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的感觉，他们和我很陌生，但是他们的母语竟是我的母语。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语，那是不容易理解的，它以另一种记忆模式存在基因和身体裡面，会变成很奇怪的东西。因為母语对个人的意义难以形容，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就不尊重别人的母语。
我最近在读夏曼．蓝波安的书，他来自一个只剩下两千多人的兰屿达悟族，如此努力地想要找回他的母语，可是这个语言从日据时代就已经消失了，当他的族人会说闽南话、普通话，就是不会讲达悟语，母语带给他的哀伤，对他生存所產生的意义会是什麼？我反覆地读他这本得奖的小说《海浪的记忆》，写他父亲八十几岁蹲在兰屿的海边，他说：「父亲是很低的夕陽了。」
他用汉字写，可是我们知道，汉语不会用「很低的夕陽」，而会用衰老、将死、迟暮。夏曼．蓝波安没有用这些字辞，而是坚持达悟语的特殊语言模式。
沟通的开端
我们可以用类似西方符号学的方法，把语言重新界定為「既精确又误导的工具」，语言本来就是两面的刀，存在一种弔诡，一方面在传达，一方面在造成传达的障碍。所以最好的文学就是在语言的精準度裡製造语言的曖昧。
这种曖昧就像你在心情茫然时到庙裡抽了一支籤，你很希望这支籤会告诉你应不应该继续交往、或要不要投资，可是籤文绝不会告诉你应该、不应该，会或不会，而是给你一个模稜两可的答案。
我有一个学生做金属工艺，好不容易存了点钱想开店，又怕血本无归，就到庙裡求了一支籤，籤上写着：「董永卖身葬父」，他想：「完了，卖身葬父是很惨的状况。」他跑来告诉我这件事，我觉得很有趣，因為董永没有钱埋葬父亲，就插了一个草标跪在街上要卖身，后来感动天上的七仙女下凡来帮他，之后他荣华富贵，过着像神仙一样的生活。那麼这支籤究竟是好或不好？
语言的曖昧性就在於此，它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既精确又误导。
再谈回到〈舌头考〉，和〈热死鸚鵡〉一样都是没有结局的小说。
回到中国以后，吕湘一面进行他有关舌头与中国母系社会关联的论文，一面常常跑到街上，继续深一步了解一根舌头所可能在人的身上发生的复杂作用。
他有点惊讶於街上行人左眼下那一带两公分宽的肌肉的急速扩大。在短短几星期中已有着坟起而且变成酱红色的趋向，甚至到了肉眼也不难察觉的地步。
吕湘有点不安。他想起平反时那个语调温和的称讚他的干事。他又无端想起在芝加哥的讨论会上自己的没有离席是否落了什麼把柄。他变得有点神经质，走在东安大街上，一个人笑吟吟过来问路，吕湘像见了鬼一样「哇」地一声跳着跑开了。
他在北京社科院敷衍了事地做了一点言不及义的报告，并没有透露丝毫他从马里兹别克教授那裡得来的啟发以及他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
他匆匆回到了湖南，失魂落魄，一个人站在街角看着行人。
吕湘怪异的行為自然引起人们的议论，呼应了上一篇所提及的，群体文化无法容忍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因為他们猜他得了不治的爱滋病。
乡里中无事的女人们便开始传说吕湘因為长期单身，又上了趟美国，在旅馆半推半就玩了一个妓女，染患了不治的爱滋病。而爱滋病的初步症状就是喜欢站在街上看人，把病传染给八字弱的人云云。
我们不知道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但是已经没有人敢靠近吕湘，只敢远远地对他指指点点。这是群体文化裡常见的现象，也是一个眾口鑠金的例证，语言的力量如此大，大到足以鎔化金属。
