变动，特别是开头部分，变词话本依傍《水浒》而为独立成篇。”刘辉《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第74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张竹坡的评点是以“崇祯本”为底本，也在文本上略有改动，他自己在《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中就说：“我的《金瓶梅》上，洗淫乱而存孝悌，变账簿以作文章，直使《金瓶》一书，冰消瓦解，则算小子劈《金瓶梅》原版，亦何不可使邪说当辟。”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423页。张竹坡连评带改，是成功的。谢颐在序中说：“今经张子竹坡一批，不特照出作者金针之细，兼使其粉腻香浓，皆如狐穷秦镜，怪窘温犀，无不洞鉴原形。”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414页。张批《金瓶梅》全称为《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它一经问世，《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遂不复流行于世，更不用说《新刻金瓶梅词话》了。
    我的《金瓶梅》上，变账簿以作文章(3)
    要研究《金瓶梅》的成书与版本，自然不可忽视“万历本”，但张竹坡评点“第一奇书”本却更适合广大读者的审美要求。鉴于此，本书是以“第一奇书”本为《金瓶梅》文本基础，来对潘金莲、西门庆作审美解读。特殊需要“词话本”中文字的地方我会随文注明，让读者读个明白。“第一奇书”本：王汝梅等校点《金瓶梅》，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1月版；词话本：戴鸿森校点《金瓶梅词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5月版。按，此两者皆有删节，本书涉性文字，据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线装影印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过录。
    众声喧哗中的辉煌与遗憾(1)
    “金瓶”文章：众声喧哗中的辉煌与遗憾
    《金瓶梅》是一部传奇之作，书里书外布满了疑题与悬案。刘辉等主编的《金瓶梅之谜》就整整列了一百个难解之谜，马征著的《金瓶梅中的悬案》则展示了一百八十多个悬案。而《金瓶梅》之所以吸引读者去热读、去求索、去争议的，恰恰因为有这些个疑题与悬案。诚如毛宗岗所云：“读书之乐，不大惊则不大喜，不大疑则不大快，不大急则不大慰。”
    就宏观而言，《金瓶梅》的读者，大致有三个层次：官方审读，学者解读，民间阅读。
    官方审读，使《金瓶梅》长期在禁与不禁之中挣扎着。乾隆元年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透露：“《水浒》、《金瓶梅》诲盗诲淫，久干例禁。”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第916页。当局偶尔网开一面，《金瓶梅》就得以行世或畅销。远的不说，1957年毛泽东心血来潮说：“《金瓶梅》可以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于是以“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名义将《新刻金瓶梅词话》（插图本）影印了两千部，不知道是要考验还是奖赏各位省委书记。有趣的是，西方也禁《金瓶梅》。1944年5月20日是德国英泽尔出版社社长七十寿诞，这天他收到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寄来的一封别开生面的生日贺信：
    从今日起，《金瓶梅》一书不再作为非法出版物而受到禁止。
    因此，这部由库恩节译的《金瓶梅：西门庆与其六妻妾奇情史》，终于在严令查禁十二年之后，得以重见天日。参见何香久《〈金瓶梅〉传播史话》第368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年1月版。
    官方的事，我等蚁民管不着，也就不去管它了。试想在“纳粹”时代纵使你敢对戈培尔说个“不”字，那又有何用呢？好在近二十多年来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金瓶梅》出版之禁令似乎都已解除，各种版本的《金瓶梅》几乎都可合法面世。读者可各取所需，择善而读。
