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个民族的活动。

至于少数个别人是怎样使各族人民按照他们的意志活动的呢？这些人自己的意志又受什么支配呢？对这些问题，史学家是这样回答的：史学家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承认神的意志，使各民族服从一个各自选出的人的意志；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则是——还是承认那个神，是他引导被选定的人的意志去达到指定的目标。

如此这般，上述问题就用信仰神直接干预人世间的事务的办法得到了解决。

新的历史科学在理论上否定了这两条原则。

看来，现代史学观既然否定了古人关于人类服从于神和他指引各民族奔向一个既定目标这种信仰，那么，它所研究的本不该再是政权的表面现象，而应当是政权形成的原因了。但是，并没有做到这一步。它在理论上虽否定了以前史学家的观点，而在实践中却依然追随着他们。

现代史学抬出的不是一些领导芸芸众生的天赋非凡、才能超人的英雄，便是从帝王到记者的一些形形色色的领导民众的人物，用以代替前人提出的具有神赋权力和直接去执行神的意志的人们。代替从前迎合神意的犹太、希腊、罗马等民族的目的（古代史学家认为这就是人类活动的目的），现代史学家还提出——他们的目的是为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的福祉，采用最为抽象的概念：为全人类文明的福祉，而全人类这里一般是指仅占大陆西北角一小块地方的各民族。

现代史学虽否定了古人的信仰，却没有用新观点去取代它，而且受大势所趋，其逻辑迫使那些在意念中否定沙皇王权神授及古人的命运观的史学家又殊途同归地承认：一、各族民众是受个别人领导的；二、各民族和全人类都奔向一个已知的目标。

从基邦到保克尔的这些现代史学家们，虽然他们好像各有分歧，其观点也貌似新颖，但在其全部著述中，基本上仍然回避不了那两个陈旧的原则。

首先，史学家记述的是他所认定的领导人类的个别人物的活动（有的人认为帝王将相就是这类人物；另有人认为除帝王将相之类而外，还有演说家、学者、改良家、哲学家和诗人）。其次，史学家认为人类所要达到的目标：有的人认为这个目标就是罗马、西班牙、法国的恢宏强盛，另外有人认为这个目标就是世界上那个称为欧洲的一个小小角落的自由、平等和人们知道的某种文明。

一七八九年，巴黎掀起骚乱，它不断地扩大、蔓延，并形成一个自西向东的民族运动。这场运动曾多次向东挺进，并与自东向西的逆向运动发生冲突；一八一二年、该运动东进至其终点—莫斯科，紧接着，一个自东向西的运动，以其奇妙的对等方式、恰似头一个运动，它把中欧各民族吸引到自己的一方。这个逆向的运动，也到达了它的西部终点——巴黎，然后平息下来。

在这二十年中间，大片田园荒芜了，庐舍烧毁了，商业改变了经营方针；千百万人变穷了，发迹了，迁徙他乡，千百万宣讲爱世人的教义的基督徒在互相残杀。

这一切究竟意义何在呢？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是什么迫使这些人烧毁房屋和杀害自己的同类呢？这些事件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什么力量使人们这样做呢？喏，当人们接触到那个已经消逝的时期的运动遗迹和传说的时候，总要提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天真的而又符合天理人情的问题。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向历史科学求教，因为历史科学是各民族和全人类藉以洞悉自己的一门科学。

如果史学依然坚持陈腐的观点，它就会说：那是神在奖赏或惩罚他的子民，才赐给拿破仑权力，并且指导他的意志去实现他那个神的旨意。这个回答可以说是圆满的、明确的，人们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拿破化被赋予神的作用，但是在相信的人看来，那个时期的全部历史都是可以理解的，其中不可能有任何一点矛盾。

