氢弹的出现，并不能保障西方各国关于全面持久安全的愿望得到实现。它不是一个法宝，不能消除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危险。氢弹虽然加强了西方国家的实力，但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焦急心情，增加了他们的“不安全感”。
    1945年投掷的原子弹，对于西方当权的政治家们来说，似乎是加速彻底胜利和保障世界和平的一个轻便而简易的工具。正如丘吉尔所说的那样，他们当时设想，“这就足以使战争结束，使世界和平。只要花费少数几个原子弹的成本，使可显示出惊人的强大威力。对于受苦受难的人们来说，这是一只医治创伤的手。在人们经受了数不清的困苦和危难以后，这似乎算得上一种奇迹。”可是，时至今日，在自由世界里，人们的焦虑心情反而是与日俱增。这便证明，当权的政治家们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想透，因为那样取得的胜利并不能保障和平。
    他们的眼光始终没有超出自己面前的直接战略目标，即“赢得战争的胜利”，而且不顾历史的经验教训，总认为军事胜利即足以保障和平。从大量的历史教训中，可以找到一条具有决定意义的真理：纯粹的军事战略必须接受“大战略”的指导，因为只有“大战略”才会有更深远的预见和更广博的观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胜利的追逐必然会要变成悲剧，使得各种努力毫无成效。德国在军事上的彻底失败，必不可免地要为苏维埃俄国控制欧洲大陆开辟道路，并使得共产主义的影响大规模地扩展到整个世界。同时，由于原子武器作了一场惊人的表演，使用这个武器以后很快就结束了战争，也就必然促使俄国人要在战后发展这种武器。
    从来还没有过现在这样一种很少安全感的和平。经过了神经一直紧张的八个年头以后，由于热核武器的生产，那些“获得了胜利的国家”，更加感到不安全了。但这并不是战争造成的后果。
    即使还在试验阶段，氢弹就已比其他任何武器都更加明白地证明，用“总体战”作为一种方法，也和以“胜利”作为战争目的一样，是一种陈腐了的观念。
    对于这一点，那些一贯主张进行战略轰炸的人，现在也都认识到了。不久以前，英国空军元帅斯里索尔爵士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说：“最近40年来，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总体战’，现在已经过时了……在我们的时代，或者说在我们这个世纪里，若再进行世界大战，那其结果将是集体自杀，人类的文明也将终结。”另外一位空军元帅泰德勋爵，也早已强调了这一点，指出要“准确而冷静地估计作战能力”。他说：“使用原子武器的战争，将不是什么决斗，而是相互交换的自杀。”可是，他又不大合乎逻辑地补充了一句：“这种趋势可以使侵略行径不至于受到鼓励。”其所以不合逻辑，是因为有一类头脑冷静的侵略者，他们知道自己的敌人对于不是明显地注定要带来灾难的威胁，能够立即作出反应，因而可以估计到对方不愿意自杀的那种天然的犹豫心理。
    任何一个当权的政府，对于那种并非直接的侵略，或者其他任何局部性的和有限性的侵略，是否能定下使用氢弹的决心呢？现在，就连空军部门的那些领导者，也把这种行为称之为“自杀”，而某一个当权的政府，难道竟敢贸然决定首先跨出这一步吗？由此可以肯定，除非某种威胁将要造成毁灭性的灾难，而且这种灾难比氢弹本身更为可怕，否则，决不会有人贸然使用氢弹。
    政治家们把原子武器当作一种遏制侵略的因素，这种信念的基础看来是一种完全不合现实的幻想。说得准确一些，拿使用原子武器来进行威胁，只是一种虚张声势的恫吓。事实上，俄国人，尤其是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对于这种恫吓并不会太认真，而那些靠近铁幕边缘的国家，反而会感到更伤脑筋，因为他们距离俄国很近，害怕苏俄的战略空军会拿他们当作开刀的试验品。如果说要用原子武器来保护他们，其结果可能是反而削弱了他们的抵抗决心。这种威胁的反作用，即它的“后膛爆炸力”的破坏性，早已证明是有很大害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