    说到民间阅读，我甚为信服舒芜关于《红楼梦》普通读者的界定：
    所谓《红楼梦》的普通读者，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识的字，够看懂《红楼梦》的大概故事。他们读的本子，总是当时当地最通行最易得之本，解放以后大抵就是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据程乙本校点加注的本子。他们买到更多的是借到这样一套《红楼梦》，打开书来就急于看正文，前面的“出版说明”之类都懒得细看，甚至干脆跳过去不看。他们识字有限，文史知识更有限，对于《红楼梦》中大量的名物、典章、词语之类，本来应该勤翻注释，勤查词典；但是他们大抵不求甚解，能大致意会过去的就意会过去。除非遇到妙玉招待宝钗喝茶用的那个“瓟”，才不得不查查注释；有人连这也不查，从上下文猜想那是一种特别珍奇的杯子，也就差不多了。他们是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当作同其他小说一样的小说来读。他们读着读着，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大观园，进入了怡红院、潇湘馆，对其中人物或爱或憎，与人物同悲同欢，甚至将身化为宝玉或黛玉，去歌去哭，去生去死。这时，他们又已不仅是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而且是把它当作真实生活去经历，去体验，去品味。他们读了还要谈，边读就边谈，谈人，谈事，谈理，谈情，谈美丑，谈贤佞，谈聚散，谈恩仇，谈某事之原可圆成而叹其竟未圆成，谈某事之本难避免而幸其居然避免；甚至一个力主“娶妻当如薛宝钗”，一个坚持“知己唯求林黛玉”，争得面红耳赤，几以老拳相向。他们谈到这样的程度，态度当然是严肃的，是真正把《红楼梦》当成了生活教科书。但是谈过就了，从未想到笔之于书，更不会把这些谈论自命为“红学”。舒芜《说梦录·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9月版。
    如果将《红楼梦》置换成《金瓶梅》，《金瓶梅》的普通读者也大致如此。那么中国当代《金瓶梅》的普通读者到底有多大个阵营呢？据何香久《〈金瓶梅〉传播史话》的统计，“1949年到1995年，中国大陆共出版了三大系统（按，即词话本、绣像本、张评本等三大系统）、七种版本的《金瓶梅》”，“估计总印量在40，000册（按，当为‘部’）左右”。“而在日本，此一时期出版的日译本有17部，印数至少不低于50，000册，而在欧美各国，仅库恩译本及各种转译本便行销近20万册”（按，“册”都当为“部”）。何香久《〈金瓶梅〉传播史话》第243页。此后十年，国外《金瓶梅》的印数估计增长有限，而国内却猛增到与国外总量持平，这是尚为保守的统计。也就是说，建国以来至今，通过各种渠道涌向普通读者手中的《金瓶梅》当不下20万部。平均每部书有三五个读者，那就一共有60万或100万个读者。
    而同期“金学”专家学者的数目是多少呢？《金瓶梅》形象特殊，它的出版与研究在大陆都相对滞后。其研究的基本队伍中除少数坚定分子之外，多数是从“红学界”或别的什么界迁徙过来的。姑将历届参会者全视为“金学”专家学者以便统计。据吴敢《二十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记载，从1985年6月到2000年10月，大陆共召开了六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他以会议登记的原始文献为依据，对与会人数有准确的统计。前者共到会619人，平均每次103人；后者共到会522人，平均每次130人。其实全国的“金学”会也有少数“外宾”参加，国际“金学”会的主体仍为“内宾”。“内宾”、“外宾”两者的差额显示，大陆“金学”队伍为一百来人，海外（包括港台地区）“金学”队伍三十来人。
    众声喧哗中的辉煌与遗憾(2)
    这就是说平均6000或10000个《金瓶梅》读者中有一个“金学”专家学者。这么一个结构比例，如舒芜所言，既说明专家学者是多么可贵的珍宝，又说明普通读者是多么巨大的存在。
    小说读者学，如同戏曲观众学，是文学接受美学中的重头戏。不了解读者，对小说创作与小说研究都是不可思议的。阿·托尔斯泰就主张作家写作时应心造一个读者群在眼前，以便有针对性地写作。而中国小说读者学，恰恰少有人问津，迄今无像样的著述出现。如何看待（或处理）专家研究与普通读者的关系，堪称小说读者学的灵魂。对此，我仍愿借重舒芜的高论：
