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老兵，与西方意义的老兵是有些不同的。
    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在美国国会的最后一次演讲中，极为煽情地这样表述自己几十年军旅生涯之后的引退——“老兵永远不会死，他们只是悄然消逝”（Old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 ）。
    麦克阿瑟的这段话，已成经典，没有人记得它的出处是一首西点军校军歌的歌词。
    历史学家们认为，这位将军虽然虚荣、傲慢、缺乏政治头脑，却无疑当得起自己这段话。在莱特岛，老兵麦克阿瑟在第一线的战壕里漫不经心地行进，对面日军狙击兵的子弹只是运气不佳才没有打中这个“最大的目标”；在菲律宾，日军的自杀飞机撞中麦克阿瑟身边的军舰，爆炸和惨叫混成一片，正在为他测试心律的医生却感不到他脉搏的一丝变化。
    出身名门而又忠诚地步入战场，在血迹中建立自己的功勋，而后可以挂着国会勋章在别墅中回忆杀伐的荣光，麦克阿瑟是西方军人的典范。在大腹便便的国会议员们中间，老兵麦克阿瑟的这段话，带着沙场的浪漫，也带着男人的自豪。
    然而，假如你带着这样的印象，去看望我们自己的老兵，你会感到自己的感觉被刺痛。
    我曾接触过许多老兵，有红军时代入伍的，有抗日时期参军的，还有抗美援朝战场下来的。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对当年血与火的战场保持某种沉默。
    许多次以后，我渐渐理解他们的心灵。
    在他们的心中，功勋、奖章、英雄、荣耀，不过是过眼云烟，在他们的心中，自己并不是战争的胜利者，而是战争的幸存者。
    “打仗不好，真的，打仗不好。不管什么事，再难也难不过打仗，再狠也狠不过打仗”——作者采访的中国老兵老邓这样开始他对战场的回忆。
    我也曾在河北烈士陵园和一个守陵的老人倾谈良久，他熟悉这里的每一块墓地，如数家珍地回忆着一个锅里搅马勺的老战友们。“如果不打仗，我媳妇本来是他的。”老人指着其中一块墓碑，微笑着略带哀伤。
    老人的唐山腔柔柔的，怪怪的，让人想起赵丽蓉老太太。他戴着一顶褪色的绿军帽，帽檐已经软了，左手提着一只水桶，腋下夹着一把铁锹，浑身上下看不出一点军人气概来，我甚至有点儿怀疑他是否真是这里威名赫赫的英雄们的战友。
    当要回去的时候，我伸出手去和老人告别。老人友好地放下桶和锹，伸出手来。
    这时，我才忽然发现，老人右臂的袖子，在肘部以下空空荡荡。
    “您……您的手？”
    “在冀中十八团的时候，大清桥伏击战，鬼子砍的……他砍了我的手，我砍了他的头……”
    依然是柔柔的唐山腔。
    当老人和我告别，走回陵园的时候，那身影和街上任何一个普通河北汉子没有任何两样，悄然消逝在人群里。
    那一刻，我忽然惊醒，就是这些出身于贫瘠的土地上，世代贫穷，梦里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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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个日本旅游团来到黔南，当时，贵州各界对外国人还比较稀罕，所以就由地方官员陪同他们四处参观。旅游团中有个第六联队的侵华老兵，他说，贵州的老百姓很厉害，当年把他们打得很惨，说他们中队只剩下了二十一个人，整个联队也失去了战斗力，回到广西后不得不重新进行整编。他还说，第三师团有个“勇士”渡边总一郎，是个名演员，也被打死在石板寨——这个消息让当地的官员大吃一惊。
    于是就请专家查资料，发现在日本防卫厅编写的《广西会战》中，对第三师团步兵第六联队的作战过程有如下记录：“此地苗族性格凶悍，排外性强”，“当地居民的游击活动十分活跃，（第六联队）在山谷中前进，不时受到来自两侧高地的阻击，前进缓慢，特别对后卫大队的妨害尤甚。在运送伤员以及夜间运送战死者时，要遭到游击队的射击，为了处理死者尸体，各队官兵是经受无法形容的困难才退下的。骨灰盒最初是木箱，随后改为饼干袋，再后为空烟盒，最后只能将骨灰装入火柴盒了……”
