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延安，蔡元培和瞿秋白都是保护她北上的关键人物。后来在剿匪时期，瞿秋白因為领导无力在福建被抓，关在长汀监狱，这时候他写了一本很重要的作品，后来在八○年代由香港明报登出，叫做《多餘的话》，这是他临终前的作品。
现在谈瞿秋白很少人知道，在台湾他是一个共產党，在大陆他则被当作共產党的叛徒，就是因為他写了《多餘的话》。在《多餘的话》裡，他谈到自己根本不适合作為共產党，更不适合当一名领袖，他无法拋弃内心对唯美的追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阅读《饿乡纪程》和《多餘的话》这两本书，就能看到瞿秋白从坚定的信仰到信仰的幻灭，竟有这麼大的落差。我想，如瞿秋白一样的人，将来都会是新《史记》裡的重要角色，他们都是矛盾人性的组合，在整个时代的变迁中，其丰富的性格是最值得书写的。
瞿秋白最后要槍决时，行刑者要求他转身，他说：「不必。」就面对着槍口，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结束生命。他留下一首诗：「夕陽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同。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一个共產党领袖最后写出来的绝命诗，根本就是一个高僧的句子。
从谭嗣同到瞿秋白，他们都是失败的革命者，后面继承的人或许成功了，但就像《史记》裡的刘邦，成功的人不会可爱，可爱的一定是这些失败的孤独的人。
文学有时候会看到一些边缘的东西，不一定是在当代论断。包皮括
我自己在写〈安那其的头发〉这篇小说时，我一直在想着从清末民初到现代学运革命者之间纠缠与复杂的关系。
如果还有文学‥‥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美丽岛事件？我当时从垦丁到高雄，正好遇到这个事件，捲入事件的人有很多是认识的朋友，包皮括小说家王拓。王拓的父亲和哥哥都是渔民，相继丧生海上，他在小说裡写八斗子家族的故事，却在那个年代被套上「鼓吹阶级革命」的罪名受到挞伐。我刚从法国回来，天真烂漫，就写了一篇序支持他，因此被大学解聘。这事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很过癮－－我為自己相信的东西，做了一个无怨无悔的选择。
王拓是当时的受压迫者、失败者，原本怀抱一个苦闷的梦想，為渔民的悲苦发声，使人相信文学应该要涉足生命的领域，但是今日的文学，如果还有文学，它的触手应该伸向何方？
前阵子，我打开电视看到两个人，一个是王拓，一个是诗人詹澈。詹澈在台东农会，是二○○二年农渔民大游行的总干事，我在编《雄狮美术》「乡土文学」时认识他，向他邀稿，当时在服兵役的他每次放假就会穿个军装跑到雄狮的办公室来找我，我们会一起谈他写的诗。后来他娶了女工叶香，回到台东从事基层的农工运动。在电视新闻裡，我看到王拓和詹澈同时出现，前者代表执政党，后者是民间的声音。看到这个画面，我有一种好深好深的感触，他们都是我非常好
的朋友，可是目前他们代表的其实是两种对立的角色。
这个社会当然需要不同的角色，也必须要有「务实」的人，可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两个人的对比立刻反映了角色的荒谬性。
二○○二年的选举，我看到选前宣布退选的施明德，想到在美丽岛事件发生时，我天天急着看报就想知道他有没有被抓到？他一直在逃，就像一个小孩子与一个巨大机器的对抗，他的逃亡变成我的一种期待，我好希望他不要被抓。我想如果我要写新《史记》，我该如何定位这一号人物？他究竟是一个荒谬的过气人物，沾带着一个被人嘲笑的梦想，还是代表一个巨大梦想破灭后孤独的失败者？
