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部的小车，各单位的公车，一律征用。”朱代东说。
　　“事不宜时，就按代东同志的建议办，县委县政府除了留下值班人员外，其余人，全部去市里。”田宇豪说。
　　“田书记，还有个问题，我们的干部都着便装，到时与群众无法分别，我建议，所有人员除了要把身份证、工作证带在身上外，还得佩带明显的标志。”朱代东说。
　　“代东同志的考虑很周到啊。”田宇豪正要起身，听到朱代东的提议，又坐了下来。
　　要佩带明显的标识，一时之间也不能想到周到的办法，最后还是朱代东提出来，每人给块小红布，再发枚别针，把红布别在手臂上当标志。这个提议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
　　县农机厂的农用三轮车、四轮车库存备得很足，有六十多辆，全部被县里征用。而且农机厂还提供了三十多名司机，农机用的驾驶虽然不用太大的技术，但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开得动的。而其他的司机就从各个单位抽调，运输公司的车子虽然不多，但是司机却不少，一家就提供了二十来名，很快就解决了问题。
　　因为要在一个半小时之内赶到市政府，县里的主要领导，田宇豪、王力军、彭明、吴燕群、蔡君浩、赵金海已经跟着县公安局、消防队前往市里。而朱代东、曹长宽则在后面组织其他人，为了赶时间，就连分发红布和别针，也只能在路上进行。
　　农用车的速度跟小车是无法比的，何况还都是满载，这支浩浩荡荡、别开生面的车队，足足用了两个小时才到达市里。此时通往市政府的道路已经堵塞，所有人只能下车步行。幸好雨花县来的人都戴着明显的红布标识，一路上倒也没受什么阻碍。
　　到达市政府前时，已经是人山人海，但已经泾渭分明的成了两个集团，一个是市里的下岗工人，朱代东目测了一下，大约有五千人以上。这么多人的集会，肯定得有一个严密的组织，而且这些人显然不是来自一个工厂，人群里还举着“我们要生存”“我们要吃饭”之类的标语。
　　而另外一个集团当然就是政府方面的，市里的警力、军分区的部队恐怕都被调了过来，建国以来，沙常市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大规模的游行集会示威。市委、市政府恐怕也从来没有应付过如此大的场面，一时之间只想自保，准确强行驱散群众。可越是这样，工人们就更加激愤，已经不时有骚乱发生，如果情况不加以制止，恐怕马上就会演变成为一次大规模的动乱。
　　几年前发生的北京的那次动乱，此时还都印在人们的脑海里，朱代东当时还在学校，但也印象深刻。沙常市可千万不能发生这么大的动乱，朱代东知道，自己必须得做点什么。凭着自己的能力，他也能够做一些别人所不能做到的事。比如找到工人集会的组织者，找到他们的领头人。


第272章 改革需要有人牺牲！
　　朱代东要找出工人集会的组织者、领导者，但他这个念头刚刚升起，马上就熄灭。现在的情况，就像一堆在烈日下暴晒着的干柴，而且干柴之上还浇满了汽油，只要一点火星，马上就会燃起滔天大火。
　　哪怕只是随便抓一名工人，都会燃起火星，何况是抓他们的领头羊？那不异于拿着一把喷火枪，朝着这堆洒了汽油的干柴喷射一样。现在这里朱代东可不是老大，他最多算只小虾米。一切得依靠组织、相信组织、服从组织。
　　而组织在哪里？对现在的朱代东而言，组织就在离他几十米远的市政府大院里。朱代东跟曹长宽是在几名武警的护送下，才安然到达市府里。在市政府的会议室里，除了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外，各个县市的领导的都到齐。
　　朱代东到的时候，马上就有人给他送了一份相关材料给他，直到此时，朱代东才算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从九零开始，当时的市委市政府就宣布按照中央政策对沙常产业经济进行战略调整，盘活经济。而市政府也出台一系列措施大力扶持私有制经济，并给予沿海地区的外资进入沙常投资以优惠政策。从九零年开始沙常市内的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起来，市政府出面大力扶植民营企业家，鼓励放手大干。
