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的一天中午，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的几位年轻博士在单位食堂吃饭，不经意地聊起了《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之间的分工与合作。一听到《西游记》三个字，周方银的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他对故事中人物的评论和对故事逻辑的剖析，新奇独到、妙趣横生、耐人寻味。我随即建议他就研究《西游记》的心得给大家做一次讲座。讲座很成功，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周方银让大家知道了这部家喻户晓的著作竟然可以那样来读，并且可以读出如此之多的新内容来。
    讲座结束后，我鼓励他把所讲的东西整理扩充一下，写成一部书出版。全书成稿后，周方银便请我写一篇序言。最初我对作序一事颇为踌躇。坦白地讲，《西游记》我看得很粗，主要目的是想找些素材或样本，以便检验某些制度经济学命题。我翻阅《西游记》在于寻找或发现一些可以拿来使用的隐喻。
    与我那种带有目的性的阅读迥然不同，周方银之读《西游记》，更多的是兴趣使然。他写该书，大多属于有感而发，所求一吐为快。这自然又让我想起了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讲的话：“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虽说《史记》被列入“六大才子书”，但金圣叹并不大欣赏司马迁的心胸，且不无揶揄地说:“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而施耐庵的心胸则受到金圣叹的极力推崇，其写《水浒》只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寻个题目，写出自家锦心绣口，故其是非皆不谬于圣人。”我在此引述金圣叹赞美施耐庵的文字，没有把该书与《水浒》等量齐观之心，也全无让周方银同施耐庵并驾齐驱之意，而是觉得在直抒胸臆这一点上，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亮点。在当今“功利主义”阅读和写作愈演愈烈的潮流中，多些“无目的”的阅读和“分享心得”式的写作，蛮好的，至少可以发挥某种中和或平衡的功效。
    尽管众人对《西游记》褒贬不一，但作为中国的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吴承恩讲述的故事，从古至今，在华夏大地上男女老幼皆耳熟能详。同时，虽然没有像《红楼梦》那样成为一门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红学”，但“西学”研究者仍为数不少，而且古今众多名家大师都或多或少地品评过它。这些现实无不增添了“品读西游”时推陈出新的难度。
    序言序周方银远非“西学家”，只是个“骨灰级”票友。也许，在某些职业“西学”研究者眼中，他大致属于“无南威之容而论淑媛，无龙渊之利而议断割”之人。而我尽管对《西游记》专业研究只知道些皮毛而不敢妄加评论，但在读了本书之后，我佩服作者以业余研究者身份闯入《西游记》研究领域的勇气，欣赏他审视经典的独特眼光和字里行间不时流露出来的幽默感，思索他在前人开采已久几近枯竭之矿内发现的人生智慧与管理谋略，玩味他读出来的具有逻辑一致性的宏大故事。这又让我回忆起了陈寅恪阐述过的一个想法：谈论别人没有读过的书来显示博大精深算不得本事，评判人人均可品头论足之作才展现英雄本色。
    在《西游记原旨序》中，“西学家”刘一明写道，读《西游记》者如果能够有所领悟，则“在儒即可成圣，在释即可成佛，在道即可成仙”。据我所知，周方银儒释道“三不在”，自然谈不上成圣成佛成仙。要“悟”就必须有所依托，也就是有“所在”。周方银在本书中的“所在”有三：一曰“俗”（或曰“从世俗的眼光出发”）；二曰“理”（或曰“逻辑的一致性”）；三曰“全”（或曰“完整的宏大叙事”）。凭借对“所在”之“悟”，他想要“成”的是一家之言。至于能否“悟”有所得，最终时间会给出判定。
    张宇燕2008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