然而，现代历史科学则不能这样回答问题。科学不承认古人关于神直接参与人间万事的观点，所以它应该作出另外的解答。

现代历史科学回答这些问题时说：你们想知道这个运动的意义吗？它为何发生？是什么力量造成这些事件？请听吧：

“路易十四是一个非常骄傲自负的人。他有这样的一些情人，他有这样一些大臣，他治理法国无方。路易的继承人也是一些懦弱无能之辈，而且也都把法国治理得很糟糕。而这些继承人又有那样一些宠臣和那样一些情妇。同时，有些人这时还写了一些书。十八世纪末叶，有二十来个人在巴黎聚会，开始议论人人都应享有平等和自由的话题。因此，人们在整个法国互相残杀，这些人杀了国王和许多其他的人。与此同时，在法国出现了一位天才人物拿破仑。他所到之处，战无不胜，也就是说，他屠杀了很多人，因为他是一位天才。后来他又以某种借口去杀戮非洲人。他讨伐非洲人，干得如此狡猾和长于心计，所以，他回到法国，能够命令大家都臣服于他。于是大家都慑服了。拿破仑当了皇帝以后，他又去屠杀意大利人，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在那儿又屠杀了许多人。当时，俄国也有个皇帝，叫亚历山大。他决心恢复欧洲的秩序，因此跟拿破仑打起来。但是，在一八零七年，他又突然同拿破仑修好，一八一一年，他两人又反目为仇，于是，许多人又遭他们杀戮。接着，拿破仑率领六十万大军长驱俄罗斯，攻占了莫斯科；可是随后他突然又逃离莫斯科。当时亚历山大皇帝在施泰因和别的人的劝告下，把欧洲的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反对那个破坏欧洲太平的人。所有拿破仑的盟国一下子都变成了他的敌人；这支联军立即攻打拿破仑刚刚纠集起来的军队。盟军战胜了拿破仑，进驻巴黎，迫使拿破仑退位，并把他流放到厄尔巴岛。虽然流放他的五年前和一年以后，大家公认他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强盗，不过，当时并未取消他的皇帝称号，仍尽力对他表示尊敬。嗣后路易十八即位，不过，此人一向只是法国人和盟国人取笑的对象。拿破仑挥泪告别老近卫军，逊位以后就被流放他乡。然后，精明练达的国家政要和外交家（尤其是塔列兰，他抢先他人坐上头把交椅，从而扩大了法国的疆域。）在维也纳发表谈话，使得有人喜，也有人愁。突然，外交家与君主又几乎爆发争执，就在他们准备再次诉诸武力、互相残杀的时候，拿破仑率领一营人马又回到法国，而仇恨他的法国人立刻向他屈服。为此，盟国的君主极为恼怒，于是，又跟法国人交战。天才的拿破仑被打败了，送到了圣赫勒拿岛，人们又恍然承认拿破仑确实是一个强盗。就是这个流放者离别了心爱的人们和他钟爱的法国，在孤岛的礁石上慢慢地死去，把他恢宏的业绩留给后世。欧洲的反动势力又重新抬头，各国的君主又重新欺压百姓。

列位诸君切莫认为这是一个讽刺——是一幅描述历史的漫画。恰恰相反，这是对所有史学家，从回忆录、各国专史到那个时代的新文化通史的编著者所作出的矛盾百出和答非所问的论述所给予的最温和的表述。

这些回答之所以荒诞可笑，是因为现代史好像一个聋子，在回答着谁也没有问他的问题。

如果说，史学的宗旨是记述人类和各民族的活动，那末，第一个问题（不回答这个问题，则其余的一切都不可理解）就是：各民族的活动是受什么力量推动的？对这个问题，现代史不是处心积虑地说拿破仑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就是说路易十四狂妄，刚愎自用，再不然就例举有哪些作者撰写了哪些书。

虽然，所有这一切说法很可能都是对的，人们也愿意同意这些说法，可是，那毕竟还是答非所问。假如我们承认神权，它依靠其自身（的力量），总是借助于拿破仑之流、路易之流和著作家们来管理本民族的话，纵然，这一切说法，都可能是非常有趣的，可是，我们并不承认这种神权，因此，在谈论拿破仑之流，路易之流和著作家们之前，应该阐明这些人物和各民族的活动之间有什么关系。

