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夏天，我去欧洲走了一圈儿。去的时候就没想写什么大块的东西，因为大块的东西早已经有许多人写过了。我来欧洲，其实是想触摸一下我在书里曾经触摸过的那些景象或实物。在此之前，欧洲一直珍藏在我的阅读里，是一本18世纪或19世纪的小说，给我的印象是隐隐约约的，影影绰绰的，想起来就有，不想就无的。
    这次的欧洲之行，我一路上就像在重新翻看我在小说中看过的那些细节，重温少年或青年时代一个恍然的旧梦。我发现，欧洲在我的内心里虽然早已熟稔，可它在我的眼睛里还是陌生。那种陌生既是血液的，文化的，也是地理的，历史的。在那20多天里，我站在那一个一个陌生面前，常常是发一阵呆，又一点一点找到了熟悉。我不停地辨认着，识别着，既看见了欧洲，也看见了自己。
    我不是专业的摄影家，甚至连业余都不是。可我第一次想以图文的方式把我所见记录下来。照片提供的是一个现场，我曾经在这个现场里驻足或走过。在这本小书里，它们将以时间和旅程的次序慢慢展开，并以名词的方式叙述。
    围墙 City wall
    2002年夏天的一个早上，阳光强烈地照在这面斑驳而苍老的莱奥内围墙上。如果从围墙中间那个门洞走进去，我就走进了梵蒂冈。
    我对围墙并不陌生。中国有无数条比它长得多也比它老得多的围墙。记得博尔赫斯曾说，如果给菜圃或花筑一道围墙是常有的事，把一个帝国用城墙围起来就不一般了。博尔赫斯还说，修筑防御工事是君主们常干的事，始皇帝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行动的规模，那是一条长得没有尽头的城墙。博尔赫斯是阿根廷作家，他从没来过中国，只在书里看见那条横在中国北方的长城。长城投在地上的影子，却一直延伸到这个伟大人物的心里。
    它叫莱奥内围墙。它的长度尽管不能与中国的长城相比，可同样是防御工事。只不过修筑它的人不是中国皇帝，而是罗马教皇。它包围的不是一个国家，而只是一座教堂。被莱奥内围墙环绕着的梵蒂冈，过去曾经是欧洲的先知和圣人发表预言的地方之一。公元1世纪，萨拉切尼人侵袭罗马，将梵蒂冈的圣彼得教堂也洗劫一空。几年后，罗马教皇莱奥内决定修筑这条围墙，于是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了。
    围墙是一种抵挡。最开始抵挡的是抢劫，后来抵挡的则是岁月。漫长的岁月里，莱奥内围墙始终保持着一种姿态，看守着墙里的梵蒂冈，凝望着墙外的罗马，以及比罗马更远的地方。可是，墙外那个古老而辉煌的罗马，如今只剩下几块残骸，而墙内的梵蒂冈依然灿烂。也许因为罗马是物质的帝国，而梵蒂冈只是一个精神的府邸。
    梵蒂冈在围墙的后面，它让我感到遥远。那里不是小时候的家，没有祖母讲过的童话，也没有自家的葡萄架和门前的那条小河。它不在我的生命里，只在我的想象里。它也不在我的思念里，而在我的梦里。更主要的是，它在西方，而我在东方。记得在我有了一点汉语知识的时候，我知道了什么叫西方。它是一个指示代词，表达的是一个方位，西方的另一面是东方。在我学了一点地理知识的时候，知道了西方是由地球自转和太阳公转决定的，不论我站在哪里，不论我的脸朝着哪个方向，西方就是西方，它永远就固定在地球的西半部。在我懂得了一点政治常识之后，我明白了西方还有另一种解释。当我弄懂了这种解释，我就几乎忘掉了指示代词和自转公转，我对西方这个地方就有了一种本能的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