事实上吕湘还是头脑清醒的，他从北京回到家乡之后，一直记掛着全国人的左眼下那逐渐坟起而且发酱红色的一条肌肉，没办法专心继续有关舌头与女性进化的研究。有一次他听说乡裡来了一个台湾同胞访问团，便也跟着大伙跑去看。乡里的人因為怕被传染爱滋病，都离他远远的。吕湘一人大摇大摆走到访问团的巴士前，一个台湾重要的来访者看吕湘气派不小，以為是高干，便立刻摇着「台湾同胞访问团」的小叁角旗，快步趋前和吕湘握手，亲切地叫道：「同志！」
不料，吕湘「啊！」的大叫一声，直楞楞看着这位台湾同胞的左眼下方。不一会儿吕湘就倒地昏厥了。送医不治，死时只有五十叁岁。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结局？
吕湘死后，「留下白发的老娘，每天夜裡手执一把纯钢的大刀在空菜板上一声声剁着」，我小时候确实看过邻人这麼做，妈妈说她在招魂，我不太确定，只记得这件事，就把它写成了吕湘的母亲。「一面剁一面骂道：『天杀的，回来，天杀的，回来。』据说，这是湖南乡下一种招唤亡魂的方法。」
写到这裡，会觉得有点哀伤。我常觉得自己写小说时，就像在幕后操作布袋戏的人，操弄着好几个角色，有时候觉得好笑，有时候觉
得难过。而当我写到这裡时，我会想，吕湘的母亲到底是愚昧还是动人？其实我分不出来。我想到小时候乡间的习俗，是在很无奈的状况下，用一种既像咒骂又像歌颂的方式詮释生命。对吕湘的母亲而言，她唯一的儿子死了，她的儿子走过文化大革命，又从美国回来，却被村人传言得了爱滋病，最后莫名其妙死了，她不得不死命地挥动那一把纯钢的大刀，她在剁的究竟是什麼东西？就留给读者去填空了。
最后，故事还有一段结尾，与其说这是结局，不如说是个寓言吧！
吕湘的手稿也经由省裡的文联整理，发现了他新近有关《舌头考》的手稿。但只有寥寥数十字，没有什麼研究价值。為了纪念，便做為遗稿，刊登在一个不太有人看的文联机关报上：
吕湘同志遗稿《舌头考》：
这个种族连续堕落了五千年之后，终於遭到了惩罚，被诸神诅咒，遭遇了厄运。
厄运开始是从妇人和像妇人的男子们的口舌开始的‥‥
我想说的是一种语言的孤独，当语言不具有沟通性时，语言才开始有沟通的可能。就像上一篇所提及，孤独是不孤独的开始，当惧怕孤独而被孤独驱使着去找不孤独的原因时，是最孤独的时候。同样地，当语言具有不可沟通性的时候，也就是语言不再是以习惯的模式出现，不再如机关槍、如炒豆子一样，而是一个声音，承载着不同的内容、不同的思想的时候，才是语言的本质。

卷三 革命孤独(1)
九○年代在台北如火如荼展开的学生运动「野百合学运」，很多人应该都还有印象，那时候大批的学生驻满中正纪念堂和台北车站，表达他们对社会改革的热情和愿望。
所谓学运，在我的学生时代，即台湾的戒严时期，是想都不敢想的，这个念头从未在脑海出现。延续保守传统的想法，总觉得学生罢课游行搞运动如同洪水猛兽，直到我去了巴黎求学才改观。
很多人都知道，一九六八年巴黎发生过一次学生运动，称為「五月革命」，当时学生领导法国工人包皮围政府，把巴黎大学作為运动本部，对社会的影响非常大。
我在巴黎读书时，不管任何一个科系，特别是人文科系，包皮括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美学等学科，教授在上课时都会不断地提到「六八年，六八年」；六八年变成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六八年以前是一个保守的、传统的法国，六八年之后则是一个革新的、前卫的、可以容纳各种看法的法国。
巴黎学运的衝击
我到巴黎是一九七二年，已经是五月浪潮发生后四年，学运仍末结束。偶尔在上课时，会突然听到楼上「砰！」的一声，老师立刻要所有学生疏散，然后就会看到担架上躺着一个全身是血的人被送到医院。
学运和暴力结合，使我们这些从台湾去的学生感到恐惧，好像是政治暴动一样。
记忆深刻的是，有些年轻老师或是高年级的学长，会在学生发动罢课时，带领同学坐在公园或是校园裡，一起探讨罢课的原因，讨论当前的政治制度、措施，每个人都会表达自己的看法。我必须承认，这些讨论改变了我对学运的看法。