假如不是神权而是另有一股力量，那末，就要说明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新力量，因为历史研究的全部旨趣就在于此。

史学家仿佛认为这种力量是不言而喻和尽人皆知的。然而，任何一位饱览史籍的人，尽管满心想承认这股力量是已知的，都不禁感到疑惑不解的是：既然这股新的力量是令人皆知的，为什么史学家们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呢？

2

什么力量推动各民族前进？

有些传记史家和个别民族史的史学家认为这种力量乃是英雄和统治者天赋的权力。按照他们对历史的阐释，历史事件的发生完全是由拿破仑之流、亚历山大之流的意志所决定的。这类史学家对推动历史事件的力量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有当普天之下只有一位历史学家，而且只对每个历史事件加以阐述的时候，才算是令人满意的。可是，一旦不同国家不同观点的史学家论述同一历史事件的时候，他们的各种答案便顿然失去一切意义，因为他们对这种力量的理解不仅各不相同，而且常常是完全相反的。一位史学家说，某一事件是由拿破仑的权力造成的；另一位史家说，是由亚历山大的权力造成的；而第三位却说是由第三个某某人的权力造成的。此外，这类史学家甚至连解释某人权力所依据的力量的时候，也是彼此矛盾的。波拿巴派的梯也尔说，拿破仑的权力是建立在他的仁德和天才上的，共和派的朗弗里则说，他的权力是基于他的诡诈和对人民的欺骗。这类史学家互相攻讦，使人们无法理解产生历史事件的力量究竟何在，甚至连什么是历史的本质问题都提不出任何像样的答案。研究各国历史的通史家，似乎觉察到专题传记史家对造成历史事件的力量的观点有欠公允，他们不承认这种力量就是英雄和统治者的天赋的权力，而认为这种力量是各种各样不同倾向的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世界通史家，对描述一场战争或者征服一个民族的问题，他们不是从某一个人物的权力上寻找原因，而是从与事件有关联的许多人物的相互作用中寻求原因。

根据这种观点，历史人物的权力既然是由许多力量互相作用而产生的、似乎就不可能再把它当作造成事件的力量了。可是，世界通史家多半仍然把权力视为一种促成历史事件的力量并把它作为事件发生的原因来看待。根据他们表述的观点，历史人物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他的权力只是不同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历史人物的权力是一种造成事件的力量。例如，革飞努斯①、斯罗萨②以及其他一些人，时而证明拿破仑是革命的产物，是一七八九年思想意识的产物，等等，时而又干脆地说，一八一二年的远征以及别的他们所不喜欢的事件只不过是拿破仑的错误意志的产物，而且，一七八九年的思想意识发展之所以受阻也是由于拿破仑的独断专行所致。革命思想，普遍的情绪产生了拿破仑的政权，而拿破仑的政权又压制了革命思想和公众的情绪。

①革飞努斯（1805～1871），十九世纪德国史学家、文学史家。

②斯罗萨（1776～1861），十九世纪德国史学家。

这种奇怪的自相矛盾并非偶然。这种情况不仅到处可以见到，而且世界通史家的论著从头到尾都是由这一系列矛盾构成的。这种矛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通史家一走上分析矛盾的道路，就半途而废了。

要把几种分力组成一个合力，则合力必须等于各分力的总和，世界上的通史家们从来就没有恪守这个基本条件，因此为了要说明合力，在找不到足够的分力的情况下，只得假设还有一种影响合力的不可解释的力量。

专题史学家在论述一八一三年远征或者波旁王朝的复辟时，很直率地指出，这些事件是由亚力山大的个人意志所造成的。但是通史家革飞努斯断然否定专题史学家的这种观点，他极力证明、一八一三年的远征和波旁王朝的复辟，除了由于亚历山大的意志外，还由于施泰因、梅特涅、斯塔埃尔夫人、塔列兰、费希特、谢多勃良以及其他诸人的行动造成的。

