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听那人说道：“众位看官，常言道得好，‘为人切莫用欺心，举头三尺有神明。若还作恶无报应，天下凶徒人吃人。’只怪我大宋官家不争气，一见到金兵到来，便远远地逃之夭夭，只剩下老百姓遭殃。诸君住在江南，当真是在天堂里了，怕只怕何日金兵到来。正是：宁作太平犬，莫为乱世人。小人张十五，今日路经贵地，服侍众位看官这一段说话。话本说彻，权做散场。”
    以上是《射雕英雄传》第一回“风雪惊变”中，郭啸天与杨铁心在小酒馆听的一段书，流亡江南的说书人连说带唱，讲了岳爷爷韩爷爷抗金的一段历史。有讲者、有听众、有场地，说书的三要素就具备了。说书这种形式到了近代，就更名换姓，叫做通俗讲史。而说书人里的名角，远有黎东方，近有易中天。
    民国搞通俗历史的，以蔡东藩名气最大，与他同时代的黎东方名声稍逊，但黎东方最大的亮点，是他以留洋大教授身份，放下斯文，开馆讲三国，成了现代历史说书人，民国时期的“易中天”。黎东方与易中天，走红方式与走红速度极其相似，只是半个世纪的时光，让重庆的大礼堂变成了央视的大讲坛。
    但如果把黎东方称作“民国时期的易中天”，我估计黎东方会老大不高兴，他是地道的学院派，将他与易中天“比翼”，保不准让他有“耻居君后”之慨呢。黎东方讲三国，那是历史，易中天品三国，那是说书。黎东方是通俗讲史人，易中天是电视说书人，毕竟不能混淆。
    百年以来，在通俗历史这个行当，除了上述几人，黄仁宇和吴思这两个名字是不能忘记的。黄仁宇是严肃历史学家，但他的《万历十五年》，有历史着作之精深，却也有说书之神韵，提升了通俗历史的品质，也启蒙了一批通俗历史写作爱好者。吴思不用多说被不少写手尊为近年通俗历史的教父，如果不按水准，只论学术贡献与传播贡献，蔡东藩、黎东方、黄仁宇、吴思、易中天，不知是否可算得百年来“通俗历史五虎将”？
    这五人里，黎东方最少人知道，所以作文以记之。（□潘采夫/文）
    黎东方以历史教授、文化名流之尊，开馆卖票讲三国，成为文化界一时美谈。左一为黎东方，右一为胡适。
    作为向大众普及历史的先行者，历史学家黎东方因上世纪四十年代在重庆“卖票讲史”而声名鹊起，拥有了当时罕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而他的一生，致力于史学研究和教育发展，也获得了海内外的认可。近日，《黎东方讲史》完整版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举人之后，梁门弟子
    易中天的走红，使近年通俗历史热达到沸点，各朝各代、鱼龙混杂的通俗历史作品重新上架，以共襄盛举。其中，与易中天最为相类的是民国历史教授黎东方。同为说书“三国”，同为“一夜走红”，同为严肃历史学家所轻。但二人又却又有不同，黎东方本人即是严肃历史学家，在英国有“中国之汤因比”之誉，历史学家的历史说书，与美学家的历史说书，究竟有何不同呢？
    1907年，黎东方生于江苏省东台县河垛场，原名智廉。黎家祖籍河南正阳，其父黎淦，字衡平，是清末的举人出身，在江南一带做官。少年黎东方就读于上海南洋大学附中，后考入清华大学，成为梁启超门下弟子。
    清华毕业后，黎东方负笈千里，到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法国大革命史，师从马第埃教授。在法国期间，黎东方涉猎甚广，除了本专业之外，他还先后跟随瑟诺波、博格森、格罗茨、金尼拜尔、莪塞、沙尼阿等教授，学习方法论、哲学、希腊史、基督教史、经济史和世界通史。1931年6月，黎东方的毕业论文《比列志士记》顺利通过答辩，他获颁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并附加“最荣誉记名”——这项荣誉在19世纪只有两个人获得，20世纪获此“记名”的学生，黎东方是第一个。
