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 1931年9月生于上海。从1945年3月～1951年3月，基本上是工读生涯。上学的同时，曾在金店、粮店习艺。1951年初在上海私立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采访系肄业后考入人民出版社（北京）工作。至1985年12月，在人民出版社任校对员，秘书，编辑，主任，副总编辑。1986年1月～1992年7月，任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后退居二线，1996年1月退休。
    现在出版界盛说"品牌"。我辈有时也被好心的人士列入出版界能维护"品牌"的从业者行列。其实，像我这样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长的出版学徒，长期以来，何尝有过"品牌"观念。我们只知道听上面的话，不出上面不中意的书刊。你去自创一个什么东西叫"品牌"，要是不合上面的意，岂不是自找麻烦，自讨没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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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秀玉：刚才讲世界品牌的问题，我们应该往什么方向走？我自己有一个想法，虽然我们现在条件比较困难，或者说我们现在还会有很多敏感问题，但是一些大的题材、一些大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关注，千万不要把杂志做得轻、薄，做得轻飘飘。作为一个大刊的基本价值非常重要。当时我们采访李铮的问题给告上去了，告到中央，新闻出版署来调查我们，我就问这个事跟谁采访的，事实对不对？采访的对象对，事实对，别怕，我顶着。作为一个世界品牌，作为一个大刊，有一定的价值观，有社会的正义，这方面我们的东西不能丢掉，我们不能变得轻飘飘，当然现在不是这样。刚才大家说的我很有体会，当然我们领导要担一点责任，有些东西实在不能发我们也不能顶着干。但是好多东西，包括改革开放，包括生物周刊，其实就是顶着走过来的，如果当时不顶着风险，我们就没有今天。当时我们一分钱都没有，我从香港回来的时候根本没钱，我们怎么做一个周刊？当时这种经营方式本身就顶着雷子，那时候天天挨批评，也不理他，反正我们做的事情是对的，我们没有一分钱进腰包，大家做一个正义的事情。有的事情就要顶一下。当然朱伟会很难，但是我觉得像李铮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该顶的也就顶过去了。如果一个大刊没有这种大的新闻，没有这种大的事情，我们会很难。我这个人是不大守规矩，大原则的东西我也知道，实在不让做我也不做。但是记者的视点应该很清楚，我们关注什么问题应该很清楚。甚至这些东西虽然不能做，我们档案还要留下来，我们做过这些东西，这不会让记者从一些重大问题上走到一些细小问题，迎合一些中产阶级的小趣味，不能这么走。
    朱伟：李铮那一期，我们董总作为社领导帮我们顶住很大的压力。李铮之后我们做过一次河北贪官网，上面也关注，我记得当时专门打一个电话，叫我们到河北去，我们和潘总、李鸿谷一起去了河北。生活周刊历史上确实充满了磕磕碰碰，我们会尽力做，只能这样说。生活周刊做到今天，无论是我们的前辈，还是我们这一代，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应该做的和自己的使命。这个杂志做的过程就是这样磕磕碰碰过来的，今后还是要这样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