　　这些政策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效益，但由于当时私企还是刚刚发展，在很多方面没有跟国企竞争的优势，国营企业没有感到任何的压力。相反刚刚兴起的私营工厂由于劳动市场上的自由工人数量过少，因为那时国营工人还是有“铁饭碗”的终身保障，私企主们一直抱怨企业不能扩大生产规模。为了提高效率，促进改革，沙常市政府宣布废除对工人子女的分配工作政策，实行企业与工人的双向选择，深化建设自由劳动力市场。
　　当时市政府经济政策主要是为将来进一步的国企改革铺路，而从去年开始，沙常市正式制定了改革方案，并且经由省政府批准。雨花县当时也开始对县属国有企业进行改制，朱代东就是在那个时候调来县里的。
　　国企改制正式在全市实施！
　　政府也大力宣传“下岗分流，自由经济”的好处。当时市里的电视报纸广播里，报道最多的都是对国有制经济弊端的批判，例如：“国有制经济没有竞争优势！”，“国营企业工人由于拥有长期合同，工作消极！”，“国营企业给国家拖后腿”，“国营企业效率极低长期严重负债”。
　　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以私有制取代公有制，这些都是必须要走的历程。而在这些过程中，作为这些国有企业的主人，原来的主人：工人阶级，感受到的痛苦最为明显。国有企业的这种转型期分娩的一时痛苦是难免的，这也是为新生命诞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而今年，改革的触角伸到了军工企业，而今天来的这些工人，主要来自这些军工企业的下岗工人。沙常市有好些大型军工企业，比如原来的三四六七九兵工厂，主要生产高射炮和舰船上的海炮，在80年代开始生产民品产品摩托车。但由于销售和某些质量问题，民用产品的摩托车销量并不大，几乎是从刚开始生产就亏损，一直到现在。
　　改制主要就是针对民品，宣布民品与军工脱离，民品破产，厂内民品车间的工人均被下岗。
　　还有一家军工企业是沙常机电厂，主要从事军事后勤设备生产！光是这两家军工企业，被买断工龄的工人就超过八千人，加上全市其他国企的下岗工人，沙常市的下岗工人已经超过十万。这还只是仅仅两年不到的时间，可以说市里拿出了极大的魄力，一下子将十万人推向市场，他们当然会感到阵痛。
　　改革本来就是要打破现有的框架，随著改革深入，大多数人必定会开始感觉痛苦，对改革产生怨恨。如果是少数人付出代价，大多数人受益，由于总量限制，阶级分化和私营经济仍然不可能孕育出来，社会分工仍然受到阻碍，经济增长仍然不可能获得必要动力，社会仍然只能在原有轨道上运行。这样的改革有何意义，这样的改革，怎么能改革中国的命运？
　　因此，经济转轨是今天中国不能不迈过去的一道坎。只有忍痛挨过去，才可能分娩出全社会的希望和未来。
　　虽然心时清楚，市里对国有企业的改制是势在必行，可是面对这些工人的怨恨，用强制的办法只会激化矛盾。这些工人会觉得他们被抛弃，会觉得他们享受了不公平的待遇，甚至还会置疑市里为何要把国有资产贱卖，因为那样，就是砸烂了他们的饭碗，让他们不再是单位上的人，不再是公家人。
　　他们一旦被推向社会，当然会手足无措，无奈之下，心中的怨恨会越来越深，当然会向政府发难，甚至走向极端！
　　改革会让人觉得痛苦，但痛苦只是暂时的，转轨完成后，社会关注的重点又会回到“公平”上来。在转轨过程中，一方面必须保证转型不被逆转；另一方面，必须考虑牺牲者的承受能力和感受，尽可能减轻阵痛强度，防止分化，走向极端。
　　朱代东理解工人们的感受，但他也知道，这是改革必然会造成的结果。有的时候，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以防矛盾激化，最好的办法是暂缓或暂停改革的步伐，甚至先退一步也未尝不可。