这位传记史学家显然把亚历山大的权力化为以下各分力部分：塔列兰、谢多勃良等等。这些分力的总和也就是谢多勃良、塔列兰、斯塔埃尔夫人以及其他诸人的作用，显然不等于整个合力，也就是说，并不等于千百万法国人顺从波旁王朝这一现象。因此，要说明这些分力是以何种方式变成千百万人屈服的原因，也就是说，等于一个A的那些分力是怎样得出等于一千个A的合力的，这位史学家又不得不回到他否定的那个力量——权力，并且承认权力是那些力量的合力，也就是说，他不得不承认一种无法解释的影响合力的力量。通史家们就是这样做的。其结果是他们不仅与专题史学家矛盾，而且自相矛盾。

乡下人不懂得下雨的原因，他们说“风吹乌云散”，还是说“风吹乌云来”，这要看他们需要雨还是需要晴天而定。世界通史家也是这样，有时候，当他们愿意这样说的时候，当这样说符合他们的理论的时候，他们就说，权力是事件的产物，而当他们需要证实其他论点时，他们就说：“权力造成事件。”

第三类史学家，就是所谓的文化史学家，他们遵循通史家开辟的道路，有时认为作家和女人是造成事件的力量。他们对这种力量的理解截然不同，他们认为所谓的文化、智力活动就是这种力量。

文化史学家完全追随着前辈通史学家走过的道路前进，因为，如果历史事件可以用某些人的相互关系来说明，那么，历史事件为什么不可以用某些人写了某些书来说明？文化史学家从伴随着每个重要现象的大量特征中选出智力活动这一特征，并且声言这一特征就是事件发生的原因。但是，尽管他们竭力证明事件发生的原因在于智力活动，而我们只有作出重大让步，才能承认智力活动与民族运动之间有某种共同之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承认是智力活动指导人们的行动，因为宣扬人人平等的学说，所引起的法国革命的残酷屠杀，宣扬博爱的学说所引起的罪恶的战争和执行死刑，这些现象同这种假定相矛盾。

但是，即使承认那些充斥于史书的荒诞离奇的论断都是正确的，承认各民族是受一种所谓观念的不明确的力量所支配的，而历史的主要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答，或者，除了以前君王的权力，除了世界通史家所提出的顾问和其他人的影响，还要加上一种力量——观念，而观念同群众的关系则有待说明。如果说拿破仑拥有权力，所以事件就发生了，这还可以理解。退一步说，拿破仑与别的势力结合起来，成为发生事件的原因，这也可以理解。但是一本《民约论》①如何能使法国人互相残杀，如果不把这种力量和那个事件的因果关系说清楚，就无法理解了。

①《民约论》原文中用法语。

毫无疑问，同时存在的有生命力的事物之间都存在着联系，因此从人们的智力活动和他们的历史运动之间也可以找到某种联系，这就像在人类的活动和商业、手工业、园艺，或者任何哪一行业之间可以找到这种联系一样。但是，为什么文化史学家认为人类的智力活动是全部历史活动的原因或表现，这就令人费解了。史学家的这种结论只能用以下两点来说明：第一，历史是由学者来编写的，因此，他们自然乐于认为他们那个阶层的活动是全人类活动的基础，就像商人、农民和军人也会有同样的想法（只是由于商人和军人不写历史，所以没有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第二，精神活动、教育、文明、文化、思想——这是一些模糊的、不明确的概念，在这些模糊概念的幌子下就更便于使用那些意义更加含混，因而可以随意编成理论的字句。

但是，我们姑且不说这类历史著作的内在价值（这类历史著作很可能对某个人或某件事是有用的），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史越来越接近通史，这些历史学家仔细认真地分析各种宗教、哲学和政治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