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是，他的健康和他的权力都已走下坡路。一九四八年，他娶了第五任夫人，京剧演员孟小冬。一九四九年五月，当他最后一次离开上海时，身边有孟小冬和他的第四任夫人。

孔祥熙随国民党退避台湾，之后定居美国，死于一九六七年。

一九四一年四月，八百勇士的将领谢晋元被汉奸暗杀。十万上海民众自发悼念活动。

还有其他真实的历史人物，本书都尽可能地复原，他们中包括花旗阿根、老火鸦、大路易斯.理查德森、朱力耶.汉森 、多兰一家、赫尔.阿克曼、施瓦兹、申戈尔德、李滋罗斯爵士、戴笠、乔伊.荷马、艾尔.韦斯特、雷金纳德.琼斯、土肥原贤二、柴田弥一郎，还有张小姐——那位怀了宋子文的孩子，被杀死的舞女。森冈大将是个虚构的人物，但是，他的原型在上海时，的确顶住德国人的压力，拒绝杀害两万五千名犹太难民。

《夜上海》几乎完全基于史实，书中出现的众多人物都是确有其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的两个细节是在历史记录的基础上有所改动。其一，约瑟夫.梅辛格来到上海，执行消灭犹太的终极计划，时间是在一九四二年的七月，而不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其二，在上海滩，青帮的势力范围非常之大，触角伸及贩卖毒品、赌博、卖淫、走私、向商号收取保护费等等方面，不过，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他们对俱乐部乐队的控制程度，也许没有书中表现得那么大。

宋玉花关进监狱的那些年，对于很多中国人，尤其是对有海外关系的中国人来说，是噩梦般的岁月。这一段历史，离我们故事，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宋玉花最初对革命事业的乐观的热情，在经历了反右运动、大跃进、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之后，或许会被浇灭。不过，在一九七六年之后的数十年间，中国再一次向世界打开大门，像宋玉花这样的人们有能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生活。当然，磨难虽然过去，伤痛却难以忘怀。书中提到她在监狱中所受到的折磨，源于一个真实故事，它是数十年前我在中国时，从美国人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那里听来的。李敦白早年来到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后继续留下来，在“文革”期间，他被关进监狱。在狱中，他受尽折磨，其中的一种折磨就是好几年不许翻身。

当然，杜月笙并没有一个叫宋玉花的契佣，也没有一个叫林鸣的私生子。不过，他的确认为像爵士乐这种西方音乐，对中国是有害无益的。在这一点上，共产党的观点也是一样，并导致了此后近三十年对西方音乐的抵制。在夏莲坊，引发了日本人突袭的《义勇军进行曲》，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的国歌。上海，在时间长河中，不断改变。但是，她的经典形象，依然是夜上海。

.鸣谢.

……没有这些杰出的学者和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这本书就无法面世，感谢他们：安德鲁.F.琼斯、保罗.德.巴罗斯、董碧方、安德鲁.大卫.菲尔德、傅葆石、李欧梵、卢汉超、潘翎、冈瑟.舒勒和罗斯.特里尔。

……他们曾经在那里，见证时代的风云。是他们记录下来的亲身经历，打开了一扇通往已经消失的昨天的大门，感谢他们：巴克.克莱顿、欧内斯特.G.海普纳、乔伊.荷马、李敦白、玛格丽特.斯坦利、德斯蒙德.鲍尔、雅各布和阿龙.阿甫夏洛穆夫、约翰.P.鲍威尔、W.H.奥登、克里斯多福.伊舍伍和兰斯顿.休斯。

……感谢奥古斯特.威尔逊基金会，允许我在本书中选用了《七把吉他》中的文句。威尔逊先生关于美国非裔生活的十部剧作，贯穿了二十世纪的每一个十年。感谢法拉斯特劳斯和吉洛克斯出版社，允许我在本书中摘录了兰斯顿.休斯《我漂泊，我彷徨》中的一个段落。感谢伦纳德音乐书店，允许我选用《恰恰好似你》中的歌词。

……感谢我的研究员助理聂本洲，他所发现的一份有关犹太人安置计划的资料，改变了整个故事的走向。他为我翻译大量的中文资料，挖掘历史事件的相关细节，他甚至设法让一家日本轮船公司的工作人员从资料库里找出了一九三七年的船票价格，并将信息电邮给我们。

……感谢凯文.琼斯、斯开普.瑞德、张克明和已故的麦克.透纳，一直催促着我；感谢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他们的来信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和鼓励；感谢阅读并对我的初稿提出中肯建议的朋友们：瑞纳.格蓝迪、简.罗斯曼和梁伯驰。

……感谢小提琴家朱迪.鲁宾回答了我所有有关音乐方面的专业问题；感谢凯伦.克里斯滕森、史蒂文.沃林思对中国问题的真知灼见；感谢蒂娜.霍格给我寄来了一份她舅舅的日记复印件，日记中记录了他在上海孤岛时期度过的艰难日子。感谢德维尔.巴尔.贾勒，他带我参观了当年犹太人居住的街区和房屋。

