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陈伯达的“大名”。虽然他一再逊称自己是“小小老百姓”，当年却是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是“中央文革”的组长，号称：“理论家”、“中共一枝笔”、“中国舆论总管”。
    本书是关于陈伯达的长篇传记。
    陈伯达在接受本书作者的独家采访时，回顾一生，不胜感慨：
    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
    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吸取教训。年已久远，我又衰老，老年人的记忆不好，而且又常常容易自己护短。如果说我的回忆能为大家提供一些史料，我就慢慢谈一些。不过，我要再三说明，人的记忆往往不可靠。你要把我的回忆跟别人的回忆加以核对，特别是要跟当时的记录、文章、档案核对。我的记忆如有欠实之处，请以当时的文字记载为准。
    我是一个罪人。我的回忆，只是一个罪人的回忆。
    古人云：“能补过者，君子也。”但我不过是一个不足齿数的小小的“小人”之辈，我仍愿永远地批评自己，以求能够稍稍弥补我的罪过……
    ※ ※ ※
    1989年9月17日傍晚开始，北京骤降暴雨，竟整整下了一夜。翌日，气温剧降。
    9月20日中午，在北京远郊一幢六层楼房的最顶层，85岁的陈伯达正在吃饭。他的儿媳小张当时在场：“父亲突然头一歪，碰到墙上，食物吐出……”
    儿媳赶紧敲响隔壁老萧的门。老萧马上拨电话到某医院。20分钟之内，医生就赶到了。可是，陈伯达的心脏已停止跳动，抢救无效。经医生诊断，陈伯达因天气骤凉，死于心肌梗塞。
    陈伯达死前和他的儿子陈晓农、儿媳小张以及小孙子生活在一起。突然发病之际，陈晓农却不在家，而在北京驶往河北石家庄的列车上———去看望他的母亲余文菲。余文菲是陈伯达的第二个妻子，已经离婚多年。陈晓农是陈伯达和余文菲所生的孩子。
    据陈晓农事后告诉笔者：
    “前几年父亲住院已检查出患有老年性冠心病，但因他心电图一向较好，又从未有过明显的心绞痛，仅是超声波检查有冠状动脉硬化，所以医生和我们都缺乏足够的重视。9月20日那天，北京天气很冷，早上刚下过雨。我9时多临走时，看父亲睡得正香，不忍叫醒他，给他加了条毯子，又把毛裤放到床前椅上。我爱人说父亲起来后，说天冷。现在想来，天气骤冷易使血管收缩，老人血管已脆，经受不住，这可能是发生心肌梗塞的原因……”
    当天下午，陈伯达所在单位负责人徐主任等赶来，和陈伯达的亲属商议处理后事。亲属明确表示：“听从组织意见，而且父亲生前也一再说过，他去世后一切从简。”
    根据领导意见，陈伯达以他原名陈建相，送往北京八宝山火化。
    尽管八宝山不知举行过多少回遗体告别仪式，但是陈伯达的遗体告别仪式与众不同：没有讣告，没有悼词。前来与他作最后诀别的，都是闻讯而来，没有接到任何正式的、以组织名义发出的通知。
    9月28日上午10时20分，陈伯达的遗体出现在八宝山第一告别室。这些年来他总是躲着照相机的镜头，连家中都找不到他现成的遗像。陈晓农记起去年冬天一位朋友为他拍过一次照片，赶紧请摄影者找出底片放大，才算有了一张遗像。
    在哀乐声中，40多人向他的遗体投注了最后一瞥。这些人有的是陈伯达的亲戚，有的是他的老朋友，有的是他的老秘书，有的是他的旧部下，有的是他的学生。陈伯达的遗体旁，放着许多花圈。花圈上写着：“陈建相先生千古”。由于一般人并不知道陈伯达的原名，所以没有引起注意。有一个花圈署名“刘叔宴”送。刘叔宴是陈伯达分居多年的妻子。
    她没有参加陈伯达的追悼会。陈的遗体告别仪式虽然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举行，但是很快惊动了那些竖着耳朵的新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