    1931年8月，黎东方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书，主讲历史哲学、法国大革命史和西洋通史。1939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聘请黎东方到重庆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兼任“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常委。直到抗战胜利的这些年，黎东方还常在中央大学、朝阳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授课。
    2、避乱西南，卖票讲史
    黎东方在重庆“开坛讲史”，实属被逼无奈。当时日军经常狂轰滥炸，重庆物资匮乏，经济一片萧条。据黎东方本人的回忆：“战前，我的一个月薪水可以买一百双皮鞋，或40担米。到了1944年，我的一份专任薪水只买得了一双皮鞋。买了皮鞋，便无钱买米。”这种窘况之下，当时迁居西南的很多知名学者都无法专心治学，为了养家糊口，他们都各显神通。《黎东方讲史》的责任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崔美明介绍说，在那个年代，冯友兰卖字，闻一多治印，而诙谐幽默、口才出众的黎东方，就想到了卖票讲史。
    把讲课当成“生意”来经营，也是需要本钱的。而黎东方凭借广泛的人脉，居然把租借会场、刊登广告和印刷门票这些事情需要花的钱都省去了。时任山东省立实验剧院院长的王泊生是黎东方的好友，他免费把位于重庆中一路黄家垭口的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大礼堂借给黎东方。《中央日报》也特许黎东方先登广告，事成之后再交广告费。印刷公司的朋友也先给黎东方印好了门票，延期再收印刷费。1944年9月24日，黎东方首讲“三国”，每张门票定价法币40元，相当于2美元，这个票价按当时的物价水平已属很高，居然第一天就来了三百多名听众。黎东方连讲十天，场场爆满，门票收入相当于他做教授几年的薪水总和。
    黎东方“讲史”的语言表达魅力很强，能够做到既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又包含很大的信息量。黎东方的老友、历史学家邓广铭教授曾赞道：“这真称得起是一支突起的异军，一上阵就收到了横扫千军的效果。在重庆这个山城，确实引起了一大阵轰动。我当时身居北碚的复旦大学，距重庆百多华里，竟也经常有为这番讲史的叫好声传到耳边，经常为这一轰动效应所震动。”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盛巽昌认为，黎东方讲的“三国”非常严谨，没有一点编造色彩。“有些研究三国的人，受《三国演义》的影响比《三国志》要多，黎先生这方面应该说没有问题，而易中天的《品三国》则有很大随意性。”
    这次意外的成功之后，黎东方讲上了瘾，老百姓也听上了瘾。黎东方又应邀到昆明、泸州去讲史，内容也扩展到了唐史和清史。崔美明说，黎先生“起初只是为了生计而讲，其后则是为了兴趣而讲，为了普及历史、走历史通俗化道路而讲。”抗战胜利后，黎东方又到南京、贵阳等地开讲，所到之处，一票难求。黎东方也因其诙谐的演讲风格，被誉为“现代东方朔”。
    关于黎东方“讲史”的轰动效应，还有个广为流传的“包飞机”的段子，说的是他要从贵阳到香港，因为没有飞机票，黎东方干脆就用自己收的门票钱包下了一架小飞机。为了报答出钱帮他包机的贵阳听众，黎东方破例把自己讲“三国”的提纲印成小册子，题为《新三国》，每册售价银元五分，这就是后来“细说体”的雏形。《新三国》面世后被一抢而空，多年后在旧金山、槟榔屿和台北又多次重印。不过，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李伟国说，因为那个年代没有电视这样的媒体，所以“尽管他在重庆讲得很火爆，但是没有能享受到现在像易中天这样的荣耀。”
    黎东方的细说历史系列共有9本，其中部分内容为其他学者补写。
    蔡东藩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11部，1040回，以小说形式再现了上起秦始皇，下讫民国的2166年间的中国历史。
    3、胡适力劝，“细说”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