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对写回忆录兴趣不大，总感觉到自己满意而又可供别人欣赏的事不多。对有些熟人写的回忆录，自夸自大，“虚报冒领”他人成就为自己有的行为，更为反感。可是，现在变了，要写回忆录了。
    鬼使神差，临退休之年，碰到所谓“六·四”事件，被卷入地方官原可置身事外的宫廷之争。一个五十多年忠诚的共产主义的信徒，“旅游”到资本主义美国“休息”。这对中国共产党，对我自己，都是极大的讽刺！本来想到想不到、更极不愿见到的事，竟成为现实……。
    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退休后，曾关心地对我说：“我已安全降落。你呢？”他可能已经预感到什么，促我早日觉悟。现在看来，我的悟性太低。
    不少朋友，一再鼓励我把在香港任新华分社社长和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书记六年七个多月的经历写出来，“不发表也可以，作为历史资料存起来”。反复考虑了近一年，到九一年四月，我才下定决心，写！（但先写了关于试论和平演进那篇文章。）
    决心写的原因有二：一、留点资料，作为历史见证，供人参考；二、暂时由江泽民、李鹏掌权的中国共产党开除了我的党籍，一时间回不了大陆，为稻梁谋，换点稿费。
    我所顾虑的是：
    手头没有资料，全凭记忆。对于自己经历的事情，还可以说得比较具体；但北京中央方面的文件引证，则全无可能。既然是为了提供参考资料，自然要力求准确。但在我的现实情况下，有时很难做到。好在我是作为当事人提供的第一手资料，相信尚有一定历史价值。在热心朋友的帮助下，我翻阅了大量的香港报刊、杂志、书籍的有关内容，借此刺激回忆和增强准确度，总算整理出了往事的头绪，增加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