……感谢我的编辑安德里亚.舒尔茨，耐心而专业地引导我领略创作的精彩和愉悦；感谢我的经纪人波尼.纳代尔，感谢她无与伦比的判断力，和宝贵的友情。

……感谢保罗.莫尼斯，永远。

还有本和路克，谢谢你们。这本书是写给你们的。

中文版后记

一九七七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出差，自此，上海不知多少回成了我的目的地。这座城市几十年来的变化，我都看在眼里，为之惊叹不已。近几年，上海的变化尤为神速，随着旧貌日益被新颜取代，记忆中的上海也日益远去，于是，我萌生了探索上海历史的念头。然而，虽然在中国经商十八年，接着又以中国为背景写了十五年的小说，但是，我此前从来不曾想过写一本有关老上海的小说，因为这个主题已经被讲述了无数次，它几乎成为了一种文体类别，有着固定的情景模式。

然而，一次，我偶然地读到了一本美国黑人音乐家的自传。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应聘从美国前往上海，在那个东方城市的夜总会里演奏爵士乐。就在读完这本自传的那一刻，我想，我要写一本小说，关于上海的小说……这些与他同时期的音乐家来到上海后，获得了在美国所无法拥有的自由、尊重和机遇，于是，这些黑人音乐家在上海如鱼得水。而同时，他们也为上海的舞厅夜总会注入了一种新的声音，那就是爵士乐。一时间， 年轻的爵士乐风靡上海滩。这种音乐，大量使用切分音，音符跳跃冲撞，混合了忧郁的蓝调。这种音乐，带着一点点危险，又带着一点点新奇，听着这种音乐，人们不由自主地会跳起舞来。这种音乐，即兴表演是它的独特之处，即使整支乐曲节奏紧凑，但依然留出了展示个人魅力的空间，每位乐手都可以来上一段独奏。在独奏中，他们可以随意发挥，所以往往给听众们带来惊喜。而对于乐手们来说，那是在舞台上的一次次探索，有一些冒险，又收获一份满足。

正是这种音乐，这种爵士乐，它所带有的隐喻，成为促使我撰写这本关于上海的小说的主要契机。上海就是这样的一座城市，她总有蓬勃的生命力，跳跃前行，左右顾盼，随性不羁。她接受新潮，创造摩登，她和爵士乐是那么合拍，有着天然的融洽。上海拥有爵士乐的气质，爵士乐表达了上海。

然而，在她的爵士乐时代，上海这座城市不仅散发出无尽的魅力，也蒙受了难言的痛楚。跨越于本书的那些日子，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一年，降临于这座城市的，是战争，是勇气，是混乱，是危险，也是难以取舍的选择。那些年里，上海经历了太多，它是中国面对世界的窗口，它立于时代转折的节点。风云变幻，时局跌宕，它自然而然地成了众多小说的背景，情节的曲折变化超出了作家的想象。这本小说就是基于那个时代的真实故事，书中发生的一切，几乎都在现实中发生过。而且，除了四位主人公之外，书中出现的其他人物都是真实的，对他们的描写，也尽量贴近本相。在原版的后记中，还有对他们之后生活状况的简略交代。

本书用部分的篇幅，描写了一个刻在犹太人记忆中的上海。当年饱受纳粹迫害，几乎被全世界抛弃的犹太人，在上海找到了避风港。做前期研究时，我搜集了大量相关资料，而当时驻维也纳的总领事何凤山的义举，更是深深地感动了我。两万多名犹太人在最无助的时候，惊恐地涌向上海，免遭杀身之祸，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的努力。更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我还了解到，当时国民党高官孔祥熙和孙科竟然力排众议，推出了一项在云南安置十万犹太人的计划。虽然这个计划最终还是流产了，但是，在内外交困的时代，中国出了这么一批人道主义义士，令人为之动容。本书中文版的出版，让这些尘封的往事公之于众，以文学的形式展示给中国的读者，这是我的心愿，为此我深深感恩。

在此，要特别感谢本书的译者余彬女士，作为一位专业的译者，对这本书，她所做的却不仅仅是语言上的切换。在翻译过程中，她和我不断交流，对书中的细节展开讨论，通过她的诠译，人物形象更加清晰，情感的交融更为自然而真实，时代感也更加鲜明。她常住上海，热爱上海，计划以走遍上海城区一千一百余条马路的方式，去探索感悟城市的前世今生。她的译笔，让上海美丽呈现，用语调，用情感，用不经意的细节。感谢她，让这本小说变得更好，我欠了她一份情。

尼克.莫尼斯

二零一五年六月于洛杉矶

译者记

听尼克说起她的《夜上海》，是在去年的初夏。她来上海，熟门熟路地住进了富民路上的一条弄堂里，我都不知道她是怎么找到这种只能住两三个人的小民宿的，只能说，对上海，她比我还熟。我们约了去杭州，在西溪的桨声欸乃中，她说起了刚刚在美国出版的《夜上海》。

