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王》[美]魏斐德.rar 《间谍王》TXT下载 一位外国记者后来这么回忆戴笠：一个隐面人，总是藏在房间的暗处，而其他人则处于一览无余之下。然而个别的几个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当戴笠处于鼎盛时期见过他的西方人，却对他有强烈多彩的印象。
    “从一方面看，二战中没有一个人形象要比他更黑；而从另一方面去看，又没人比他更白，”几乎所有的人都被他锐利的目光所震慑。一个戴笠领导下的在敌
    后工作的OSS(美国战略情报局)人员说：“戴笠的身材中等壮实，外表粗犷强硬，有军人的干练。他的脸轮廓分明，尖锐的目光咄咄逼人，还有一张坚毅的嘴。”一个出生于中国传教士家庭的美国军官写道：“他英俊瘦长，有一双纤细优美的手，走起路来像是脊梁骨上了钢条，步子大而有力，像是中国戏台上的英雄人物夸大了的步伐。他那犀利审视的目光，像是要把人的五官和个性记下来以备日后之用。”
    对于40年代在中国的大多数外国人来说，戴笠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被普遍认为“不是中国的卡那瑞斯（Canaris）上将，而是亨利希·希姆莱”。
    戴笠给人的印象是聪明而有想象力，残酷而不择手段。他是中国国民党的希姆莱。他几乎是所有美国民主理想的敌人。在蒋的统治下，他企图通过铁腕来统一中国。他冷酷、狡猾而残忍。?
    纳粹冲锋队头子的帽子不是轻易摘得掉的。那些将戴笠简称为T.L.的西方人经常把戴笠称做“中国的希姆莱”。那时在美国政府的情报圈子里，大多数官员都相信“戴笠将军以刽子手闻名；以他为首的‘蓝衣社’，是个类似盖世太保的组织，至少在上海是众所周知；对政敌他有自己的集中营；他不喜欢外国人，而且外国人很少有人见过他”。
    戴笠自己知道这个绰号，而且他不止一次企图向他的美国朋友们证实“他支持民主”。1945年4月3日，蒋介石检阅了中美合作所的“精锐部队”，即坐落在重庆外的歌乐山的第九部。那天晚上戴笠举行了一个奢华的宴会，耗尽了他从家乡浙江带来的200斤珍贵黄酒。歌乐山乐队学会了演奏“扬基歌”和“迪克斯”，而且当人群里的美国人为这些歌曲拍手欢呼时，演员们还准备演中国戏。这时戴笠突然打断了聚会，并坚持要说服美国朋友不要相信关于他的坏话。戴笠通过正式翻译刘镇芳语无伦次地说了半天，无非是想表明“他不是希姆莱”，而只是“总司令的戴笠，仅此而已”。
    第一章 多面人戴笠总司令的戴笠
    在戴笠所有的特点中，最突出的也许是他为自己的领袖效劳的意愿。他为自己选择的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是“戴雨帽”，其象征意思是“一个仆人”，即强调了这种动物般的甘做其主人蒋介石走狗的奴性，同时代表
    了封建观念中的相互尊敬。戴笠这么对别人解释自己的名字：“有一首古诗这么说：‘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君担簦，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
    沈醉是上海站的站长，戴笠的总务处处长，他指出其上司对蒋介石走狗般的效忠，说他乐意当蒋的“爪牙”戴笠自己的“犬马之劳”的说法似乎也透露出他愿意从主子那儿接受这种非人的待遇。然而，作为基于君臣互尊理想上的封建意识，这个说法也显示了一种表面上自相矛盾的用意。“犬马”一词源于流传百世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刘备和诸葛亮（卧龙）的隆中会。
    公元207208年，衰颓的汉室后代刘备，在其军师单福举荐了诸葛亮，并说此人“有经天纬地之才”后，三顾茅庐，拜见这位年仅27岁的贤士。玄德终于在第三次拜访中见到诸葛亮（孔明），他对孔明说：
    位“间谍王”也许把中国从最凶恶的敌人那里拯救了出来。或许，不把戴笠从这两个极端来看倒能更好地表现他的复杂性。不过，在本书接近尾声时，一位中国朋友不带倾向地问：“最终，他到底是坏人还是个好人？”
    像戴笠这样一个模糊不清的异种是无法用如此简单的方法来概括的。他曾一度是法西斯恐怖的象征，现代警察国家的化身，严格的儒家理想的执行者；在他永不休止的梦想中，他是传说中的中世纪那些在王朝颓落时应运而生的战略家们的一个雄心勃勃的继承人。在所有这些形象下面，戴笠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所处的复杂时代的产物，身居传统与现代政治斗争的顶峰，坚信自己生必逢时，但终究难以摆脱命运的叵测无常。
    想到戴笠对诸葛亮这个《三国演义》中最核心而且最暧昧的人物的崇拜，人们不禁会想起孔明在公元234年去世时，对自己在乱世之中毕生致力于平息反汉叛乱的反思。“万事皆由天意”，眼看北斗之中的一星摇摇欲坠，诸葛亮无可奈何地叹道：“吾本欲竭忠尽力，恢复中原，重兴汉室，奈天意如此。”孔明的魔力此刻已无法挽救他，随着他将星的陨落，周围的魏兵鼓噪不止，这位卧龙逝于军帐之中。6个世纪之后，诗人杜甫写道：“长星昨夜坠前营，讣报先生此日倾。”诸葛亮终年54岁，而戴笠死时49岁。
    第二十五章 陨落之星跋：妖魔
    我在十多年前开始研究戴笠和国民党特工。在那些年月里，我经常禁不住自问：你为何要花费这么大的精力来探究一个如此变幻多端的人物？假如戴笠并非完全是个凶神恶煞，那么他充其量不过是个狡黠暧昧之徒而已。人们可以佩服他的勇气和能力，或者对他既能周旋于蒋介石叵测的政坛险滩之中，又能博得部下敬仰的本领表示尊敬。但是，在道义上，他永远是一个模棱两可的人甚至对“委员长”本人来说他都是个谜。
    难道仅仅是好奇使我如此聚精会神？用同时代人的眼光来观察戴笠则好比在一房之遥看一条眼镜蛇。渐渐地，我意识到，我是在间接地面对一股力量、一个妖魔，它像某些道家法师那样，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能治理中国社会特有的内乱。
    这又使我认识到，我对中国历史如此大量的关注全都在于展示从而理解和抵制那蛇眼的迷惑力。“社会动乱”、“冲突和控制”、“重建帝制”和“管辖上海”，毛主席宏伟的意志对这些命题的选择，此刻在我眼里都显得合情合理。出于一些连我自己也不甚明了的原因，描述那巨蟒的注视使我产生一种幻觉，好像我在同它搏斗。
    可以说，我自己最终恐怕是戴笠无意中的猎物之一。当然，我这个安全处境下的奇想说明，通过描述戴笠，我不知怎么的便能想象自己在抗拒那恶魔冷漠的目光。历史学家们常常以此来平息他们遥远的噩梦并压住以往的惊骇。但难道我们从此便能高枕无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