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电）陈布雷先生逝世经过。17日下午8时临时中常委举行会议时，陈委员治丧委员会提出报告：布雷先生素患神经衰弱，以致常苦于失眠，每夜必服安眠药三片始能入睡，有时于夜半醒来，再服数片，始能略睡，晨起总在上午7时左右。本月13日至上午10时，尚未见起床，秘书蒋君章推门进入卧室，见布雷先生面色有异，急请总统府医官陈广煜、熊凡救治，两医官判断布雷先生系服安眠药过量，其心脏已于两小时前停止跳动。其时，蒋秘书于布雷先生卧榻枕旁，发现遗书一封，嘱其不必召医救治，并嘱其慎重发表消息，不可因此举而使反动派捏造谣言。蒋秘书即遵守遗言，发表先生因失眠症及心脏衰弱逝世，陈氏家属及秘书随从检点遗物，又于公文箧中发现上总裁书二纸，及分致张道藩、洪兰友、潘公展、程沧波、陈方、李惟果、陶希圣诸友人，及留交陈夫人及公子之书信，均先后分别呈送，并由诸友人陆续送交陈委员治丧委员会，复于15日发现陈氏11日手书杂记，亦呈总裁阅览。总裁对于布雷先生二十年来鞠躬尽瘁，而最后乃感激轻生，以死报国，异常震悼，即将其遗书发交治丧委员会照相制版发表，并命将原件缴还亲存。陈委员治丧委员会汇集各项文件，交中央社发表。
    消息中虽然没有明白写“自杀”词儿，可是读者心照不宣，陈布雷是服安眠药自杀的；特别是对布雷先生杂记中“油尽灯枯”一语，不少市民、公务员都感到这话真是说透了，是活脱脱的写照。是陈布雷“油尽灯枯”了，还是这个政府“油尽灯枯”了？陈布雷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候自杀呢？
    蒋介石的幕僚和侍从大多是浙江人。这些幕僚差不多都穿着呢子和哔叽的西装和中山装，要不就是军装，只有陈布雷是例外，一身布料长衫，一介寒儒，一副落拓不羁模样。1948年11月11日，陈布雷穿的却是一件马裤呢的长衫，这件棕黑色的长衫，裹着他的骨瘦如柴的伛偻的身躯，越发显得矮小干瘪了。他的冬瓜形的脸，枯黄失血，似乎不像一个老头儿，倒很像一个老太太。只有那大鼻子和一双有力的眼睛，才显示出他的男子汉气概来。当晚，他在南京湖南路私邸的卧室中来回踱着方步，脚步声轻微得听不出来，一桌子香烟蒂头，他手指中还夹着一枝正在燃着的香烟。他不断地咳嗽。已经是初冬了，但是他黄瘪的脸上汗珠直冒。是的，他心中剧烈翻腾，真似翻江倒海，他已决定要离开这个纷扰的世界、离开这个已经生活了59年的人世间了。后来有一种传说，据说是蒋介石见大势已去，脾气暴躁，陈布雷犯颜直谏，被蒋介石打了一个巴掌，清高的陈布雷认为是奇耻大辱，自杀身亡。这种传说，说它不像，倒也有点根据，那就是当时的时局和背景确实如此，辽沈战役已经结束，人民解放军挥师入关，淮海战役序幕刚揭开，蒋家王朝即将崩溃，这是举国皆知的事了。陈布雷作为蒋介石的幕僚长，日理机要，他比别的人更明白这个大势，更了解这个内幕，更知道这个真相。陈布雷之死，是在王朝末日一个走错了道路而又不能自拔的文士的必然结果。当时有人把陈布雷之死与王国维相比。历史的比拟不可能完全一致，被称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在文学、考古等方面的造诣，是陈布雷所不能比的；但陈布雷毕竟也是一个才子，辛亥革命时在上海办《天铎报》，笔扫千军。陈、王又是浙江同乡，从对旧时代绝望又不能自拔而最后殉于王朝这一点来说，他们两人倒颇有相似之处。人的死，有许多不同情况，有时刺激太深，骤然而死，是不能有更充裕的时间来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有的死前有一段过程，却会像过电影一样回顾他一生中主要的遭遇。
