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叫了起来，抓着表妹的手从房门口向后退。

“什么？什么？”娜塔莎问。

“这是那，那，是……”索尼娅脸色苍白、嘴唇发抖地说。

娜塔莎轻轻拉拢房门，同索尼娅朝窗户走去，还没有明白人家对她说的话。

“你记得吗，”索尼娅带着惊慌而又严肃的神情说，“记得我替你照镜子算卦吗？…在奥特拉德诺耶，过圣诞节的时候……记得我看见什么了吗？…”

“是的，是的！”娜塔莎睁大着眼睛说，模糊地回忆起，索尼亚当时曾说过安德烈公爵如何如何，说她看见他躺着。

“记得吗？”索尼娅继续说，“我当时看见了，并告诉了所有的人，有你，有杜尼亚莎。我看见他躺在床上，”她说，每说出一个细节，便举起一根指头向上戳一下，“并且闭着眼睛，还盖着玫瑰色的被子，还把手叠起来，”索尼娅说，随着她描述刚才看见的细枝末节，她就更相信她当时看见过这些细节。当时她并无所见，却头头是道地讲出她看到的东西，其实她是在讲她凭空想出来的东西；但是她觉得她心里同意想的东西就像别的回忆一样真实。她不仅记得当时她所说的，他转过头来看她一眼，并笑了笑，身上盖的是红颜色的东西，而且她坚信，当时就是说过并看见过他盖着玫瑰色的，就是玫瑰色的被子，并且他的眼睛是闭着的。

“对，对呀，正是玫瑰色的。”娜塔莎说，她现在也仿佛记得，曾经说过“玫瑰色的”，在这件事情上，看出预兆是多么离奇，多么神秘。

“但这意味着什么呢？”娜塔莎沉思着问道。

“噢，我不知道，这太离奇了！”索尼娅说，用手扪着脑袋。

几分钟后，安德烈公爵打铃叫人，娜塔莎进他房间去，而索尼亚感到一种她难得有过的激动和感动，留在窗户旁，继续思索那不可思议的一切。

这天正逢军邮之期，于是，伯爵夫人给儿子写信。

“索尼娅，”伯爵夫人在外甥女从身旁经过时，从信上抬起头来说。“索尼娅，你不给尼古连卡写信吗？”伯爵夫人用颤抖的声音低声地说，但在她疲惫的透过眼镜看人的目光里，索尼娅领会了伯爵夫人问话的涵意。目光里表示着的，有祈求，有害怕拒绝，出于不得已而请求的羞赧，遭拒绝时毫不留情地仇恨的决心。

索尼娅走近伯爵夫人，并跪下来吻她的手。

“我这就写，妈咪。”她说。

这天所发生的一切，特别是她看到了她的占卜神秘地应验了，使索尼娅心肠软化，深有感触。此刻，当她知道由于娜塔莎与安德烈公爵恢复关系了，尼古拉不能同玛丽亚公爵小姐结婚，她高兴地感觉到自我牺牲精神的回归，她喜爱，并且习惯于生活在这样的心境之中。于是她含着眼泪，怀着做一种宽容行为的喜悦心情，她终究在几次因泪水遮住她那天鹅绒般的黑眼睛而停笔之后，写完那封使尼古拉大为震惊的令人感动的信。

9

在皮埃尔被带去的那间拘留所里，逮捕他的军官和士兵对他怀有敌意，但是又很尊敬他。他们对他的态度令人觉察到他们还有疑虑，因为不知他是谁（会不会是大人物），他们怀有敌意，是因为他们同他的殴斗刚刚过去。

但是，第二天早晨看守换班时，皮埃尔感到，新的卫队——军官和士兵们，已不像逮捕他的人那样对他感兴趣了。的确，从这个穿农夫大褂的大个儿胖子身上，第二天的守卫已看不出那个曾绝望地同抢劫者和押送他的士兵斗殴，并说出拯救孩子的豪言壮语的活生生的人，而只看到一个因某种原因按上级命令逮捕和关押的第十七号俄国人犯的。假如说皮埃尔身上有什么特别之处，那也只是他并不胆怯和专心沉沉思的样子，以及他交谈时操的那一口好得令法国人惊奇的法语。尽管如此，这天把他同其他被怀疑的人关在一起，因为他占的单间给一位军官占用了。