我不在意政党政治，就我所相信的安那其信仰而言，安那其永远不会存在於权力之中，永远是在一个边缘、弱势的对抗角色。就像施明德，在那个年代曾经一度被喻為「廖添丁」一样的人物。廖添丁也没有做过什麼事，不过是劫富济贫，可是民间会觉得这个人真的可爱，因為他用了一种顽皮的方法去对抗统治者这座巨大的机器。
巨大政治机器的角色在任何时代都不会改变，可是谁会是下一个廖添丁？或者，大家以為像廖添丁的角色是可以不存在了吗？
我不在意政党政治，我在意的是在家庭、在学校、在社会、在政治中，那个克鲁泡特金自称的「反叛者」角色，还在不在？
反叛者不会是政党裡、家庭裡、学校裡、社会裡那个「听话的人」，而是一个让你恨得牙痒痒的人，他扮演的是平衡的角色和力量。有的
社会认為反叛者是急欲除之而后快；有的社会则是把反叛者视為「你」和「我」互动所形成的推力，我想，后者是比前者可爱多了。
同时，反叛者也不应该是被当政者所讚扬，或者说「收买」、「收编」的。《水滸传》裡一百零八条好汉都是因為各种遭遇而了解到自己与政权之间绝对对立的关系最后被逼上梁山。可是，在小说最后作者留下一个很有趣的谜：到底宋江有没有接受招安？
有人认為宋江接受招安，成為政府的正规军，也有人认為他继续在梁山上替天行道；这两种结局使得一百零八条好汉的角色定位有了分际。
安那其主义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梁山泊，你自己知道内心裡那个反叛者的角色，永远不被收买，永远不被收编。
难道学运到此為止？
学运曇花一现，但是社会裡性别的问题、阶级的问题以及其他社会问题，都还需要有更多反叛者促使其觉醒，為什麼不再有学运了？难道学运到此為止？下一个觉悟的学生会是谁？
如果我要动笔写一本现代《史记》，我将要记录谁？是荆軻，荆軻在哪裡？是项羽，项羽在哪裡？是卓文君，卓文君在哪裡？我该如何书写这些决绝者在革命时刻的孤独感？
「革命」这个字义长期以来与「政治」划上等号，但我相信它应该有一个更大的意义，就是如克鲁泡特金所说的「反叛者」，是对自我生活保持一种不满足的状态进而背叛，并维持背叛於一个绝对的高度。
所有的政权，不论是如何起家，最终都会害怕革命。可是厉害的政权甚至连革命都可以「玩」，全世界大概没有人玩革命比得上毛泽东，他可以把革命变成一部戏：戴上红臂章（不要小看这个象徵性的动作，代表了毛泽东也是红卫兵的一员）支持坐在天安门前的学生，并且说了一句全世界执政者都不敢说的话：「造反有理」，因為他这麼一讲，没有人想到他就是要被造反的对象，所以全部的人都被反了，除了他。这是极高明的招数，只能等歷史去算这一笔帐。
革命会被篡夺，革命会被偽装，革命会被玩弄於股掌之中，所以对真正的革命者是更大的考验：要在什麼样的环境裡去保有革命的薪火相传，才能把孤独心念传递？
我真的觉得革命并不理性，是一种激情。而古今中外的革命者，都是诗人，他们用血泪写诗，他们用生命写诗，他们所留下的不只是文字语言的美好，更多是生命华贵的形式。
而对台湾的学运，我总有一种矛盾的情绪，既高兴它很快的成功了，又难过学运成功得太快，人性裡最高贵的情操不足歷练，人性的丰富性也来不及被提高，是一种悵然若失的感觉吧！
每每在电视上看到那些熟悉的面孔，在国会议堂中发言，我就会
想起他们曾经拥有过的光釆，想起他们谈起理想时热泪盈眶的表情‥‥我只能说，是不是有一个生命在他们心裡消失了？在短短几年之中，他们忘了自己曾经相信过的那个巨大的梦。
我相信，现实的政治其实是梦想的终结者，如果现实的政治能保有一点点梦想，将是非常非常可贵。
至於书写者？
当司马迁在汉武帝年代写楚汉相争时，已是在事件发生七十年之后，这本禁书在知识分子间流传，让知识分子们有所警惕，知道自己的操守是会如此被记录的，我相信，这便是文学书写者所扮演的角色。

卷四 暴力孤独(1)
在世俗的角度裡，尤其是汉文化中，「暴力」两字一向不是好的字眼，如果你有注意到近代或现代的西洋美学，会发现有一个不陌生的名词，就是「暴力美学」。暴力美学用在绘画上、在电影上及戏剧上，指的是什麼？我想以此作為暴力孤独的切入点。
