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11日，全世界上亿人聚集在电视前观看了令人震惊的一幕，纽约世贸大厦的双子楼在瞬间倒塌成一片废墟。在这令人恐惧的一幕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同时，也让我们深刻体会到，我们经历并见证了具有极其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天。它也是震惊世界的日子之一，那些日子都已深深铭刻在人们的记忆里；它也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大事之一，那些大事深刻地影响了一代人，会让他们经常互相问道：“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在哪儿？” 每一代人都有属于他们的这样的日子：如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华尔街金融危机、珍珠港事件、广岛原子弹轰炸事件、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夜半自由之战”、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肯尼迪总统遇刺以及阿波罗11号登陆月球等。历史沉淀了这些日子——它们中的一些成为了历史的转折点，而一些只震惊或轰动了一时，但对历史来讲并无关痛痒。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些类型的日子：这些日子通常都和科学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有关，它们是这些科学技术理论经过多年发展，达到成熟顶峰的里程碑。在发展初期，这些科学技术理论一度无人关注，默默无闻，但最终成熟，让整个世界关注。 《震惊世界的日子》源于一个简单的念头——从历史书中把这些重要的时刻抢救出来。重新投资将它们以电视纪录片的形式权威地再现。随着这些事件在纪录片中一分钟、一小时的展开，大家沉浸其中，感受到事件逐步发展的紧张程度，重新审视并分析历史，把那些日子以正在进行的形式再现回放。在回放中，历史事件的主角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们，他们起床、吃早饭，完成一系列行为活动，然后取得可能成为历史大事的功绩或突破。 做这项工作是非常有影响和启迪意义的。因为一旦以照片或文献电影等形式记录描写了一段历史以后，人们就很难相信历史也可能会有另外发展的可能性选择。所以，我们让观众沉浸于第一手的资料、日记和回忆录中，大家就可以理解，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发展结果。 如果斐迪南大公的司机在萨拉热窝街头转弯没错的话，刺客也许就没有机会刺杀到他，也不会因而导致一战的爆发。如果美国宇航局的指挥官史蒂夫·贝勒斯在登月舱登陆月球的最后一刻发出电脑报警，而他的处理又稍有差错的话，尼尔·阿姆斯特朗就不会成为第一个在月球上行走的人。如果那个救生艇人员没有刚好经过的话，这个世界上也许就没有关于莱特兄弟第一次在基蒂霍克成功的动力飞行的照片证据。如果1945年8月6日早上，广岛的上空有乌云的话，另外一座城市的名字将会永远地与原子弹毁灭画上等号。 历史对我们的吸引，有很多都在这些细节之中。这些细节使历史事件显得人性化，把距离人们很远的事件向人们拉近。南非的一个监狱长詹姆斯·格里高利在释放纳尔逊·曼德拉时，他哭了。在长达20年之余的监狱生涯中，曼德拉已经和他成为了好朋友。曼德拉在自己被释放的当天，遗忘了自己读书时常用的眼镜，所以他在进行30年来第一次公共演说时，不得不借温妮·曼德拉的眼镜来宣读演说稿。马丁·路德·金一整天都待在自己的汽车旅馆里，非常安全，没有什么意外发生。然而下午6点，当他和朋友们准备吃点晚餐时，在阳台上他遭到了枪击。托马斯·弗利比，一个26岁的投弹手，在广岛投下原子弹，致使超过100,000人遇难。而托马斯·弗利比以前的梦想是能够成为一名篮球运动员，加入波士顿红袜队。 尽管本书中对这些震惊的日子的背景、环境都给予了充分介绍，但是并没企图说服读者相信本书的论述是最权威的。历史就是由这些重要的日子组成的——在这世界上我们出生的地点不同，所以我们对多数大事的历史重要性的认知都会不同。但有这么一些日子，它们对世界上大部分的地区都有影响——所以我们希望详细地回顾这些日子，而且这会是一种新鲜的、令人兴奋的对历史的重游。 在每一章的主题下，我们都选择了历史中发生不同事件的两天，对之进行对比。我们并不是随便找出一些虚假的因果联系，而是希望通过对比，大家能对历史中的一天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充分全面的了解，进而思考这些日子之间的联系。有些日子之间的联系关系的确非常紧密——1968年，马丁·路德·金不幸遇刺后，杰西·杰克逊刚好正在进行新闻发布会，而此时在南非，人们正在为纳尔逊·曼德拉从监狱里释放，重获自由而欢呼。另外的一些日子有一种巧合与必然性的联系：对沙皇罗曼诺夫家族血腥的处死开创了苏维埃共产主义时代，1989年发生在柏林墙查理检查站的事件最早宣布了它的倒塌。一发子弹射死斐迪南大公，进而加速了一战的爆发。而二战中，希特勒在自己的地堡中也是用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进而把二战拉进了尾声。我们希望通过比较有趣的方式，可以跨越时间的界限，这些日子能够“互相对话”。 在不可预知及国际冲突频繁的一段时期，谨以此书提醒大家注意：历史一旦选择某天，成为历史的就是一群人逐步展开并演变的行为活动。随着现存的全球媒体（如电视及24小时新闻、因特网、卫星传输）的发展及推动，越来越多发生的大事将会传遍整个世界。不论好坏，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震惊世界的日子”。