在战后的戒严时期，台湾没有机会了解所谓的社会运动，在戒严法裡即明文规定不能罢课或罢工。所以在法国对学运的所见所闻，对我自己是一个巨大的撞击，而这个撞击牵涉到一个问题：如果所谓的民主来自於每一个个人对於所处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的个人意见，那他应不应该有权利或资格表达他的意见？
由於台湾学生来自一个较封闭的社会，到了法国，对学运会出现两极化的反应：一种是非常恐惧学运，完全不敢参加、不敢触碰。我记得和我一起留法的朋友，回台湾后担任政府的高层工作，有时候我们私下谈起时，会笑他在巴黎待了好几年，得到博士学位，只认得一条地铁的路线，就是从家裡到学校，其他一概不知。他代表了当时台湾学生留学的一种心情：我把我的专业读好，我不要去管其他不相干的事。
我是属於另外一种。因為自己学的是人文，对於文化的本质有很大的兴趣，因此对於学运，在某一种对政治运动的恐惧、置身事外的感觉之餘，会有一种好奇。
从小父母就常对我说：「什麼都可以碰，就是不要碰政治。」我想很多朋友都曾经被父母如此告诫过。因為台湾经歷过白色恐怖的年代，使个人对政治会联想到一个不寒而慄的结局，当时我心想：「我喜欢画画，我喜欢文学，和政治无关，大可放心。」
然而，我还是隐约感觉到身边有一些事情在发生。
巨大的心灵震撼
我经常提起高中时的英文老师影响我很大，他就是非常有名的小说家陈映真先生。他带我们读小说、读现代文学，以及读台湾一本很重要的杂誌《文学季刊》，有时候也会带我们去看戏；我记得高一时，我的英文不是很好，他带着带着，到后来已经可以读英文版的《异乡人》。
大概在我大一时，陈映真老师被逮捕，那个年代一个人被抓不会有报纸报导，大家都不知道原因，就这麼失踪了，接着出现各种传说，使大家觉得很恐惧。在老师被逮捕前的一个星期，我在明星咖啡屋和他聊天，那时候我已经参加了诗社，对诗有一种很浪漫的看法，觉得文学就是文学，是一种很唯美、很梦幻的追求。当我说出我的想法时，平日很有耐心的老师，却显得焦虑、不耐烦，他对我说了一句很重的话，他说：「文学不应该那麼自私，文学应该关心更多人的生活，走向社会的边缘，去抨击不正义、不公理的事情。」
当时听了他的话，觉得有点反感，心想老师怎麼这麼武断，这麼决绝。对於一个充满文艺美学梦幻的年轻人而言，陈映真老师的理论让我觉得很受伤。
一个星期后，他被逮捕了，我听到一些传言，说他成立了一个组织，又说他翻译了马克思的论着，说他的组织裡的人接连被逮捕了‥‥我想起了在明星咖啡屋时他的这一段话。
再见到陈映真老师时，已经是七年之后，他从绿岛出来，我从法国回来，彼此都经歷了一些事。我自己从被父母耳提面命：「不准碰政治」，到在巴黎时，听到每一个人在午餐、晚餐、下午茶时间都在谈政治，感受到六八年后法国人对政治的热烈激昂，随时可能会有一个同学站起来高声朗诵出聂鲁达的诗。我突然发现，革命是一种激情，比亲情、爱情、比人世间任何情感都慷慨激昂。
对我来说，革命在巴黎的街道上变成了诗句，聂鲁达的诗不只是诗，而是迴盪在街头上的歌声。
在前几年上映的《邮差》这部电影中，你可以看到连邮差都受到聂鲁达诗的影响，因為它不只是诗句，是革命的语言，会带给你一种巨大的心灵上的撞击和震撼，让你觉得可以放弃一切温馨的、甜美的、幸福的生活，出走到一个会使自己分崩离析的世界。
革命是一种青春仪式
在法国读书时，我发现革命有一种很吸引人、但说不出来的东西，和我从小所理解的恐惧不一样，使我也开始跟着要好的法国朋友，绑上头巾，跟着游行的队伍前进。整个五月大概都是在罢课的状态，而去过巴黎的人就会知道，五月的巴黎天气好得让你不想上课。后来我发现每次革命、每次学运都选在五月，不然就是在秋高气爽的十月，很少有学运选在凄冷的季节，大概即使要革命也要选一个好天气吧！更有趣的是，有时候同学还会问我：「我今天要去示威，你觉得我穿哪一件衣服比较好？」