二次世界大战后，五、六○年代之间，英国画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在作品中画上一些不是很清楚，但感觉得出来的人体，彼此挤压着，好像是想征服对方、压迫对方，或者虐待对方。那种人体和人体的关系，那种紧张的拉扯，培根不完全用具象事物表达。观看弗朗西斯．培根的画，画面上有一种侵略性的，或者是残酷性的力量，这个力量很大，观赏者并不清楚裡面所要传达的真正意涵，却可以从画面中得到一种紓解、释放，感觉到快乐，这就是「暴力」和「美学」的结合。
暴力美学使得Aesthetics（美学）这个字，不只表达表象的美，还包皮含着人性不同向度的试验。如果暴力是人性的一部分，那麼在美学裡，如何被传递？如何被思考？如何被观察？如何被表现？这些都变成重要的议题。
在培根之前，大约一九二○年代左右，有很多德国表现主义的画家，就已经有暴力美学的倾向，画面上常常有很多爆炸性的笔触，有非常强烈的，使视觉感到不安的焦虑性色彩，这些都归纳在暴力美学的范畴裡。
潜藏的暴力本性
我们一向认為艺术是怡情养性，记得我小时候参加绘画比赛得奖，颁奖人对我说：「你真好，画画第一名，将来怡情养性。」听完，我的心情是矛盾的，我发现我在画画时，并不完全是怡情养性，我像是在寻找自己，揭发自己内在的衝突，所谓怡情养性，似乎是传统对於美学概念化的看法。
现代美学的意义和范畴愈来愈扩大，不只是一个梦幻的、轻柔的、唯美的表现，反而是人性最大撞击力的呈现。和德国表现主义同一时间出现的是法国的野兽派，曾经在台湾展览的马諦斯就是这一派的画家，他的画作用了许多衝击性的色彩，巨大的笔触好像是要吶喊出一个最底层的、快乐的嚮往，这些都跟我们要谈的暴力美学有关。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暴力美学在西方美学领域，开始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六○年代法国的「残酷剧场」（TheatredelaCruaute）创办人阿鐸（AntoninArtaud），在小剧场的舞台上，用很多碰撞人性的元素，在剧场中造成惊悚和震撼的力量，和传统戏剧所表达的概念非常不一样。一直到现在，残酷剧场的表现形式在西方剧场中，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例如之前来过台湾的德国现代舞大师碧娜．鲍许（PinaBausch）。
碧娜．鲍许的作品部分延续了七○年代残酷剧场的东西，例如舞者从很高的地方往下跳，下一次的表演再从更高的地方往下跳，她一直在挑战观眾对舞者在舞台上肢体难度的惊悚度。
小时候我很爱看马戏团，记得民国四十年左右，有一个沈常福马戏团，驯兽师為了让观眾知道，这隻狮子已经完全被驯服，就将自己的头放在狮子的嘴巴裡，在那一剎那，我竟然出现一个很恐怖的想法，希望狮子一口咬下去！当时我的年纪还很小，当天晚上做的梦，就是那隻狮子真的咬下去了。这个不敢说出来的、属於潜意识裡的恐佈性和暴力性的念头，会让人处於一种亢奋的状态。我想，应该有一种奇怪的暴力美学潜藏在我们身体裡面，只是大家不敢去揭发，并且让它随着成长慢慢视之不见了。
喜欢看马戏团表演的人就会知道，空中飞人若是不张网演出，那是最高难度的表演，往往会让当天的表演票卖得特别好。那些人意图去看什麼？就是去看自己在安全的状态中，让他人代表着你，置身於生命最巨大的危险中。我们看高空弹跳、赛车、极限表演，都是藉助观赏他者的冒险，发洩自己生命潜意识裡的暴力倾向。
暴力美学可以探讨的议题，绝对不简单。一九○○年，佛洛伊德发表《梦的解析》，他认為性是人最大的压抑，所以潜意识当中很多情慾的活动，会变成创作的主题跟梦的主题，可是他忘了一件事，暴力也是人的压抑。如果从人类的进化来看，人在大旷野中过着和动物一样的生活时，最暴力的人就会成為领袖，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原始民族，身上会戴着凶猛动物的獠牙，表示他征服了这隻动物，他是部族的英雄，这些獠牙饰品就是在展现他的暴力性。
