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高采烈地睁开他那双被泪水沾湿的眼睛，凝视着这颗明亮的彗星，它仿佛正以非言语所能形容的速度沿着一条抛物线飞过这辽阔的空间，忽然它像一枝射进土中的利箭，在黑暗的天空楔入它所选定的地方，停止不动，它使尽全力地翘起尾巴，在无数闪烁的星星之间炫耀自己的白光。皮埃尔仿佛觉得，这颗彗星和他那颗生机盎然的、变得温和而且受到鼓舞的心灵完全重合。

第3卷1部1

从一八一一年底起，西欧的军队开始加强军备并集结力量。一八一二年，这些武装力量——数百万人（包括那些运送和保障供应的部队）由西向东朝俄罗斯边境运动。而从一八一一年起俄罗斯的军队也同样向其边境集结。六月十二日，西欧军队越过了俄罗斯的边界，战争开始了。也就是说，一个违反人类理性和全部人类本性的事件发生了。数百万人互相对立，犯下了难以计数的罪恶，欺骗、背叛、盗窃、作伪、生产伪钞、抢劫、纵火、杀人。世界的法庭编年史用几个世纪也搜集不完这些罪行。而对此，当时那些干这些事的人却并未把它作为罪行来看待。

是什么引起了这场不平常的事件呢？其原因有哪些呢？满怀天真的自信的历史学家们说：这个事件的原因是，奥尔登堡公爵所受的欺侮、违反大陆体系、拿破仑的贪权、亚历山大的强硬态度、外交家们的错误等等。

因此，只要在皇帝出朝和招待晚会时，梅特涅·鲁缅采夫好好作一番努力，把公文写得更巧妙些，或者拿破仑给亚历山大写上一封信：Monsieur，mon　frère，je　consens　à　rendre　le　duché　au　due　d’Oldenbourg①，战争就不会发生了。

显然，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就是这样看待此事的；当然，拿破仑认为，英国的阴谋是战争的原因（他在神圣的圣勒拿岛上，就这样说过）；英国议院的议员们认为，战争的原因是拿破仑的野心；奥尔登堡公爵认为对他的暴行是战争的原因；商人们认为，使欧洲毁灭的大陆体系是发生战争的原因；对老兵和将军们来说，使他有事可做是战争的主要原因；那时的正统主义者认为，Les　bons　principes②必须恢复；而对当时的外交官来说，其所以产生这一切，是因为一八○九年的俄罗斯和奥地利同盟未能十分巧妙地瞒过拿破仑，178号备忘录的措词拙劣。显然，那个时代的人都认为除了这些原因，还有许许多多原因都取决于难以计数的不同的观点；但对我们——观察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和了解了其简单而又可怕的意义的后代人——来说，这些原因还不够充分。我们不理解的是，数百万基督徒互相残杀和虐待，就因为拿破仑是野心家，亚历山大态度强硬，英国的政策狡猾和奥尔登堡公爵受侮辱。无法理解，这些情况与屠杀和暴行事实本身有何联系；为什么由于公爵受辱，来自欧洲另一边的数以千计的人们就来屠杀和毁灭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的人们，反过来又被这些人所杀。

①法语：陛下，我的兄弟，我同意把公国还给奥尔登堡公爵。

②法语：好原则。

对我们——不是史学家，不迷恋于考察探索过程，因而拥有观察事件的清醒健全的思想——来说，战争的原因多不胜数。在探索战争原因时我们愈是深入，发现也愈多，获取的每一孤立原因或是一系列原因就其本身来说都是正确的，但就其与事件的重大比较所显出的微不足道而言，这些原因又同样都是错误的，就这些原因不足以引起事件的发生来说（如果没有其他各种原因巧合的话），也同样是不真实的。如同拿破仑拒绝将自己的军队撤回到维斯拉和归还奥尔登堡公国一样，我们同样可认为一个法国军士愿不愿服第二次兵役是这类原因：因为，如果他不愿服役，第二个，第三个，第一千个军士和士兵都不愿服役，拿破仑的军队就少了一千个人，那么，战争也就不可能发生了。