    专门的小说研究者当然也是十分重要的，非有不可的。有了专门研究者，有了科学的专门研究，才能将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零碎的分散的意见集中起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变成系统的条理化的理论，指导读者更正确更深入更细致更开阔地、知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地去阅读，去欣赏，去理解，去分析。有了专门研究者，才能代替和代表普通读者，去搜集资料，考证史实，审订版本，校勘文字，节省普通读者的精力和时间，替他们做大量的必需的而又为他们所没有时间和条件去做的事情。
    但是，任何专门的小说研究，都应该是从普通读者来，又回到普通读者去。最广大的普通读者对作品的正常理解和健康感受，永远应该是任何专门的小说研究的出发点，又是归宿点。因为，小说作者原来就是要诉诸一切读者包括普通读者和高级读者的正常理解和健康感受，所以小说研究者（本身是高级读者，同时又代表普通读者）除了这个出发点和归宿点之外，也不可能有别的什么出发点和归宿点。一切专门的小说研究，凡是或多或少能够昭阐文心、裨益读者的，必然都是没有离开这个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反之，凡是歪曲原意、贻误读者的，究其原因，不是没有从普通读者的正常理解和健康感受出发，就是没有归宿到那里去。在这个意义上，普通读者的整体，既是任何高级的小说研究专家必须服务的对象，又是任何高级的小说研究专家必须服从的裁判。（《说梦录·自序》）
    当然，也应允许有极个别的例外，如小说目录学、小说版本学之类的专门研究未必能面向普通读者。但舒芜所言小说读者学的原则是精彩而且可行的。若从这样一个读者学的视角，看《金瓶梅》学者解读的历史与现状，应是极为有意义的事。
    据吴敢《二十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百年来中国（含港台地区）所出版之《金瓶梅》研究专著199部（国外出版之中外文专著除外）；中国大陆（不含港台地区）中文报刊发表的《金瓶梅》研究论文1949篇。而且，这些专著与论文其中190部与1903篇见于1980年以后，堪称涌现。其猛增之速度，虽不敢说几令“红学”减价，至少在“红学”之侧确确实实耸立起一门“金学”，并“当仁不让也当之无愧地走在了国际金学的前列”，可谓辉煌无比。
    这辉煌之中的“金瓶”文字，有多少与普通读者的“正常理解与健康感受”接轨呢？普通读者最想了解的无疑是“金学”家们对作品文本的解读。宁宗一师曾一再呼吁，“金学”研究要回归文本。但“金学家”们又有多少人真正在文本的解读上下过工夫呢？吴敢风趣地称对《金瓶梅》作者、评者、成书、版本等的研究为“瓶外学”，对《金瓶梅》思想、艺术、人物、语言等的研究为“瓶内学”。那么，“瓶外学”与“瓶内学”实际上成何比例呢？1980年以来“瓶内学”的专著15部，论文276篇，分别占1980年以来“金学”专著与论文的0.5%与14.5%。可见“瓶内学”天地过于狭窄，而“瓶外学”天地又似过于宽泛，两者的比例颇不协调。
    徽州当地人认为《金瓶梅》中描写的西门庆花园，是以西溪南大盐商吴天行的“十二楼”为原型，并称“十二楼”遗存的假山，与书中写到的“藏春坞”很相像
    “瓶外学”中第一个焦点是《金瓶梅》作者问题，有人称为“金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向为海内外研究者所关注，发表了二百来篇论文和多部专著。“兰陵笑笑生”的候选人被“研究史会编”著录的就有57人之多（近年又有新说出现）。无论“瓶内学”还是“瓶外学”都离不开坚实的考证。对于坚实的考证，我从来就极为钦佩。如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以三十多年的心血，著书十五六种来解《金瓶梅》的成书与版本之谜，将“瓶外学”做到了极致，全球难寻第二例，其治学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兰陵笑笑生”的候选人中几乎每个人都有与天下第一奇书相对应的传奇故事，已构成了“金瓶”文字中独特的风景线。但问题的另一面是，这些候选人“皆无直接证据，都是间接推论”，更何况其间“标新立异、弄虚作假、东搭西凑、哗众取宠者，时见其例”吴敢《〈金瓶梅〉及其作者“兰陵笑笑生”》，《文汇报》2003.12.14……新近徽州有人考证《金瓶梅》作者是汪道昆，其科学性留待历史检验，这里不予评说。匪夷所思的是徽州地方据此斥巨资建《金瓶梅》遗址公园，《金瓶梅》本小说家言，作家的“白日梦”，何来遗址可言？徽州文化亮点何其多，又为何来凑这份虚热呢？
    众声喧哗中的辉煌与遗憾(3)
    前不久，我在为朋友策划的《是谁误解了红楼梦》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