　　如果朱代东现在坐在主席台的最中央，他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解决这件事。但今天，负部责的是市委书记蔡文敏和市长黄子良。自己还只是一只小虾米，在市政府里面，还没有到被摆到台面上来的时候。
　　望着窗外外面的人山人海，听着他们的漫骂和指责，朱代东心想，中国的改革必将艰难而漫长。而这仅仅还只是经济改革，如果以后进行政治改革呢？现在进行根本不敢想像，在经济改革没有达到一定的成就，政治改革根本不可能提上日程。要不然的话，就连经济改革也必将失败！
　　如果此时启动政治改革，在民主的制度环境下，这种迈向私有制经济和阶级社会的转型是根本不可能进行下去的。人口如此之多！家底如此之薄！即使平均分配到个人，每个人又能得几何？中国的事，再大，平均到每个人头上，都成了小事。但如果每个人的小事，汇聚到一起，就会变成大事！
　　当民众明白自己将要到手的是什么时，难道他们还会投票赞成这种瓜分公有制的改革，何况还有俄罗斯的前车之鉴？除非采用欺骗和不负责任的承诺，否则，如果让民众自己选择，大多数人可能都宁愿回到没有贫富差别、没有竞争压力的大锅饭时代。谁还会管它大锅饭到底能吃多久！
　　对于市里的国有企业改制，朱代东是举双手赞成的，但对于这种改制的速度，他却有些不以为然。沙常有句老话，是快三分假。没有学会走，又如何能去跑？一下子在全市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有企业改制，一下子将十万下岗工人推向社会，一下子也会增加各种矛盾！比如今天的事，工人有错，但市政府也未必无过。
　　只可惜朱代东的这些想法也仅仅只能自己想想而已，不要说实施，能跟别人说说都不可能。朱代东倒是在雨花县慢慢的实践着自己的理论，县里现在只对几家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进行了改制。而对其他几家举步维艰、勉强支撑的国有企业并没有太大的改制。只是引进了沿海的一些先进管理经验，和竞争机制。
　　对国有企业改制，最大的问题就是工人的安置，在雨花县的私营企业和外资、合资企业没有蓬勃发展起来之前，对国有企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未必就是件好事。现在那些国有企业，就像一种社会福利机构，在代替政府安置着那些以后将要下岗的工人。
　　朱代东他是人，而不是神，他不可能让每一家企业一到自己手上，马上变成会下金蛋的母鸡。没有一定的条件，没有一定的优势，企业要实现扭亏增盈，不会那么简单。
　　朱代东装着在听蔡书记和黄市长的讲话，实际上早就神游天外，他在这里，只有听和想的权利，而没有说和做的资格。
　　市委决定，由市长黄子良出面，先接见工人代表，安抚群众，听取工人的意见。很快就有消息传来，工人代表们提出了要求：一、补偿没有到位的工龄买断钱；二、解决下岗工人的医疗保险问题；三、补偿不到位的失业救济金；四、要求和目前的没有下岗的职工享受同样的待遇；五、合理解决养老保险问题；六、追究三四六七九厂和沙常机电厂走到今天的原因，严肃惩处贪污腐败分子，给广大职工一个交代。
　　朱代东听到条件，心中笑了笑，提出这样条件下人，一定是个理想主义者。


第273章 谈判陷入僵局
　　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孕育出私有经济，化生出阶级。在转轨过程中，“公平”是暂时不能不被置于第二位的价值。要刺激起经济增长的效率，建构起经济发展的动力，对“公平”的关注，暂时就只能止于底线之上。
　　什么是底线，不造反、不做出打砸抢的事、不扰乱社会秩序、不违反法律，这就是底线！
　　这实际上又回到马克思以前的公平观！
　　传统观念认为，结果平均的“公平”，只是一种空想。现实可行的，是阶级社会中人人有机会改变命运的“机会平等”。