早在二〇〇七年，我就在一个读书专栏里撰文介绍过她的《最后的中国大厨》，那是当时刚出版的一本畅销书。尼克的每一本小说，都是以中国为背景，意在探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和风情。当听说《夜上海》讲的是一位美国黑人爵士乐手在上海的故事时，我立刻有了兴趣。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散落着大大小小的爵士酒吧，当暮色四合，华灯初上，这些酒吧开始开门迎客。客人来了一批走又一批，歌手唱了一曲又一曲，曲间休憩，长发的洋人贝斯手和客人逗笑调侃。这是特别的上海夜景，微醺中，让人产生年代的错乱感。而这本书，把我们带向了上海爵士乐文化的源头。书中展示的那个年代，上世纪三十年代，是正值华年的爵士乐的大乐队时代，乐队高手云集，阵容庞大，和现在的简单配器轻唱浅吟十分不同，那种气势，我们只能在书中寻觅。

三十年代的上海滩，看到这几个字，你会想到什么？是十里洋场，纸醉金迷？是旗袍软缎，灯红酒绿？是浪奔浪流，恩怨情仇？中国迷尼克放下了小说家的想象，钻进了史料传记之中，于是，有了这本关于美国乐手在中国的历史小说。不敢说，这本书是如何的另辟蹊径，但是，它有很好的补充，很好的角度，很好的挖掘。作者立足史实，力求还原本相的意愿深得我心。在这一点上，我和作者是不谋而合，而上海，也慷慨地满足了我们的愿望。

翻译这本书，是一次别样的工作经历。工作内容一分为三：一为翻译文本，二为考证史实，三为交流沟通。作为译者，我第一次逾越了权利范围，在和作者商榷探讨的基础上，对本书的某些局部细节，做了补充或改写。这个交流的过程，是饶有兴味的探索追问，也是中西方文化的温柔碰撞。举个例子，杜月笙喜欢让他的女人在发髻上别一朵鲜花，作者一定是对栀子花这种美国见不到的芳香馥郁的花情有独钟吧，她多次提到女主人公的发髻上别了这种花。我对她说，杜月笙不会让他的女人在头上别一朵白花的。她明白了道理后，立刻就改掉了。不过，我还是满足了她对这种东方花卉的偏爱，让男主人将一朵栀子花别在了一个俄罗斯女孩的头发上。呵呵，让那些外国人胡闹去吧。

必须提一笔的是，这本书吸引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何凤山的描写，这位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的外交官，当年是驻维也纳总领事，在纳粹治下的维也纳，他以发放上海签证的方式，挽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而对这段八十多年前的历史，他自己极少提起，直到上世纪末，在各方的努力下，他的事迹才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本书，使得何凤山的形象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出现，而对这位传奇人物的研究，将会成为我持续的关注。上个月，因缘巧合，我来到了维也纳，找到了当年国民政府驻维也纳总领事馆的旧址。走在通往旧址的林荫大道上，想象当年血流成河的白色恐怖，不胜感慨。

作为一个在上海生活近二十年的新老上海人，在这个城市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在家乡的日子，对这个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我总有一种去翻开其过往前世的冲动。感谢作者，让我有机会贴近了上海的旧时月色。她没有欠我一份情，我们扯平了。

余 彬

二〇一五年六月于上海

注释

[1] Rue Lafayette，今复兴中路。

[2] Avenue éDouard Vii，今延安东路。

[3] Rue Petit，今江西南路。

[4] Rue Tourane，今福建南路。

[5] Rue Saigon，今广西南路。

[6] Canidrome，逸园跑狗场，今文化广场。

[7] Avenue Joffre，今淮海东路。

[8] Mukden Incident，即九一八事变，欧美称奉天事变或盛京事变，因沈阳旧称奉天或盛京。Mukden为满文，音译谋克敦，意译为盛京或奉天。

[9] Great Wall Incident，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五月三十一日，日本称之为热河作战，结果是热河沦陷，日军势力逼近长城。

[10] Shanghai Incident，发生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称之为第一次上海战役，以别于一九三七年的淞沪会战。

[11] Héloise，中世纪法国哲学大师亚伯拉德的情人。

[12] Aaron Avshalomov，一八九四—一九六五，俄罗斯犹太作曲家，在中国居住三十余年，曾为《义勇军进行曲》配器，代表作有《北平胡同》等。

[13] Stompin’ at the Savoy，创作于一九三六年，爵士和慢摇发展时期的萨伏伊舞厅是纽约哈莱姆的心脏，这家传奇性的舞厅开业于一九二六年，众多著名爵士音乐家在此驻演。一九五八年因社区改造，舞厅关门。

[14] 本名芮庆荣，世代居住曹家渡，打铁为生，平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拼命三郎之风。

[15] 本名叶焯山，他在美国领事馆做过事，给洋人开汽车，因此得了这个绰号。

[16] Rue Wagne，现宁海西路。

[17] 现今淮海中路五六七弄六号。

[18] Bubbling Well Road，今南京西路。

[19] Route Gstave de Boissezon，现复兴西路。

[20] Cathay hotel，现和平饭店。

[21] 现人民路。

[22] Boulevard de Montigny，现西藏南路。

[23] Rue de L’Observatoire，今合肥路。

[24] Avenue Haig，现华山路。

[25] Route alfred Magy，现乌鲁木齐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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