    陈布雷已经好几夜没有合眼了。他自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之后，长期深夜工作，绞尽脑汁，神经极度衰弱，失眠确实非常严重，几乎每天都是靠安眠药解决短暂休息的。如今，他对着一小瓶安眠药，长叹一声，真的是要长眠了，长长地休息了，离开这个血火风雨的世界了！想到这里，他停住了脚步，坐在转椅上，倒了一杯开水，把安眠药一粒一粒倒出来，一粒一粒丢进口中，一口水、一口水咽下去。一时还不能入眠，他坐在转椅上，握笔写起杂记来。
    为什么自杀？(2)
    一开头他写下了这样几句话：
    人生总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
    倘使我是在抗战中因工作关系（如某年之七月六日以及在长江舟中）被敌机扫射轰炸而遭难，虽不能是重于泰山，也还有些价值。
    陈布雷停住笔，呆呆地想了一会儿。这是确有的真事，那是抗日战争中从武汉撤退至重庆途中，遭到日机轰炸，几乎遭难。当时如果死了，是为抗日而死，当然是重于泰山了。他想了一会儿，叹了一口气，又展纸执笔写道：
    倘使我是因工作实在紧张，积劳成疾而死，也还值得人一些些可惜。
    而今我是为了……
    写到这里，陈布雷又停住笔想，难道能把真实的情况写出来吗？不，不能，这样我的兄弟、妻子、儿女怎么办？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那是11月8日，就是前3天，蒋介石召集中央委员、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开联席会议，他咬牙切齿地说：“……抗战要八年，‘剿匪’也要八年。”陈布雷一听，顿时呆了！当天陈布雷整理蒋的讲话记录时，略去了这句话，蒋介石一看，发火了，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至少在陈布雷面前蒋从来没有发过脾气。蒋介石对陈布雷一向是“礼贤下士”，十分尊敬的。陈布雷讷讷地说：“蒋先生，抗战八年那是抵御外患，剿匪八年时间是不是说得太长了点？”蒋介石怒气冲冲，拍了一下桌子说：“你现在怎么啦，脑力是不是太疲劳了，一点也不能用啦？你就照我讲的写，不准略去。这是表示我破釜沉舟之决心，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抗战八年终于胜利，剿匪八年也必获胜利。”陈布雷吓呆了，他想这简直有点迷信了，难道一定是8年都能获胜吗？他不禁又想起上月11日，蒋介石在一次大会上也祈求过神灵，说：“……九一八以后17年来，中国无一日不可亡，而其所以还没有亡，只是靠‘总理在天之灵’。”完了！固执己见，国事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还是靠神灵，哪能不完蛋！可是这能写进杂记里去吗？陈布雷一想，又写了下去：
    而今我是为了脑力实在使用得太疲劳了，思虑一些些也不能用。考虑一个问题时，终觉得头绪纷繁，无从入手，而且拖延疲怠，日复一日，把急要的问题，应该早些提出方案之文件（如战时体制）一天天拖延下去，着急尽管着急，而一些不能主动，不但怕见统帅，甚且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可以说我的脑筋已油尽灯枯了。为了这一些苦恼，又想到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像我这样，虚生人间何用，由此一念而萌自弃之心，虽曰不谓为临难苟免，何可得乎。
    所以我的死，在我自身是不胜痛苦焦忧（所忧者是自身委实已不能工作，而他人或尚以我有一些用处，这将要误事的。我之所忧，并不在大局，中华民族有正义的力量，只须大家团结，大局不足忧也）而死，但在一般的意义上，是一种极不可恕之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