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石屹如是说中国顶级CEO的商道真经》txt下载 潘石屹论创业过程
    1990年的一次巧合使我们六个人走到了一起，从他们五个人身上我学到了不少的东西，他们都比我聪明，有悟性。
    赚完第一桶金之后，因为我吃过苦就比较保守，我有一个合伙人叫冯仑比较激进，他有半年的时候给我们说的话是：没钱都赚钱，有钱还不赚大钱。
    我非常珍惜和怀念我们曾经一起创业的那段历史，但每一个人都太有自己的主见了，所以到1995年的时候，只能分开，回想起来也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否则很难协调一致，协调的成本会大大的增加。
    生活的触动
    潘石屹出生在中国西部甘肃省的一个小村子里。潘石屹这个山村的孩子之所以会选择走出去，与他幼年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小的时候，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吃不饱饭，饥饿。其他东西还可以承受，就是这个饥饿是没办法承受的。这点影响了我的世界观，包括后来从商，比较看重金钱，觉得有了钱就能解决吃饭、教育、看病这些问题……这还是受小时候缺衣少食的影响比较大。
    潘石屹命运的第一次转变出现在1977年，这年秋天，他的父亲平反了，一家人从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搬往清水县城。
    不久，潘石屹转学到县城的学校，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漂泊。“从农村到县城，感觉到生活很有希望。”潘石屹认为，这是他人生的开始。一年后，潘石屹接到来自省城兰州一所中专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两年后，潘石屹考进了位于河北的石油管道学院。
    1984年，潘石屹从石油管道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河北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对数字天生敏感的潘石屹很快博得了领导的赏识，被确定为“第三梯队”，并被送出去进修。但潘石屹对机关生活并不满意。他回忆道：“整个管道局里，除了输油调度处每天在做事外，别的部门全都无所事事，只会给人添麻烦，包括我自己。”
    大家都守在机关里坐着，我觉得20岁出头就在机关里坐着，开始比较新鲜，什么都不干，工资还比较高，下面的人还给我们送点苹果、大米什么的。有的下面单位还给我们送豆腐皮，大家高高兴兴的。但是坐了半年时间，觉得特别没意思。
    在廊坊最后有半年多时间觉得自己也是闲待着的，在一个机关里，有将近1000人，真正能够给社会创造价值的人不是很多，剩下的人都是干部，干部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干。所以我对下海的愿望特别强烈。
    后来单位新分来一个女大学生，潘石屹陪着她去仓库领桌子和椅子。
    我记得我们办公室分来一个女大学生，我们处长就说，小潘，你去帮她抬张桌子去。结果这个女大学生特别挑剔，再加上那时候桌子质量也不好，她就说这个桌子这里不行，那个桌子那里不行什么的。我等得不行了，就说，这不就是一张桌子吗，赶紧抬回去得了。
    她就说：“小潘，这个桌子我可得坐一辈子啊，当然得好好挑了。”这句话给我的感触特别深，我回去后看了看我的桌子，又看了看我的茶杯，想想就一辈子这样渡过吗？
    正在思变的时候，潘石屹遇见了一位在刚刚开放的深圳创业的老师。老师告诉他在深圳有很多机会，也能赚到很多钱。潘石屹问：“要那么多钱干什么？”老师给他举了一个例子：“就说你身上的衬衫，如果你有钱，你就可以买两件，这样一件穿脏了你就可以换另外一件。”
    这也许是有人第一次对他解释财富是怎么回事。虽然此时的潘石屹对财富几乎没有认识，然而，在后来的万通时期，潘石屹被公认为是财商最高的，很多人都称其为“潘老财”。潘石屹说道：
    我觉得钱对人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出生在农村，从小就缺吃少穿的，加上我妈妈常年瘫痪。我对财富的追求，也许这也算是很大的一个动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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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欣走后，我自己接着干，想用工作的充实来忘记她，但我发现我越来越思念她，可又拉不下脸来联络她。她一直在英国乡下的庄园里休养。一天，她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了很多让我感动的话。她说她很珍惜我，愿意把我们的婚姻坚持到底。我感动极了，也表示愿意为她作出让步。半个月后，在首都机场，我们像初恋情人一样拥抱在一起，婚姻的起死回生，让我们都热泪盈眶。
    张欣一回来就跟潘石屹商量：“咱俩一起做主，最终会两败俱伤。干脆你单独干吧，我下岗回家生孩子。”后来公司运作顺利了，潘石屹就邀张欣重新出山。为了避免再争吵，他们进行了明确分工：内部管理、设计、工程张欣说了算；市场、资金、对外宣传潘石屹说了算。