如果拿破仑不因人们要求他撤回到维斯拉后而感到受侮辱，不命令军队进攻，就不会有战争；但是，如果所有军士不愿服第二次兵役，战争也不能发生，如果英国不玩弄阴谋，如果没有奥尔登堡公爵，如果没有亚历山大受辱的感觉，如果在俄罗斯没有专制政权，如果没有法国革命和随之而来的个人独裁和帝制以及引起法国革命的所有因素等等，也同样不能爆发战争，这些原因中只要缺少任何一个，就什么也不会发生。由此可见，所有这些原因——数十亿个原因——巧合在一起，导致了已发生的事。所以说，没有哪个事件的原因是独一无二的，而事件应该发生只不过是因为它不得不发生。数百万放弃人类感情和自身理智的人们由西向东去屠杀自己的同类，正如几个世纪前，由东向西去屠杀自己同类的成群的人们一样。

事件发生与否，似乎取决于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某一句话——而他们二人的行为如同以抽签或者以招募方式出征的每个士兵的行为一样，都是不由自主的。这不能不是这样，因为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仿佛他们是决定事件的人）的意志能实现，必须有无数个（缺其一事件就不能发生）事件的巧合。必须有数百万手中握有实力的人，他们是能射击、运输给养和枪炮的士兵们，他们必须同意执行这个别软弱的人的意志，并且无数复杂的、各式各样的原因使他们不得不这样干。

为了解释这些不合理的现象（也就是说，我们不理解其合理性），必然得出历史上的宿命论。我们越是试图合理地解释这些历史现象，它们对我们来说却越是不合理和不可理解。

每个人都为自己而活着，他利用自由以达到其个人的目的，并以全部身心去感受，现在他可以或不可以采取某种行为；但他一旦做出这种事，那么，在某一特定时刻所完成的行为，就成为不可挽回的事了，同时也就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在历史中他不是自主的，这是预先注定了的。

每个人都有两种生活：一种是私人生活，这种生活的意义越抽象，它就越自由；另一种生活是天然的群体生活，在这里每个人必然遵守给他规定的各种法则。

人自觉地为自己而生活，但却作为不自觉的工具，以达到历史的、全人类的目的。我们无法去挽回一个已完成的行为，而且一个人的行为在一定时间里与千百万其他人的行为巧合在一起，就具有历史的意义了。一个人在社会的舞台上站得越高，所涉及的人越多，则其每一个行为的注定结局和必然性也越明显。

“国王的心握在上帝手里。”

国王——历史的奴隶。

历史，也就是人类不自觉的共同的集体生活，它把国王们每时每刻的生活都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

现在，一八一二年，尽管拿破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感到Verser或者不Verser　le　sang　de　ses　peuples①取决于他（就像亚历山大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中所写的那样），其实拿破仑任何时候也不像现在这样更服从必然的法则，该法则使他不得不为共同的事业、为历史去完成必须完成的事业（而对他自己而言，他却觉得自己是随心所欲行动的）。

①法语：使本国各族人民流血，或者不使本国各族人民流血。

西方的人们向东方进发与东方人撕杀。而按各种原因偶合的法则，千百个细小原因与这次事件合在一起导致了这次进军和战争：对不遵从大陆体系的指责，奥尔登堡公爵，向普鲁士进军（就像拿破仑感觉的那样）仅为通过进军达到和平，法国皇帝对战争的癖好和习惯正好与他的人民的愿望一致，以及他对准备工作宏大场面的迷恋，用于准备工作的开支，要求获取抵偿这些开支的利益、他在德累斯顿的令人陶醉的荣誉；当代人认为是诚心求和却只伤了双方自尊心的外交谈判，以及与现有事件相呼应，并同事件巧合的数以千万计的原因。

当苹果成熟时，就从树上掉下来——它为什么掉下来呢？是因为受地球引力的吸引吗？是因为苹果茎干枯了吗？是因为由于太阳晒或是自身太重，或是风吹了它吗？还是因为站在树下的小孩想吃苹果吗？

