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好像都是因為他们使用同一种语言，如果他们说着互相听不懂的话，也许会好一点。
很有趣的是，使用同一种语言為什麼还会因為「听不懂」而產生误会？很多时候是因為「不想听」。当你预设立场对方一定会这麼说的时候，你可能一开始就决定不听了，对方说再多，都无法进入你的耳裡。现在很多callin节目就是如此，每个人都在说，却没有人在听，儘管他们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
这是一种语言的无奈吧！好像自己变成在荒野上一个喃喃自语的怪物。

卷二 语言孤独(2)
谨言慎行的民族
从动物的舌头，到青铜器上的吐舌图象，再到听不懂的语言，酝酿出了这篇奇怪的小说〈舌头考〉。
这篇作品也牵涉到苏联解体和现代中国处境等政治问题，同时我塑造了一个人物叫作吕湘，一个湖南的人类学者，藉他来阐述从楚墓裡挖出来的吐舌怪物，以及我对语言的兴趣。
我在小说中杜撰了一个考古的发现：联合国文教组织裡的一个考古小组在南美高地发现一具距今一千七百万年前的雌性生物遗骸。这具骸骨出土后，人类学家要断定它是动物、猿人或者人类；最大的区别就是人类的脊椎直立，偏偏这具遗骸的脊椎直立，又有一点点尾椎，有点像袋鼠后腿站立、用尾巴支撑身体的姿态。
这项发现在世界各地引起热烈的研究，包皮括一位来自波罗的海爱沙尼亚的人种学教授乌里兹别克，当他在芝加哥的学术讨论会上，以他左派的唯物史观认定这是一具人类最早的母性遗骸时，全场譁然。这个情况有点像《小王子》裡，土耳其的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行星，但因為他在发表时穿着土耳其的传统服饰，太不符合学术界的规矩，所以没有人相信他。
我们会发现学术界裡有一些外在的规矩，如同语言一般，流於一种形式，它不是检定你的创意性、论证的正确性，而是一些外在架构。有参加过论文口试的人就会知道，口试委员所关心的往往是论文的索引、参考资料，而不是论文中你最引以為豪的创意。这又是一种荒谬，一切都是很外在的，包皮括语言，变成一种外在的模式符号，其内在的本质完全被遗忘。
在〈情慾孤独〉裡，我提到了儒家文化不鼓励孤独，而这个巨大的道统其实也不鼓励人们在语言上做精细修辞。孔子说过：「巧言令色，鲜矣仁。」他认為「仁」是生命裡最善良、最崇高的道德，而一个语言太好、表情太丰富的人，通常是不仁的。孔子的这句话影响了整个民族，变成说话时少有表情、语言也比较木訥。
这不就是我们小时候常常受到的训诫：不能随便讲话。客人来时讲太多话，父母会认為有失身分，等客人走就要受处罚。但小孩子哪裡知道什麼是有身分的话，什麼是没有身分的话？最后就变成了不讲话。
语言和文化习惯有很大的关联，在希腊文化中有修辞学、逻辑学（logos），后者更是希腊哲学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所以，你可以看到柏拉图的哲学就是《对话录》，即是语言的辩证。在西方，语言训练从小开始，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国会议员说话时，常常会让人觉得嘆為观止，然后纳闷：「怎麼搞的？我们的立法委员不会有这样的表现？」
相对地，孔子要求人的内在多於外在，如果有人讲话讲得很好听，就要进一步「观其行」，行為若不相符，他是无法接受的。
东西方对於语言的训练，没有绝对的好或不好，这是一个人如何去处理自己语言的问题。
忽视语言的儒家
春秋战国的九流十家并不是都否定语言的重要性。公孙龙、惠施的「名家」学派，说的就是希腊人的逻辑学（逻辑学其实可以翻译為「名家之学」，但我们现在用的是音译）。名家有所谓「白马非马」的逻辑辩证，可是如果现在有个人指着一匹白色的马告诉你：「这不是马」，你会觉得很不耐烦，但这就是语言学。从语言逻辑来看，白马和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你会觉得不耐烦，那麼你就是很儒家。