原来学生运动不像我想像的那麼可怕，反而有一种嘉年华会似的东西，包皮括朗诵聂鲁达的诗，包皮括选一件示威游行的衣服，革命是可以重新注解的，或许，革命是因為你的青春，并且转化為一种青春的仪式。
我突然懂了某位西方作家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你二十五岁时不是共產党员，你一辈子不会有希望；如果你二十五岁以后还是共產党员，你这一辈子也不会有什麼希望。」原来他说的「共產党」就是革命，讲的是一个梦想，当你二十五岁时有过一个激昂的梦想，一生不会太离谱，因為那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寄託；可是二十五岁以后，你应该务实了，却还在相信遥远的梦想，大概人生就没什麼希望了。
从这句话裡，我们也可以看到革命跟诗有关，跟美学有关，而它最后导致的是一种巨大的孤独感，因為唯有孤独感会让人相信乌托邦
（Utopia）。「乌托邦」这个词是音译的外来语，但在汉字裡也有意思，代表「子虚乌有寄託出来的邦国」，它是一个实际上不存在，可是你心裡相信它存在的国度，且你相信在这个国度裡，人没有阶级，人可以放弃一切自己私有的慾望去完成更大的爱。唯独年轻人会相信乌托邦，而寻找乌托邦的激情是惊人的。
当我与多年未见的陈映真老师碰面时，他对我的印象还停留在与他辩论诗的意义，争得面红耳赤，告诉他：「写诗是一种绝对的个人的唯美，我没有办法接受你所说的，文学应该有更大的关怀。」他不知道七年之中我在法国经歷的一切，我也很少对人说起，只有在自己的小说〈安那其的头发〉中透露了一点点。
托尔斯泰与克鲁泡特金
安那其（Anarchism）是我在法国参加的一个政治组织，又译為无政府主义。这个流派起源甚早，在十九世纪的俄国就开始了，创始人是巴枯寧（MikhailAleksandrovichBakunin）和克鲁泡特金（PeterKropotkin），这两个人基本上是俄国贵族；许多革命运动的发起人都是贵族，其过程也相似：先是对生活感到不满，继而在沉沦糜烂的贵族生活中感到存在的孤独，最后选择出走，例如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是一位伯爵，拥有很大很大的农庄，但是在他的作品《復活》中，他重新回顾成长过程中身為贵族的沉沦，以及拥有土地和农奴带给他的不安与焦虑，他决定出走。我认為托尔斯泰最伟大的作品
不是《復活》也不是《战争与和平》，而是在他垂垂老矣时，写的一封给俄国沙皇的信。信中，他没有称沙皇為皇帝，而是称他為「亲爱的兄弟」，他写到：
「我决定放弃我的爵位，我决定放弃我的土地，我决定让土地上所有的农奴恢復自由人的身分。」
那天晚上把信寄出去之后，他收了几件衣服，拎着简单的包皮袱，出走了。最后他死於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火车站，旁人只知道一个老人倒在月台上，不知道他就是大文豪托尔斯泰。
我觉得这是托尔斯泰最了不起的作品，他让我们看到革命是对自己的革命，他所要颠覆的不是外在的体制或阶级，而是颠覆内在的道德不安感。
回过头来看，什麼是安那其主义？怎麼可能有无政府的状态呢？
在台湾，我们可以轻易地找到克鲁泡特金的着作，翻译者是巴金。这位中国老作家笔名的由来，就是取自巴枯寧和克鲁泡特金两人名字中的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他在留学法国时最崇拜的偶像就是安那其的这两位创始人，所以他取了这个名字。巴金一生翻译了许多克鲁泡特金的作品，包皮括《麵包皮与自由》、《一个反叛者的话》等。
克鲁泡特金因為宣传革命被俄国政府驱逐，逃亡到瑞士，不能回归祖国，可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