    至此，社会各界开始调查“黔南事变”期间水族人民英勇抗敌的情况，石板寨民众抗日的事迹也才逐渐为外界所知。
    多年以前，马甲曾经见过潘让老人（应该叫“潘老让”了），“抵抗者”的故事就是听他说的。
    潘老让瘦瘦的，个子挺高，穿着水族人习惯的黑布衣裳。他的汉话不大灵光，旱烟抽多了，嗓子也有些嘶哑，可说到“抵抗者潘让在此”的时候却是口齿清晰、语音洪亮，精瘦的胸脯拍得咚咚直响：“我们，汉子，不怕，顶得住！”
    那一天，潘让的老伴刚好有点不高兴，看见老头子得意忘形的模样，就给他泼冷水：“顶得住个屁！一看见酒罐子，你就抵挡不住了。”潘老让顿时显得十分气馁。
    在场的人都乐了，安慰他说：“真英雄都爱酒坛坛，梁山好汉遇到了美酒同样也抵挡不住，没什么了不起的。”
    闻听此言，潘老让立刻又振奋起来，黑黑的脸膛上泛出红光，就好像喝了美酒一样。
    嘿！这可爱的水族老汉，这可敬的淳朴的抵抗者。
    后记
    战争的诗篇是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虽然总有绚烂的荣耀划过长空，但留在天幕深处的，更多是无名者的默默的献奉。
    前些天看电影《集结号》，那些矿坑之下的遗体使我想起邓九龄老人的一段话：“1955年，我们回上甘岭收容遗体，山上的树都活了，花也开了，红的绿的。可我们的烈士却烂得只剩下骨头……心里难受啊。”于是马甲就想：在人民军队的征战史上，究竟有多少个“九连”一样的队伍呢？
    如果仅仅从“掩护撤退”的角度去看待他们生命的价值，阵亡者的结局无疑是悲壮而且略带委屈的，但如果从“捍卫信仰”的角度去分析他们的行为，一切都将变得十分坦然——“九连”或者姜茂财，董存瑞或者谭嗣同秋瑾，当他们面临牺牲的时候，其实只有一个信念能够真正支撑起他们慷慨的付出，那就是：他们相信，在他们身后，活下来的人将会继续战斗下去，直到共同的理想得以实现——这种高于生命的觉悟，是泛泛的“人性关怀”所无法解释的。
    能够安慰死者的不是勋章、不是墓碑，而是他们的信仰是否得到了捍卫、是他们的理想是否成为了现实——斯皮尔伯格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让大兵瑞恩站在战友的陵墓前说：“我做到了，我是好人，一直是个好人”；而《集结号》的导演却似乎并没有明白其中的意义，所以，我们只在银幕上看见了血肉横飞和哥们义气、只在逼真的音效里听见了凄厉的军号和狂野的吼叫，却没有领悟出牺牲的目的。
    导演不明白“九连”为什么牺牲，所以他让焦大棚提出了一个请求：“撤吧，给九连留点种子”。这话听着有点耳熟，因为分明也有人曾经喊过：“撤吧，给西北军留点种子”……但是，什么是“种子”？对军阀而言，“种子”是兵、是枪、是番号，所以他要求撤退；而对于献身理想的战士而言，“种子”是精神、是觉悟、是高于生命的信仰，在最艰难的时刻，只有坚持战斗、付出牺牲，种子才有可能发芽开花。
    并不是所有的阵亡者都配得上“烈士”的称号的。是否为信仰而战，这是烈士与炮灰的区别。
    因此，当烈士逝去之后，墓碑上的名字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活下来的人们应该扪心自问，先烈的理想的“种子”是否植根在自己的灵魂里了——这才是牺牲的价值、这才是精神的力量、这才是最伟大的人性的光辉。
    我这本书讲了几则老兵的故事，他们的背景不同、性格不同、涉身的战场也不尽相同，他们原本都是普通的百姓，不擅长战事也并不喜欢战争，是战争的浪潮却席卷了他们，让他们在特殊的环境下展现出了自己坚强的本性。战场上有很多这样的平凡的人，他们没有很高的觉悟，但在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总有一种精神的力量使他们能够选择正义的方向，这力量使我们的人民显得更加可爱，也使我们民族充满了希望。
    这种精神力量来源于我们的文化、来源于我们的传统道德、来源于我们守护家园捍卫尊严的理想，只有懂得了理想的崇高，我们才能够理解牺牲的真谛，只有不放弃理想，我们才能在逆境面前百折不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