「白马非马」探讨的是辞类的问题，在希腊文化裡有严格的分别，然而在中国就变成了「巧言令色」。所以儒、道、墨、法等各家都有着述传世，名学却很难找到其经典，只有一些零散的篇章，如「白马非马」、「卵有毛」之类的寓言，都是名学学派发展出来对语言结构的讨论。
西方符号学也是讨论语言的结构，主张在检验思想内容前，要先检验语言的合理性，如果语言是不合理的，那麼说出来的也一定是错误的，必须先将错误处标示出来，然后去找到符号学的定论。我们的文化在这方面的检验很弱，所以你可以看到政治人物的语言都非常混乱，西方的政治人物使用语言很讲究，因為随时可能会被攻击，可是我们对语言并没有这麼严格的要求，使语言的含义经常是曖昧不明
的。
庄子的哲学裡也有关於语言的讨论。庄子和好朋友惠施有一段广為人知的对话，他们在河边看鱼，庄子说：「你看，鱼在水裡游，多麼快乐。」这句话很多人都会讲，如果今天站在庄子旁边的是孔子，一定不会如惠子一般回答：「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这句问话就涉入语言的修辞学、符号学，惠子的用意是要让庄子的问话接受逻辑验证。
如果你身旁有个如惠子一样的朋友，恐怕都不太敢讲话了。可是庄子回答：「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他依照惠子的逻辑推翻惠子的推论。接下来的对话都是逻辑辩证，在儒家道统眼裡是完全排斥、毫无意义的对话。我们可以推测，如果名家能够壮大的话，或能弥补儒家文化对语言的忽视。
儒家文化不讲究语言的精準性，基本上儒家的语言是接近诗的语言，是一种心灵上的感悟，把语言简化到一个非常单纯的状态。

卷二 语言孤独(3)
语言的局限性
人类的语言文字可以有两种极端的发展，一端是发展成為「诗」，另一端就是发展為法律条文。法律条文务求精密準确，以分明的条目来阻绝任何曖昧性。所以现在国际法、公约等通用的语文是法文，因為法文在辞类的界定上是全世界最严格的语言。而中国语文则是最不
精确的、最模糊的，但它非常美，美常常是不準确，準确往往不美，所以不会有人说《六法全书》很美，却很多人认同《诗经》很美。
孔子本来就不喜欢法律，还记得《论语》裡有一篇提到一个孩子的爸爸偷了羊，这个孩子理直气壮地去告了爸爸，孔子相当不以為然，他认為连儿子都会告爸爸的社会，已经不是他所嚮往的。他重视的是什麼？还是伦理和道德。可是儿子告爸爸是法律，而法律一直在做的就是语言文字的防范，防范到最后就没有多餘的可能性，可以容纳人性裡最迷人的东西以及孔子主张的仁义道德。
当我们以儒家為正统的文化主流时，语言必然会走向诗，而不是走向法律条文。因此，嵇康四十岁被拖上刑场，理由是「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无益於今，有败於俗。」其罪状读起来就像一首诗，像这样的罪状在中国歷史上屡见不鲜，甚至可能只有叁个字：「莫须有」，这都是受传统中国法律不彰及语言不讲究的牵连。
一直以来，我觉得很矛盾，到底语言应该是像希腊语、像法语一样的精準，或者在潜意识裡我其实是得到一种颠覆準确语言的快乐，因為我感觉到準确的语言本身是一种弔诡，我们用各种方法使语言愈来愈準确，当语言愈来愈準确，几乎是没有第二种模稜两可的含义时，语言就丧失了应有的弹性，语言作為一个传达意思、心事的工具，就会受到很大的局限。再者，写小说、文学作品，本来就在颠覆语言的各种可能性，你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就偏不是「那个样子」。
问渠哪得清如许，為有源头活水来