和皮埃尔一道被关押的全部俄国人，都是最低阶层的。他们认出他的老爷身份后，对他会说法语而更疏远他。皮埃尔抑郁地听任他们嘲笑自己。

第二天晚上，皮埃尔得知，这些人（他也可能包括在内）将以纵火罪受审。第三天，皮埃尔同另一些人被带进一座房子，里面坐着一名白胡子的法国将军，两名上校和另几名臂上系绶带的法国人。这些法国人对皮埃尔等人，用自以为可以超脱人类弱点的精确和肯定语气（通常对待被告就是如此），问了：他是谁？到过哪里？有什么目的？诸如此类的问题。

这些问题，像法庭上问的全部问题一样，抛开事情的本质，排除显示其本质的可能性，其目的只是要选成一道沟渠，法官们希望被告的回答顺着这道沟渠流出来，把被告引向预期目标，即是判处他的罪行。每当被告开始讲出不适宜判决目的的话，沟渠就被移开，水就可以随便流到什么地方。皮埃尔更体会到了被告在所有法庭上都体验到的莫名其妙的心情：——这就是对他提出各种问题的目的。他觉得，不过是出于宽容，或者是出于礼貌，才使用虚设的沟渠这种手段。他知道，他处于这些人的权力之下，也只有这种权力把他带到这里来，也只有这种权力赋予他们要求他回答提问的权利，他们开会的唯一目的是给他定罪。那末，既然拥有权力，又有定罪的意图，那就不须要审讯和法庭这种手段了。显而易见，任何回答均可作为招供的罪状。问他被捕时在干什么，他有些悲壮地回答说，他正在把那个qu’ilavaitsauvédesflammes（从火里救出的）孩子交给他的父母。问他为什么同抢劫者斗殴呢？皮埃尔回答，他在保护女人，保护受辱的女人是人人的责任，而且……他被阻止了：这与案情无关。问他为什么到着火的房屋的院子里去呢，这是证人看到的？他回答说他要看看莫斯科发生的事情。他又被打断：没问他到哪里去，而是问为什么在火场附近呆着？又问他是谁？——第一个问题又重复提出来，他曾说他不肯回答。现在他依然回答，说他不想谈这个问题。

“记下来，这不好。很不好。”白胡子将军红着本来就微带红色的脸严厉地说。

第四天，祖博夫斯基要塞起火。

皮埃尔同另外十三人被押送到克里米亚浅滩一家商人的马车房。通过街道时，皮埃尔被似乎笼罩全城的烟闷得透不过气来。四面都在着火。皮埃尔当时还不明白莫斯科被焚烧的意义，只是恐怖地看着各处在燃烧。

在克里米亚浅滩边那座房子的马车棚里，皮埃尔又过了四天，在此期间，从法兵谈话中得知，所有关押的人每天都在等着大元帅随时作出的决定。哪位大元帅，皮埃尔未能从士兵口里听说出来。对士兵说来，大元帅显然是代表最高层的有点神秘的权力。

九月八日前，即被俘者第二次受审那天以前的日子，皮埃尔觉得最难过。

10

九月八号，俘虏们的车房里进来了一位很重要的军官，这从看守对他的尊敬程度上看得出来。这位军官，大概是参谋部什么人，拿着一份名单，点全部俄国人的名，呼叫皮埃尔为：celuiquin’avouepassonnom（不愿说出姓名的人）。他冷淡地懒洋洋地看了一遍被俘的人，吩咐看守军官给他们穿着得像样，收拾整齐，然后带去见元帅。一个钟头后，来了一连兵，于是，皮埃尔和另外十三个人被带往圣母广场。那是雨后晴朗的一天，空气非常清洁。烟不像皮埃尔从祖博夫斯基要塞拘留所被带出来的那天那样低垂：透过清洁的空气像圆柱似地向上升腾。火光是哪里都见不到了，但四面八方都有烟柱在往上升，而整个莫斯科，就皮埃尔所能见到的地方而言，成了火灾后的一片废墟。随处可以看见只剩炉灶和烟囱的瓦砾场，偶尔有些地方剩下石砌房屋的烧焦了的墙壁。皮埃尔观察这些废墟，他熟识的那些街坊已辨认不出来。一些地方还看得见完好的教堂。未遭破坏的克里姆林宫从远处显露着白色的轮廓，连同它的塔楼和伊凡大帝钟楼。近处，新圣母修道院的穹窿灿烂地闪光，钟声也格外响亮地从那里传来。钟声提醒皮埃尔，这是星期日，圣母诞生节。但是，似乎无人庆祝这个节日：到处是灾后的残破景象，偶尔能碰到的俄国人，都衣衫褴褛，惊惧恐慌，一见法军便躲藏起来。