　　马克思蔑视这种公平，认为资本主义的“机会平等”中蕴藏著大量不平等的罪恶。老马是对的，真正的“公平”只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从来不曾有过。老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设想通过消灭“私有制”来消灭阶级，实现结果平均的理想。但一方面私有制的消灭抹杀了社会分工，使社会发展丧失了最强大的动力；另一方面，公有制国家的强势集团在私有财产之外据有了大量特权，制造了新的不平等。
　　事实上，只要资源稀缺性存在，实际占有上的不平等就不会消失。反复试错的结果是，人们不得不接受“机会平等”的有限公平，承认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合理性，容忍一定程度的不平均结果。中国正处在向私有制经济和阶级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其间的不平等，必然比已成型的阶级社会更甚。
　　也正是因为如此，朱代东很理解今年国务院主导的宏观调控中，不放弃低效的国有经济。中国的事情很复杂，不能完全按经济规律办。给陷入困境的大型国企输血，既是一种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的必要妥协，更是一种顾虑到大多数人即时利益的策略让步。
　　如果国家金融力量转而支持私有企业，那么本来就已经陷入困境的国企，在遽然断奶下，必然会訇然倒下。那不但在政治上不好交代，成千万上亿的失业工人更无法安置。正在扩张中的私企难道能容纳下这么多工人？
　　中国的失业问题，根子在人口过多，劳动力过剩，只有低效率的国企才能容纳这么多“多余”的人。这是一种变相的社会保障机制；这也是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完善以前，低效率的国企有必要尽力维持的理由。
　　转型期也是敏感期，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成燎原之势。国企倒闭，大量工人突然失业，而私营企业聚集和增殖的财富短期内又不可能转化为社会福利，怎么办？改革不能不瞻前顾后，匍伏而行。
　　如果让朱代东代替黄子良选择，他会接受一部分工人代表的意见，但对于其中的一些要求，却要坚决制止。比如“要求和目前的没有下岗的职工享受同样的待遇。”这不是开玩笑么？改革就是要打破大锅饭，你下岗了还要享受在职工人的同等待遇，那别人的积极性又怎么提得上来？真要是这样的话，那人人都喜欢下岗。
　　对于前面的三条要求，可以有选择性的接受一到二条，全部答应不可能。至于惩治腐败，可以忽略不提。朱代东人虽然在大会议室里，但对旁边不远小会议室中，黄子良跟工人代表的谈话，可是听得一清二楚。可他也仅仅只能听听而已，包括田宇豪在内，到了这里，都只有乖乖听指示的份，绝对不能胡乱发表意见。你知道你说的话是否正确？到时如果出了什么事，你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往小里说，会影响政治前途，往大里说，会有牢狱之灾。
　　朱代东看到时友军端坐在前面，只有两排座位的距离，本想过去跟他说说自己的意见，但还是坐在了座位上。当着县里这么多领导的面，自己去找时友军汇报，于情于理都不合适。何况，这样的事，就算找了时友军，也未必有得。得想点别的办法才行，跟政府作对，谁会有好下场？最终吃亏的还是外面那些工人兄弟。
　　沙常市下辖三县两市，每个县市在会议室里占据着一块区域，雨花县来的最早，就占了位置最好的一块地方，靠近窗户，同时跟市领导也最接近。
　　“田书记，王县长，我有个不成熟的建议，不知道是否可行？”雨花县的常委，倾巢而出，全部到齐。朱代东的发言，可以说跟在常委会上一样，但是因为位置关系，他们的说话声音不能太大。
　　“代东，有建议就提嘛，如果可行，马上向县里汇报。”王力军笑着说。
　　田宇豪的嘴角抽搐了一下，下意识的要去抓身为的水杯，可拿到手的却是一瓶矿泉水，这里可不是县委的办公室。
　　朱代东好像没有发现田宇豪的异常一样，缓缓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