    我们的合作就像耍猴卖艺的，我先出来敲锣，然后她出来耍猴，我再拿帽子收钱。我们做了一个工程，就在北京昌平长城脚下，盖了12幢别墅，分别由亚洲12个最具个性的建筑师设计，投资2400万美元。后来这个名为“长城脚下的公社”的建筑，让张欣在2002年威尼斯建筑展上，获得了“建筑艺术推动大奖”，好评如潮。2004年，她再次获得美国《商业周刊》评选的“亚洲之星”称号，成为亚洲房地产界唯一获此殊荣的女性，她还是2005年北京世界财富书屋的演讲者。
    聊到现在的成功，她常跟我说：“其实在家生孩子时，我一直在积蓄力量，只等产后复出让能量爆发出来。”她说人在关键时刻，“退”有时是为了更好地“进”，经营事业和婚姻要像跳探戈一样，进退自如。
    美国《纽约客》杂志曾报道，说潘石屹和张欣是“土鳖”和“海龟”的最好结合。潘石屹对张欣说，“我们加起来是100分，可以给社会做好多有益的事情，但如果我们分开了，就是零，我们谁也离不开谁。”
    我听好多人说，张欣是藏在我背后的幕后英雄，其实我觉得这个比喻不是非常贴切。我们就像一棵树一样，我是根，土生土长在中国，对中国的人情世故、环境都比较了解；她是树干和树枝，带来了外面世界的营养，合作了这十几年的时间，才能做出一些事情，如果把树干和树根分开，两者都会死亡的。
    张欣认为：“我对潘石屹的改变都是很表面化的东西，如衣着、形象什么的，但对于他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则没有改变。相反，我受他的影响是比较深刻的。我刚才提到做人的境界，‘用情’是我本身具有的，‘用脑’是所受到的教育，而‘用心’我则是受了潘石屹的很多启发，我从他身上理解了什么是东方式的智慧，也就是所谓的‘道’。在这点上我很佩服潘石屹，他的确是一个非常智慧的人。”
    父子交流是很重要的
    在张欣生孩子的时候，潘石屹一个月时间完全脱离公司工作，去香港侍候老婆生孩子。他说：
    其实，生孩子本来可以在北京生的，可她是香港身份……在那里，女人生孩子的时候，一定要让丈夫在旁边，尽管可能只有半个小时，但却是一个特别震撼的经历。我买了一个数码摄像机，从划开、动手术我就一边手颤着一边录，包括小孩怎么样从伤口中抱出来，怎样把脐带剪掉，然后有一滴血正好掉到地上，我就拿着摄像机的镜头把它放大，从头到尾拍了。尽管我也是第一次见这样的场面，但我觉得女人生孩子是非常痛苦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难忘也很刺激的经历。
    1998年，潘石屹与张欣的大儿子潘让在香港出生。潘石屹亲自为孩子剪断脐带，那种哭声与鲜血混杂的场景，对他触动很大。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父亲”二字的分量，就在他还没有规划好如何当一个好爸爸时，第二个孩子也紧跟着来到了人世。
    那时，我感觉生命的孕育真是太神奇了！我和夫人至今还保留着儿子未出生时的B超照片，因为对摄影的喜爱，空闲时我便用相机拍摄了孩子们天真、动人的瞬间。我希望孩子们长大后，能看到他们自己真实的成长过程。
    看着两个可爱的小家伙，潘石屹有些着急。最初，潘石屹每周都去书店，购买大量育儿、家教类书刊，每天睡前都要抽出两个小时仔细阅读，还要用一个厚厚的本子记下重点内容。2006年，潘石屹在接受采访时谈到孩子名字的由来时说：
    我的大儿子快７岁了，名字叫潘让，这名字是张欣起的，她认为我们的婚姻就是退让才修成正果的，“让则宽阔，少则丰富”，所以二儿子的名字就叫潘少。我们希望他们凡事都能谦让一分，把宽容留给他人。
    说实话，有孩子是件幸福的事，他能让父母感觉回到了原始而纯洁的状态，所以不管工作多忙，我们都会跟孩子多多相处。这点张欣做得最到位。比如，她每天早上７点都坚持和孩子一起起床，把他们送到学校和幼儿园，风雨无阻。有时，老二送去时一直在哭，中午时她还要再去幼儿园和孩子见一面，说“妈妈一直在你身边”。她认为在孩子弱小时，让他时刻感受到父母的存在和关爱，这点非常重要。
    潘石屹表示，有孩子后，内心感觉更踏实了。
    我们一家人经常去北京郊区的别墅小住。那时，看着张欣抱着潘少坐在房檐下，一边逗他，一边在摇椅上摇啊摇，我能感觉出她非常幸福。她也说女人活到这一步，有好的丈夫、好的孩子，算得上最圆满吧。张欣第一次怀孕时，我们对孩子没什么想法，但孩子出生的那一刻，我们的责任感和爱心就被激发出来了。人成年以后，总在为自己想要的东西不停地谈判和争夺，但对孩子却是完全的付出。所以做父母后，人会变得更加宽容。
    曾有媒体问潘石屹，“如何理解‘父亲’这两个字？”潘石屹回答道：
    我是可以用一些标准的答案来回答的，但是，我不想那样说，没什么意思。其实，因为忙于工作，我觉得自己和孩子们的沟通太少了。你看，比如孩子如今说的那些很时尚的话酷毙了、帅呆了，我都会觉得很新奇，甚至有的还听不懂，这种交流的障碍，提示我应抽出更多的时间去陪他们。父子之间，交流是很重要的。
    潘石屹表示，他与孩子之间互动的方式特别多。
    我们有一个“父与子工作室”。在那放了锯子、电刨、电磨等各种各样的东西，一起做一个凳子或者树屋什么的。
    我们还有一个“父与子读书会”。像“父与子工作室”的牌子都让孩子写的，然后贴在门口。而读书会，主要为了养成小孩好的读书习惯。现在他们读的时候，我就陪着读，每天晚上能够读40分钟到1个多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