显然，俄国的这个窝巢已经倾复和毁坏了，但在俄国生活秩序被摧毁的背后，皮埃尔不自觉地感到，这倾复的窝巢之上，已建立起完全不同的，稳定的法国制度。他从押解他和其他罪犯的士兵的整齐队形、精神抖擞、心情愉快地行进的样子看出；他从乘坐由一名士兵驾驶的双套车的某个法国重要文官迎面开来的样子看得出来，从左边广场传来的军乐队的愉快乐曲也使他感到这点，而尤其是，从今天早上前来的法国军官宣读囚犯名字的那份名单上更使他明白了这点。抓皮埃尔的士兵，把他带到一处，又把他连同另外几十个人带到另一处；他们好像会忘记他，把他同其他人混起来似的。但不对：他想起他回答审讯时，又被人称呼：celuiquin’avouepassonnom（不愿说出姓名的人）。皮埃尔顶着这个现在使他觉得害怕的名称，他正被带往某个地方，押解人的脸上带着明白不误的自信，所有其余囚犯和他正是他们需要押送的人，他们正被带往需要去的地方。皮埃尔觉得自己是落入他不认得的却准确运行着的机器轮子里的小小木屑。

皮埃尔同其他罪犯被带到圣母广场右边，离修道院不远，靠近拥有一个大花园的那座白色的巨大宅院。这是谢尔巴托夫公爵府，皮埃尔以前常来这里拜访主人，现在，他从士兵谈话得知，这里驻扎着元帅，艾克米尔公爵（达乌）。

他们被带至门廊前，开始一个个地被领进屋子，皮埃尔是第六个被领进去的。经过有一面玻璃窗的走廊，过厅，前厅，（这都是皮埃尔熟悉的），他被带进一间狭长的办公室，门口站着一名副官。

达乌坐在房间的尽头，俯身靠着桌子，鼻梁上架一付眼镜。皮埃尔走到他的近傍。达伍没有抬起眼睛。显然在批阅他面前的公文，他不抬眼睛，低声地问到quiêtesvous（你是谁）？

皮埃尔沉默着，因为他说不出话来。他觉得达乌不单是一名法国将军、对皮埃尔说来，达乌是以残忍出了名的人。皮埃尔望着达乌（就像一位愿意暂时耐心等待回答的厉害的教师）的那张冷酷的脸，他觉得，每延迟一秒钟，都要付出他生命的代价；但他不晓得说什么。说他第一次受审时说的那些话吗，他决定不下来；公开自己的头衔和地位又很危险，而且羞于这样作。皮埃尔沉默着。但在皮埃尔未及决定怎么办时，达乌抬起了头，把眼镜推到额头上，眯缝眼睛仔细观察了皮埃尔一番。

“我认识此人。”他用从容不迫的冷冷的嗓音说，显然以此吓唬皮埃尔。一股寒气先穿过皮埃尔的背脊，然后像老虎钳一样夹住他的头。

“Mongènèral，vousnepouvezpasmeconnaitre，jenevousaijamaisvu…”

“C’estunespionrusse．”①达乌打断他的话，对屋内的另一位将军说，但皮埃尔未曾留意到这位将军。达乌又把脸也转向那个将军。皮埃尔突然声音震颤地急忙说道：

①“您不可能认识我，将军，我从未见过您……”

“Non，monseigneur，”他说，又同时意外地想起达乌是公爵。“Non，monseigneur，vousn’avezpaspumeconnaitre．Jesuisunofficiermilitionnaireetjen’aipasquittéMoscou．”