有人会问，语言不是因為思想而生的吗？我们应该颠覆的是语言还是思想？语言一开始的确為了表达思想，你看小孩子牙牙学语时，他要表达自己的意思是那麼的困难，这是先有内容才有语言的形式。可是我们不要忘了，今天我们的语言已经流利到忘了背后有思想。我在公共场合看到有人嘰哩呱啦地说话，嘴巴一直动，我相信他的语言背后可以没有思想。
有时候我很害怕自己会变成那样，沦為一种语言的惯性，尤其是站在讲台上教书时，特别恐惧语言的模式化。就像参加丧礼的时候，司仪朗诵奠文，我永远只听得懂前面民国几年几月几日及最后的呜呼哀哉，中间完全听不懂，可是那音调多麼跌宕起伏、鏗鏘有力呀！这就是语言模式化的结果，他不在乎人们是否能听懂，只是要把它唸完。
我们都应该让自己有机会从概念的语言逃开，检查自己的语言，「问渠哪得清如许，為有源头活水来」，使语言保持在「活水」的状态，语言便不会僵死。
前几天，我和几个朋友聚在一起，有人问我：「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开过会时要呼的口号：十二青年守则？」我记得第一条是忠勇為爱国之本，最后一条是有恆為成功之本，中间呢？
几个人东一句西一句还是凑不齐十二条守则，这原本是我们每天要唸的东西，因為模式化之后，语言和思想分离了，只剩下声音，而
这些声音无法在生命中產生意义。
六祖惠能颠覆语言
所以我们需要颠覆，使语言不值化、不死亡。任何语言都必须被颠覆，不只是儒家群体文化的语言，即使是名学或希腊的逻辑学亦同，符号学就是在颠覆逻辑，如果名学成為中国的道统，也需要被颠覆。新一代的文学颠覆旧一代文学，使它「破」，然后才能重新整理，產生新的意义。
宋代文学开始出现另一支系统，即所谓的「公案文学」，何尝不是一种颠覆？
公案文学可说是中国白话文学的发軔。佛法发展至中国唐朝已逐渐模式化，包皮括佛经的翻译、佛说法的内容，皆不復见悲悯与人性的关怀，读佛经的人可以「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一直唸下去没有阻碍，声音中没有感情，没有让人心动的东西，就是读一部佛经。
於是有了禪宗，一个不相信语言的教派，他认為所有的语言都是误会，所有的语言都会使修行者走向一个更荒谬、背叛修行的道路，所以最后不用语言也不用文字，把佛法大义变成一则一则的公案，以简单、易懂的白话弘扬佛法。
禪宗可以溯源自释迦牟尼佛拈花微笑的故事。当释迦牟尼佛拿起一朵花给大弟子迦叶，不讲一句话，把这朵花传下去，迦叶笑了，心心相印，完全不需要语言。达摩初祖是禪宗的第一代，他从印度到中国来，在少林寺苦修面壁九年，不用语言文字传道，而是以行為。
苦修面壁的沉默，就是一个人的孤独语言，他在寻求什麼？只有自己知道。当你静下来，处於孤独的状态，内心的语言就会浮现，你不是在跟别人沟通，而是与自己沟通时，语言会呈现另一种状态。所以不管禪宗或西方教派，都有闭关的仪式（天主教叫闭静、静修），参加的人通常在第一天会很难过，有人形容是快疯掉了，可是达摩就是透过这个方式，让语言从一种向外的行為变成一种向内的行為，而将佛法传递给二祖、叁祖、四祖、五祖，直到六祖惠能。
五祖弘忍传六祖惠能的故事是对语言最精釆的颠覆。禪宗到了五祖弘忍时已经变成大教派，眾多弟子想要承其衣钵，争夺法嗣的继承权，所以五祖弘忍在找接班人时很苦恼。这一段故事记录在《六祖坛经》中，读起来像武侠小说，看眾僧争夺六祖地位，如同武侠小说裡争夺武林盟主，我想五祖在寻找的过程中，也会有一种孤独感，因為他找不到一个能超脱语言文字真正悟道的人。
在眾多接班人选中，神秀呼声最高，他写了一首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弟子们争相背诵，五祖听了不表示意见，继续让大家去猜。这首偈传开了，传到厨房一个叫惠能的伙头师父耳中，这个每天劈柴煮饭，不识字的文盲和尚，没有机会听到佛经，也没有机会接触上层阶级的文化，却马上回答：「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修行者若怕脏，