什么原因也不是。这一切只是各种条件的巧合，在这些条件下各种与生命有关的、有机地联系、自然的事件得到实现。找到苹果降落是由于诸如细胞组织分解等原因，植物学家是对的、就像那个站在树下面的小孩一样是对的。那小孩说，苹果掉落是因为他想吃苹果并为此做了祈祷。拿破仑去莫斯科是因为他想去，他毁灭是因为亚历山大希望他毁灭。这样说又对又不对，这就像说一座重一百万普特，下面被挖空的山之所以崩塌是因为最后一个工人用十字镐在山下最后的一击一样，又对又不对。在许多历史事件中，那些所谓的伟人只是以事件命名的标签、而同样像这个标签一样，他们很少与事件本身有联系。

他们的每一个行为，他们觉得是自身独断专横所为的，其实从历史的意义来看，他们是不能随心所欲的。他们每一个行动都是与历史的进程相联系的，是预先确定了的。

2

五月二十九日，拿破仑离开逗留了三个星期的德累斯顿，在那里，亲王、公爵、国王，甚至还有一个皇帝在他周围组成了一个宫廷。临走之前，拿破仑亲切抚慰那些值得关怀的亲王、国王和皇帝，对那些他不满意的国王和亲王予以申斥，他把自己私有的，也就是从其他的国王那里拿来的珍珠和钻石送给奥国皇后并温柔地拥抱玛丽亚·路易莎皇后。正如他的历史学家所说，他留给她伤心的别离生活，她——这个叫玛丽亚·路易莎的女人，他把她当作妻子，尽管他在巴黎另有妻室——好像不能忍受。虽然外交家们仍坚信和平的可能性并为达到此目的而孜改不倦地努力工作，虽然拿破仑皇帝亲自给亚历山大皇帝写信，称他为Mon－sieur　mon　frère①并诚恳地保证他不希望战争，他永远爱他，尊敬他——可他仍动身追赶军队，每到一站都发出新的命令，催促军队由西向东快速挺进。他坐着套着六匹马的四轮旅行轿式马车，在一群少年侍从、副官和卫队的簇拥下，沿着通往波森、托仑、但泽和肯尼斯堡的大道向前进发。每到一个城市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怀着激动欣喜的心情迎接他。

军队由西向东推进，而他也乘坐着替换的六套马车由西向东奔驰。六月十日，他赶上了军队，在维尔科维斯基森林——一座以波兰伯爵命名的庄园中人们为他准备的住处里过夜。

第二天，拿破仑乘坐四轮马车，越过军队，抵达涅曼河，为了察看渡河地点，他换上波兰制服，来到河岸上。

看到河对岸的哥萨克（Les　Cosaques）和广阔的草原（Lessteppes），就在那片草原的中央是Moscou　la　ville　sainte②就像斯基夫斯基一样，那是亚历山大·马其顿去过的那个国家的首都——拿破仑下令进攻。无论从战略上还是外交上考虑，这都事与愿违，出人意料之外，第二天，他的军队开始横渡涅曼河。

①法语：陛下，我的兄弟（仁兄大人）。

②法语：莫斯科圣城。

十二日一大早，他走出那天搭在涅曼河左岸陡崖上的帐篷，用望远镜眺望从维尔科维森林涌出的由自己的军队组成的洪流，注入到架设在涅曼河上的三座浮桥上。部队官兵知道皇帝来了，他们用眼睛寻找他，而当发现山上帐篷前面一个远离随从们的身穿常礼服的戴着帽子的人影时，都把自己的帽子抛向空中，高呼：“Vive　I’Empereur！”①于是，一个接一个，川流不息地从一直隐蔽他们的大森林里涌出来，散开，沿着三座浮桥穿越到河对岸。

①法语：皇帝万岁！

“是皇帝吗？哦！他亲自出马，事情可来劲了。现在我们出发了！真的……那就是他……皇帝万岁！噍，亚细亚草原……可那是一个讨厌的国家。再见，波塞。我会在莫斯科留一个最好的宫殿，如果人们选我作印度总督，我将封你作克什米尔大臣……万岁！那就是皇帝！你看见他了吗？我见过他两次，就像现在看见你一样。一个小军士……我见过他给一个老兵戴十字勋章……皇帝万岁！”年老人和年轻人的声音交谈着，他们的性格各异，社会地位极不相同。在所有这些人的脸上都有一种共同的表情，那就是对久已期待的征战终于开始的喜悦和对那个站在山头、身穿灰色常礼服的人的狂热和忠诚。