“Votrenom．”达乌再问一遍。

“这人是俄国间谍。”

“Besouhof．”

“Qu’estcequimeprouveraquevousnementezpas？”

“Monseigneur！”①皮埃尔喊叫起来，不是用委屈而是用祈求的口气。

达乌抬起眼睛仔细看皮埃尔。他们彼此对视了几秒钟，这一“看”使皮埃尔得救。这一“看”便使两者之间，绕过战争和审讯，建立起了人与人的关系。这一时刻，他们两人都模糊地连连感觉到数不清的事情，明白了他们两人都是人类的孩子，是弟兄。

达乌从名单上抬起头来，（那名单上标志着人事和人的性命的是一些号码），他第一眼看见的皮埃尔只是一个小道具而已，达乌可以无愧于心地把他枪毙；但现在他在他身上看到了人。他沉思了一会儿。

“Commentmeprouverezvouslavèritèdicequevous

medites？”②他冷冷地说。

皮埃尔想起了朗巴莱，叫出他的团名，他的姓氏，和房子坐落的街道。

“Vousn’êtespascequevousdites．”③达乌又说。

①“不，阁下……不，阁下，您不可能认识我。我是民团军官，我没有离开莫斯科。”　“您的名字？”　“别祖霍夫。”　“谁能证明您没撒谎？”　“阁下。”

②您怎样向我证明您说的是真的呢？

③您不是您说的那个人。

皮埃尔哆嗦着断断续续举出例子来证明自己所说的是事实。

但这时进来一位副官，向达乌报告某件事。

达乌一听副官报告的消息，立即露出高兴的样子，并开始扣扭扣。看来他完全忘了皮埃尔。

当副官向他提起俘虏的时候，他皱起眉头往皮埃尔那边点点头说要把他带走。但该带往何处，皮埃尔则不知道：是回到车房，还是带到刑场上去，那个地方难友们在经过圣母广场的时候指给他看过了。

他回过头，看到副官在询问什么事。

“Qui，sansdoute！”（对，自然如此！）达乌说，但什么是“对”，皮埃尔不知道。

皮埃尔记不请怎样走的，是否走了很久，往哪里走的。他在脑子完全空白和麻木的情况下，看不见周围的任何东西，只是动脚同其他人一齐走，直到大家停下，他也停下。

在这全部时间内，只有一个想法缠绕在皮埃尔脑子里。这就是：谁，究竟是谁，最终判决他的死刑的？这不是委员会审讯他的那些人：他们当中谁也不愿意这样做，并且看来也不能作出这一判决。这也不是达乌，他是那么人道地看着他的。要是再等一分钟，达乌就会明白他们干得蠢，但是前来的副官妨碍了这一分钟。而这个副官显然不想干坏事，但他本来可以不进来的。那终究是谁要处死地，枪毙他，夺去他皮埃尔的生命——连同他的全部记忆，志向，希望和思想呢？

谁决定的？于是，皮埃尔感觉到，这里没有谁会这样干。

这是制度，是各种情况的凑合。

某个制度要杀死他——皮埃尔，要剥夺他的生命和一切，要消灭他。

11

离开谢尔巴托夫公爵府，俘虏们被带着直接往下走，经圣母广场，到圣母修道院左边，然后又被带到一个菜园，那里竖立着一根柱子。柱子后面是掘好的一个大坑，边沿有新垒起的泥土，土坑和柱子附近，呈半圆形站着一大群人。人群里小半是俄国人，大半是拿破仑的不当班的军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法国人等，他们穿着各式制服。柱子左右两边，站着排成行的法军，他们身穿带有红色穗条肩章的蓝制服，脚登皮靴，头戴圆筒帽。

罪犯是按名单上的顺序排好（皮埃尔站在第六名），被带到柱子前面去的。几面军鼓突然从两边敲响了，于是皮埃尔感到，随着鼓声灵魂好像飞走了大半似的。他失掉了思考和理解的能力。他只能看和听。并且，他只剩下一个愿望，希望快点儿发生完应该发生的可怕事情。

皮埃尔朝难友望去，一个个地看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