我到阿里山的邹族看丰年祭，仪式进行中，他们会抬出一隻綑绑的猪，让每个勇士上前刺一刀，让血喷出来，表示仪式的完成。一旁的人看了觉得难过，因為那隻猪毫无反抗能力。但是这个仪式在最早
的时候，不是用一隻驯养的猪，而是一隻衝撞的野猪，如西班牙的斗牛，人与动物要进行博斗，这不就是暴力？
我们现在称為「暴力」，但在部落时代却隐含人类生存最早的价值，和高贵的情操，部落的领袖都是因為暴力而成為领袖，他可以双手撕裂一隻山猪的四肢，可以徒手打败一隻狮子或老虎，过程绝对都是血淋淋的，在血淋淋的画面中，还有部族对成功者和领袖的崇拜与欢呼。
那麼当领袖进入文质彬彬、有教养的时代，这个潜藏的暴力本性到哪裡去了？
人类内在的黑暗
暴力美学其实隐藏了一个有趣的角色转换的问题。几年前，美国华盛顿发生恐怖事件，有人持槍在街上扫射，使大家都不敢出门，这是一个暴力事件，所有的媒体都谴责这项暴力。可是当我们注意到行兇者的背景，其实是波斯湾战争的英雄，也就是说，这个人有两个角色，当他在伊拉克杀人的时候，他是被鼓励的，他是合法的杀人，他杀得愈残忍，获得的勛章愈多，当他回到自己国家时，他变成不合法的杀人犯，那麼暴力到底是该鼓励还是恐惧？
我想，我们可以把暴力分成两种：一种是合法暴力，一种是非法暴力；我们都在鼓励合法暴力，但是在战场上，鼓励士兵杀敌，一旦
战争过去了，他回到了一般人的生活，该如何延续他的生命？在越战的时候，就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七○年代的电影导演弗朗西斯．福特．柯波拉（FrancisFordCoppola），其作品《现代啟示录》（ApocalypseNow）也在探讨暴力美学的角色转换，影片依据康拉德（JosephConrad）的原着小说《黑暗之心》（HeartofDarkness）所改编，小说其实是虚拟了一个战场，探讨人类内在黑暗暴力的部分，柯波拉改以越战為背景，成就近代一部了不起的史诗性电影。
其中，有一幕惊人的画面，以华格纳歌剧交响乐搭配整队直升机进行大屠杀，堪称经典，让人印象深刻，那是非常惊人的暴力美学，你会在一剎那之间，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不是暴力？那个投弹的美国人在那一刻简直成為上帝，你这个时候跟他讲暴力吗？他不会觉得那是暴力，那是伟大的戏剧。
暴力和美学的纠结，在人类歷史起源甚早，我们听过暴君尼禄．克劳狄乌斯．凯撒（NeroClaudiusCeasar）的故事，他是罗马最后一个皇帝，我觉得他是一个艺术家个性的帝王，热中於娱乐、演戏，他以「伟大的艺人」自居。他最后一件作品是放火烧罗马城，在歷史上他被当成一个暴君，一个疯狂的皇帝，但是他在暴力和美学之间，投下了一个非常曖昧的点；如果你有权力，你会不会焚烧一座城市？这个问题是一个人性的挑战。我相信在我们的文化中，尤其是知识分子，始终不敢赤裸裸地去谈暴力的本质，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这个部分变成最大的禁忌，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对暴力美学不曾有过嚮往。
暴力转化成美学
不知道你有没有接触过黑道的世界、帮派的世界？
我从来没有混过帮派，可是从小学开始，身边一直有这样的朋友，一些大哥级的人物都会问我：「有没有人欺负你呀？」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遇到满身刺青的人，就会觉得他们很棒、很讲义气，会一直保护我的感觉。上初中时，他们有好些是在市场上卖菜卖肉，相遇时就会给我一大块肉，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