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在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布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从此，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产生了自己的第一任外交部长。
    9年之后，1958年2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卸去所兼外交部长一职，同时任命陈毅副总理为新中国的第二任外交部长。
    在陈毅接替周恩来所兼外长职务后不久，党中央和国务院又作出决定：中央设立外事小组，国务院设立外事办公室，由陈毅担任中央外事小组组长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这样，建国后一直为繁重的内政外交事务而超负荷工作的周总理，终于有了一位十分得力的助手。应当说，这也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党中央领导核心长期考察、选择的结果。
    这先后两任外长，一位是开国总理，一位是三军元帅；既是上下级，又是老战友。他们之间的友谊，可一直远溯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一批中华英才旅欧勤工俭学时期。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不仅锻造了两位革命家坚韧的意志和超人的胆识，同时，他们的革命情谊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发展、加深。正是这两副铁肩，承担起开创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新局面的重任。到1965年底，已有49个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新中国的国际威望冲决障碍，与日俱增。
    然而，就在陈毅外长任职的第9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席卷中国大地。新中国刚刚建立起来的外交格局受到严重干扰，既定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也随之一个个被打乱、被破坏。面对这突如其来、变幻不定的形势,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周恩来、陈毅也陷入了深深的困惑、担忧之中。与此同时，几十年斗争中培养起来的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以及对自己亲手创建的人民共和国的深厚感情和高度责任感，又使得两位革命家奋不顾身地投入面前的激流，同林彪、江青一伙煽动起来的种种极左言行进行不屈不挠的反复的斗争；其间，这两位革命战友之间的友谊也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一、周恩来以身作盾
    对这场从1966年春夏开始愈刮愈猛的政治风暴，即使是几十年一直处于政治斗争漩涡中心的周恩来也毫无思想准备，以致每每陷于被动。“红卫兵运动”中，他曾不止一次地袒露心迹，我作梦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局面，想不到会发动这样大的群众运动；我们这些在主席身边的人，对主席思想紧跟、紧学、紧做，但还是跟不上，还常常要掉队，犯错误。当然，由于经历、地位、性格的不同，身为“第三号”领导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各种场合的讲话自然要慎重一些,含蓄一些。但他始终坚持一点，就是实事求是，注意政策。
    例如，在“炮打”、“炮轰”、“打倒”等口号满天飞的情况下，周恩来从不随行就市，人云亦云，而是反复强调党的一贯政策，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他借以劝导、说服红卫兵和造反派们的一个重要论点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党领导下各项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因此，不能说所有地区、所有部门都是“黑线”、“黑帮”，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所说的各项工作，自然包括建国以来他和陈毅先后担任外长时期的外交工作。运动初期，周恩来第一个下去蹲点的单位就是北京的一所外语学院；他曾多次直接听取陈毅外长关于外事口运动情况的汇报，对有关外事系统运动的指示，也常常是由周恩来、陈毅二人联名发出。
    新中国第二任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生性豪爽、坦率，长年戎马生涯，仍诗兴不减。据说，他是党内高级领导人当中唯一能在毛泽东面前无拘无束的人，也是毛泽东少有的几位“诗友”之一。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而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却使多少人改弦更张，朝秦暮楚，每每“知今是而昨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大革命”确实是暴露人们灵魂的一次“洗礼”。但是，在此顺之者荣昌，逆之者遭殃的“潮流”面前，我们这位陈毅外长却偏偏“不识时务”，不管是什么场合，小到几十人，大到几万人的会上，他都要甩出几句心里话，给正陷于“革命”狂热中的人们泼上几瓢冷水。
    到1966年秋天,经过党内最高层的连续三次发动（即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10月中央工作会议）,“文化大革命”终于在全国铺开，天下大乱的局面迫在眼前。这时，对“内忧必起外患”有着切身体会的陈老总，再也无法忍耐下去了，他到处奔走疾呼，仗义执言，在党内、军内率先抨击“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的种种错误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