六月十三日，人们为拿破仑牵来一匹不大的阿拉伯纯种马。他骑上马就奔向一座横架在涅曼河上的浮桥，河畔不断响起狂热的欢呼声，显然，他之所以能忍受这些欢呼只是因为他无法禁止人们用这种呼声来表达对他的爱戴；但这些到处伴随他的欢呼声使他苦恼，使他不能专心考虑自他来到军队就萦绕心头的军事问题。他驰过一座用小船搭成的浮桥，到达河对岸，然后急转弯向左，朝着科夫诺方向飞奔，他的那些兴高采烈、乐得透不过气来的近卫猎骑兵疾驰在他前面为他在部队中开出一条通道。奔到宽阔的维利亚河，他在波兰枪骑兵团附近停下来。

“万岁！”波兰人也热烈地呼喊起来，他们乱了队形，你拥我挤地想要看见他。拿破仑仔细观察那条河，然后下了马，在河岸上一根圆木上坐下来。他默默地一挥手，有人递上一副望远镜，他把望远镜放在一个欢欢喜喜跑过来的少年侍从的背上，开始察看河对岸。然后他埋头细看摊在几根圆木之间的地图。他头也不抬地说了句什么，他的两个副官就向波兰枪骑兵驰去。“什么？他说什么？”当一个副官驰到波兰枪骑兵跟前，在队伍里可以听到这些声音。

命令寻觅一个过河的浅滩，波兰枪骑兵上校，涨红着脸，激动得语无伦次。一位相貌堂堂的老人，向副官请求是否允许他不用找浅滩就带领自己的枪骑兵泅水过河。他像一个请求允许骑马的小孩似的，生怕遭到拒绝，期望当着皇帝的面游过河去。副官说，皇帝大概反感这种过分的忠诚。

副官语音一落，这位胡髭浓密的老军官喜形于色，两眼发亮，高举军刀，大呼“万岁！”于是命令枪骑兵跟他走。他用马刺刺了一个马，就朝河边驰去。他凶狠地猛撞坐下踌躇不前的马，扑通一声跳入水中，游向急流深处。几百名枪骑兵都随后跳进水里，河中央和急流又冷又可怕。枪骑兵们互相抓挠，纷纷从马上掉入水中。一些马淹死了，而人也淹死了。余下的奋力向前游向河对岸，虽然半（俄）里外就有一个渡口，他们仍以在那个人的注视下泅水过河和淹死在这条河里为骄傲，而那个坐在圆木上的人甚至连看也没有看他们做了些什么。当那个副官回来后，找了一个适当的时机提请皇帝注意波兰人对皇帝的忠心，这位身着灰色常礼服的小个子站起来，把贝尔蒂埃叫到身边，与他一起在河岸漫步，给他下达指示，偶尔也不满意地望望那些分散他注意力的淹死的枪骑兵。

对他来说早已有一种信念：他发现他在世界所有地方，从非洲到莫斯科维亚草原，都同样会令人大大吃惊，使人们陷入忘我的疯狂状态。他招来自己的座骑，骑上马驰回自己的驻地去了。

虽然派去了救助的船，仍有约四十名枪骑兵淹死了。大多数人被河水冲回到原来的岸边。上校和几个人游过了河，艰难地爬上对岸。但他们刚一上岸，湿透的军服还滴着晶晶的水流，就高呼：“万岁！”神情激动地望着那个拿破仑站过而现在已经离开的地方，那时他们认为自己很幸福。

傍晚，拿破仑发布了两道命令：一是命令尽快把已准备好的伪造的俄罗斯纸币送来以便输入俄罗斯，一是命令枪毙一个撒克逊人，因为在截获的他的一封信里有关于向法国军队发布的命令的情报，而后又发布了第三道命令——把那个毫不必要游过河的波兰上校编入拿破仑自任团长的荣誉团（Légion　d’honne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