    英国的君主制：危机与生存第1节 危机与生存1042—2003（1）
    近几个世纪以来，英国的君主制从最开始被立法确认，到如今的日渐式微，它已成为一种皇室的悲哀与绝望。 在20世纪，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礼与戴安娜王妃的葬礼是聚集了多数英国公众关注目光的两个日子。
    1649年1月30日下午2点，查理一世走向黑色的断头台，来到了刽子手面前。这一幕的发生地点位于国宴厅外的怀特霍尔宫。怀特霍尔宫是由查理一世的父亲，即詹姆士一世授权修建的大型豪华石制宫殿。在这个宫殿里，曾经由伊利戈·琼斯与本·琼森举办过极其奢华盛大的假面舞会，此二人以大肆宣扬詹姆斯一世的斯图亚特王权观而著称，他们关于责任、权力和特权的观点颇有争议。 而现在，严寒的深冬，在这个皇室们过去狂欢作乐的舞台上，即将上演极端悲惨的一幕。关于君主不容侵犯这种古老的信仰，即将遭到刽子手手中斧头的锋利刀刃的检验。 一种说法传言，当天是一个寒冷、黑暗、阴沉的一天，“在英格兰所目睹的最为忧郁、凄凉的一天”。在等待的人群中，已经有悲痛、伤感的叹息声。尽管人们经历了查理一世统治时期的血腥内战，这场内战从1642年就动摇了英格兰的和平，使得父子成仇、兄弟反目。但是对大多数人们来说，对君主处以斩首，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对崇高的君主制传统极其异常的践踏和对所有现存的各种形式的固有制度的挑衅与威胁。 在绞刑台的周围，设置了一些“钩子和钉子”，防止一旦国王有任何反抗的迹象，就用来拖住国王，迫使他屈服。然而，查理一世没有表露一点企图通过牺牲自己的尊严用在这种徒劳的挣扎上的迹象。垂死前的表现艺术，仍然可以作为对一个人性格的主要测试验证。从任何意义上来说，查理没有把自己看作一个普通人。毕竟，他是一个国王。为了防止自己发抖，他穿了两件贴身内衣。然而看起来他对自己的宿命感到异常的恐惧，他问戴着面具的刽子手，“我的头发还好吗？”——也许这显示了查理实在过于人性的虚荣？或者很可能是他强烈地希望自己即使面对死，到最后一刻也要有一个国王的样子。 然后，他脱下他的披风，把自己的圣乔治勋章移交到随行的主教手中，只说了一句“记住”，便脱去了背心。他扫视了一眼绞刑台，便对刽子手说：“你下手快一点。”接着又补充道，“当我伸出我的双手时，你就可以下手了。”当刽子手把自己的头发拢到帽子里的时候，国王误以为刽子手要下手，便要他等待自己的手势行动。“是的，我会遵从您的吩咐。陛下。”刽子手答道。最后，国王伸出双手，刽子手挥起斧头，一下子便砍下了查理一世的头。 根据劳伦斯·厄恰德的《英格兰历史》记载，当大主教透过窗户，看到发生的这一切时，他当时便昏倒了。尽管从一些士兵中发出了一阵阵欢呼声，因为这些士兵自始至终一直与国王对抗到最后——但是，当国王的头被高高挂起时，人群中发出了深深的叹息声。不久之后，从掌权的保皇派和长老教会的牧师中爆发了抗议的狂潮。在普通的民众中，也广泛散布着震惊和愤慨。“当他的死讯在整个王国流传时，”厄恰德后来写道，“很多怀孕的妇女流产了，许多男男女女因心悸而病倒了，有些人忧郁地昏厥过去，还有些突然惊慌失措，猝死过去。”托马斯·荷里，一名尾闾议会（一译“长期议会”）的成员，在查理死后的一周年纪念日的那天自杀了，因为尾闾议会曾经声讨过国王。同年还有一个人也死去，他就是罗兰德，他的死因多数归结于由内疚而导致的精神忧郁症。 所有的这一切为何发展致此？查理一世真的像一些作家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蒙冤的君主吗？一些作家，如19世纪早期的大卫·休谟、克拉伦登爵士，把对国王的斩首描述成为除救世主基督遇难之外最残忍的谋杀，高度赞扬查理一世，把他描述成为他所在的那个时代里最有教养的绅士、最热情好客的主人、最诚挚的朋友、最体贴的丈夫、最慈爱的父亲、最虔诚的基督徒。或者如诗人约翰·弥尔顿的《弑君咏歌》（TractsonRegicide）里描述的那样，查理一世是一个堕落败坏的国王，把他判处死刑总是合法的，即使执法官员不愿或拒绝这么做。 查理一世的命运对整个国家来说，可能已经有着深远的影响。但导致他这种命运的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原因。当查理被处死时，君主制度处于危机之中已有数个世纪。甚至可能存在这种长远的回响：在基督教盛行很久以前，英伦三岛推崇一种信奉女神的异教徒信仰，那种信仰认为英国要实现繁荣昌盛，不可避免地要在一个女王的领导之下。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和维多利亚一世（1819—1901）就是很明显的例子；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例子，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古典的土地祭祀仪式中，一个国王的最终命运是他被绑到一棵树上，按照祭祀的程序在一年以后被处死，他的血滴进土地里，作为一种祭品供奉给土地。而一个新国王会一直守候在他的身边，等待着去取代他的位置，然后享受着舒适与有特权的生活，直到他也将作为祭祀品供奉给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