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七日(1812 年 11 月 10 日),左宗棠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东乡左家棠的一个以“耕读为业”的“寒素”之家中。
左宗棠的祖辈自南宋由江西迁至湖南后,世居湘阴。湘阴位于省城长沙北面约 30 余里处,濒临洞庭湖,并有湘水这条长沙城下最大的河流绕贯县内,环境优美,交通方便。左家算得上在当地有一定声望的大家族,“支派繁衍,其间忠孝节义,散见于郡邑之志载及家乘之所传闻,乡人士类能言之。”①左家“先世耕读为业,以弟子员附郡县学籍者凡七辈,”②可谓是一个以七代秀才传世的书香门第。左的曾祖父左逢圣为县学生员,以孝义著闻,且“居贫好施”,“生平举止端严,所读经史皆手录”。③其祖父左人锦是国子监生,以“律躬之严,闲家之肃,敦睦家族推济乡里”④而名扬乡里。父亲左观澜乃县学廪生,曾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贫居教书 20 余年,其“教人为文必依传注诠经旨”。⑤生长于这样的家庭中,接受耕读家风的沐浴,自然会深深地受传统思想文化及伦理道德的熏陶。
左宗棠一家有祖辈遗田数十亩,岁收谷 40 余石,但靠此来维持一个三代十口之家的生活也不算宽裕。家境的清贫,使他的父亲左观澜不得不为生计而四处奔波,为人教读,以所得束修维持全家的吃穿费用,甚至出现了“非修脯无从得食”的境况,遇到灾荒,只能是“屑糠为饼食之,仅乃得活”。⑥对于这样“寒素”的生活,左宗棠后来在写给他儿子的信中常常回忆述及,多有感慨。他说:
“吾家积代寒素,先世苦况百纸不能详。尔母归我时,我已举于乡,境遇较前稍异,然吾与尔母言及先世艰窘之状,未尝不位下沾襟也。吾二十九初度时在小淹馆中曾作诗八首,中一首述及吾父母贫苦之状,有四旬云:“研田终岁营儿铺,糠屑经时当夕飧。乾坤忧痛何时毕?忍属儿孙咬菜根。”至今每一讽咏及之,犹悲怆不能自己。①吾家本寒素,尔父生而吮米汁,日夜啼声不绝,脐为突出,至今腹大而脐不深。吾母尝言育我之艰、嚼米为汁之苦,至今每一念及,犹闻其声也。”左宗棠成长于如此清贫之家里,逐步养成了吃苦耐劳和节俭质朴的生活习惯。
左宗棠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他作为年龄最小的男童,倍受其祖父左人锦的宠爱。左宗棠三岁时,常“读书梧塘”(梧塘为左家先祖课诸子孙处)。一次,左宗棠随祖父到宅后山上采栗子,他采到栗子回家后能平均分给哥哥、姐姐,“不自取食”。左人锦喜曰:“此子幼时分物能均,又知让而忘其私,异日必能昌大吾门。”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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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左宗棠军事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加强国防建设。左宗棠说:“窃维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⑤这样,“海防与塞防并重”的国防观,代表了左宗棠在对待近代中国反对和抵御外国军事侵略这一时代主题上的基本看法。
近代以降,外国资本主义依恃着坚船利炮,多由海上进犯中国,海防问题异常严峻。由斯萌生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防观。林则徐的“时事艰如此,凭谁议海防”的呼唤引起了人们对海防的重视。左宗棠把林则徐推为近代议海防第一人。他在为《林文忠公政书》作叙时指出:“嘉、道以来,天下切要之政莫如讲求吏治、整顿钱漕、加意海防诸端。……道光己亥、庚子之岁,西夷英吉利称乱粤东,公衔命查办海口事件,修筑虎门、横档各炮台,击夷船于尖沙嘴、潭仔洋、官涌等处,斩馘甚多,夷目义律遁澳门。公虑夷人之窜扰邻省也,疏请敕下闽浙、江苏各督抚严防海口。其陈夷性无厌,得一步即进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等语,皆洞悉奸谲,如烛照数计。迄今数十年,谈海防者必推公,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公为国朝名臣,非可企而及也”①。显然,左宗棠对林则除海防思想的开拓性意义作了充分的肯定。继而左宗棠又承袭并发展了林则徐的海防思想。
在左宗棠的海防思想中,他最关心的是改变传统水师专恃帆篷舟楫的状况,主张代之以新式轮船,实现水师向近代海军的转变,以顺应海防近代化的潮流。他指出:“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适火轮兵船已成,英吉利遂用以入犯。厥后寻衅生端,逞其狂勃,瞰我寇事方殷,未遑远略,遂敢大肆狓猖。……彼之所恃以傲我者,不过擅轮船之利耳。”②因此,中国“防沿必用海船,海船不敌轮船之灵捷”,“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①据此,近代海防的产物福州船政局应运而生。同治九年(1870年),福州船政局造成“万年清”、“湄云”、“福星”三艘轮船,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奏请设立“轮船统领”,以便统一指挥。清廷同意调派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为“轮船统领”旦令他“勤加操练”、“悉成劲旅”②。于是,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③福建海军的建置初步形成。这不能不说是与左宗棠自造轮船的远见卓识有关。所以,民国初年任海军部副官的池仲祐在作《海军大事记》中称:“闽浙总督左宗棠议兴船政”,“是为中国海军萌芽之始”④这一评说是符合史实的。池仲祐还说:“欧风东渐,机轴西来,鼓荡汽轮,横行海战,我国迫于时势,不能不步武后尘”⑤,肯定了创办近代海军乃顺应时势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