修行的意义何在？
五祖听到惠能的偈，依旧不动声色，口头上说了一句：「胡说！」然后在惠能头上敲了叁下，背着手就走了。故事发展到这边就变成神话了，惠能因為被敲了叁记竟懂了五祖的意思，夜半叁更跑去敲他后门。要注意的是，这裡唯一的语言就是「胡说」，其他都是行為动作。
惠能夜半叁更去敲五祖弘忍的门，五祖叫他坐下来，唸《金刚经》给他听，因為传法最重要的就是《金刚经》，唸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没有留念、没有执着才能生出慈悲心）时，惠能这个大胆的伙头和尚就跟弘忍说：「师父，我懂了，你不用讲了。」五祖真的不讲了，立刻将袈裟和钵拿给他，要他立刻逃走，以免被人追杀，五祖告诉他，必要时连衣钵都可以不要，「带法南传，遇梅则止」，后来惠能就在广东黄梅传教，成為新一派的禪宗－－南宗。
南宗系统是由一个不识字的人发展出来的，无异是对唐朝正统文化的嘲笑，这麼多人在架构一个语言、文字的体系，结果被一个劈柴师父所颠覆，并因為颠覆开创新的格局。

卷二 语言孤独(4)
何谓语言孤独？
语言孤独系產生於一个没有丝毫颠覆可能性的正统文化下，而这个正统文化必然僵死，包皮括所有的学院、道统、政党都是如此，一个有入有出的文化结构，才能让语言有思辨的能力，惠能就是对语言文
字產生了思辨性，使他对於语言、对於佛法的存在，保持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始能回到自身去思考佛法是什麼？语言是什麼？
惠能在逃亡的过程中，连五祖传承给他的衣钵都弄丢了，后来躲在猎户之中，猎户吃肉，他就吃肉边菜，打破了佛教茹素的清规，但「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惠能自知心中有法，外在的形式都不重要了。
后来六祖惠能的金身供奉在韶关南华寺，我到寺裡参观时，看到许多人一入寺便行五体投地跪拜大礼，我想，惠能应该不想要这些吧！
在禪宗公案中，有许多易懂非懂的对话。例如一个小徒弟可怜兮兮地跟着师父旁边问：「师父，什麼是佛法？」老师父老是卖关子，不肯对小徒弟说。最后师父问他：「吃饭了没有？」
「吃饭了。」
「那就去洗碗。」
这就是公案了。你去翻一下《指月录》，裡面都是这样的例子。说的就是如何让语言回到生活、回到更朴实的白话。我们到日本禪宗的寺院会看到「喫茶去」叁个字，这也是白话。常常你问什麼是佛法大义，他就说：「喫茶去」，表面上说的与问的无关，实际上他给了一个颠覆性的答案。
如果没有禪宗的颠覆，佛法到了唐朝已经变成固化的知识体系，接下去就会变成一种假象。西方的宗教也同样经过颠覆，基督教在文艺復与时期最重要的颠覆是圣方济（SanFrancesco），就是用当时义大利的土语写了一些歌谣，让大家去唱，把难懂的拉丁文《圣经》变成几首歌，颠覆了整个基督教系统。
这些都和语言的颠覆有关，可是语言的颠覆并不是那麼容易拿捏，就像年轻人在电脑网路上所使用的火星语言文字，有些人感嘆这代表了国文程度退步了，有时候我会想，禪宗的公案在唐宋时代，应该也是被当成国文程度退步的象徵吧！因為他用的都是很粗俗的民间白话，并不是典雅的文字，直到唐朝玄奘大师翻译佛经都是用典雅的文字，但禪宗公案一出来，就是质朴得不得了的白话，从《指月录》和《景德传灯录》可见一斑。
藉着语言打破孤独感
於是我们可以重新思考，语言究竟要达到什麼样的精準度，才能够真正传达我们的思想、情感？我们与亲近的人，如夫妻之间，所使用的又是什麼样的语言？
关於夫妻之间的语言，《水滸传》裡的「乌龙院」有很生动的描绘。人称「及时雨」的宋江看到路边一个老婆子牵着女儿要卖身葬父，立刻伸出援手，但他不愿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