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人类历史上一幕大悲剧在中国拉开了帷幕——这就是至今提起来仍让人感觉寒心凉齿的“文革”浩劫。屈指算来，已是30多年前的往事了，那些惨痛的历史图像一幅幅沉入记忆深处，被欢笑、鲜花和转眼即逝的一个个新浪潮所掩埋。太多的苦难，教会了中国人用抹掉痛苦记忆的遗忘方式来对付，更加悲哀的是，这种遗忘方式已经成了中国人生活的一种习惯。
    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些劫难的亲身经历者们偶尔会从一个噩梦中惊醒，披衣而坐，聆听窗外开籁般的声音。只有在那时，当他们回忆起自己逝去的生命、青春和激情，心灵会一次次被痛苦吞噬，也只有在那时，才有片刻功夫对“文革”作点反思。
    一个民族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痛定思痛，理应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然而，由于种种并不算复杂的复杂原因，长期以来形成了这么一种畸型现象：“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却在国外。
    当然，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会为这种畸型现象而痛心。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为改变这个畸型现象而作出努力。“文革”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如今的人们太忙了，谁也不愿、也懒得去惹这个麻烦。何况，当二十世纪正一点点溶入暮色的时候，人们忽然觉得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就在这样的时候，一天早晨我醒来了，真想做点什么事，一头便撞进了“文革”迷宫，我要用手中的笔记下那段充满血水、泪水和耻辱的历史。这有点像骑着瘦马挺起长矛去同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先生，有着不识时务的愚蠢和自不量力之嫌。
    困难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得经受住物欲的诱惑。历史毕竟在隆隆行进，伴随二十一世纪的曙光出现的是中国人的发财梦。经历了二十世纪绵绵不绝的苦难，千百万人像是忽然发现了遍地黄金，即使在我去图书馆查阅资料的路上，也到处能看见熙熙攘攘忙碌着的人潮、花花绿绿的时装以及商贩们的叫卖声。一个回忆“文革”苦难历史的人，在那些人群中显得多么不合适宜啊。抛开这些不说，单就资料的勾沉和繁杂的采访，也是十分艰难的，相信所有有过类似经历的写作者都有深切的感受，在此不多赘述。最折磨人的，莫过于内心里的一种恐惧：我害怕自己会因为力不从心而最终放弃这次写作。幸运的是我总算坚持下来了，坚持下来的结果，是有了这部关于红卫兵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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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红卫兵，是我的一个夙愿。任何一部记叙二十世纪中叶中国社会历史的著作，任何一本关于“文革”的书，如果不涉及红卫兵问题，就不能说是完备的。红卫兵运动以狂热发端，以失望、痛苦和悲愤终结，当年那一群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如今已是五十来岁的半大老头了。岁月沧桑，令人扼腕叹息；回首往事，寂静的夜半时分不时传来他们苍凉的唏嘘声。
    青春已经不可挽留地逝去，留下的是满目疮痍、一片废墟。但是在电影电视和一切文学艺术作品中，他们——当年那些红卫兵们宝贵的青春却屡屡被漫画式地简单丑化。人们经常看到的是，一群穿着黄军装、戴着红袖标的“土匪”红卫兵挥舞拳头，雨点般砸向受难者。刑车开过来，受难者挂着黑牌睡被强行推上汽车，旁边的一个女人眼泪刷刷往下流淌，一个孩子叫喊着追上去，不知怎么脚下绊了一下，孩子倒在地上，紧接着伴奏起了激扬的音乐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