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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明人的笔记曾经是描述过这样的现象，说是基层的官僚从前可以作威作福，但是现在只能是在府县城池里面大声的说话，除了城门之后，就完全是地方上那些大地主的天下了，这些人背后往往都有子侄在各地做官，加上迅速膨胀的财富，真正的知县和知府就是他们。

    往往是这些人的雇农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大家写了诉状，上面写明该判某人何罪，该如何处置某人，县府的官员只能是照办，要不然，粮赋一点也收不上来，而且官场之上也是有人处处使坏阻挠，这官是不用当下去了。

    在有棉田的地方，控制着大量棉田的人凌驾于官府之上，这种人堪比两汉时候的豪强，他们家中的家丁民壮越来越向着私兵的方向靠近，长此以往，国家收不上来赋税，甚至是征收不到兵源，这可就是极端危险的事情了，接下来朝廷只会是跟他们一点点的退让，结果可想而知。

    这个笔记写出来之后，也没有什么人重视，或者大家都是闭口不谈，不过里面对于大地主的一个叫法却是流传了开来——棉绅。

    北方的棉田原料集中，和棉绅们对下属人口严密控制，对于江南的手工工场和商铺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北方新兴的那些工商业，基本上都是和山东的海贸有这样那样的关系，生产的东西主要是销往海外，不管是那一个国家的人，总是要穿衣服的。所以北方的店铺只需要有充分的原材料货源，有人做工就可以了，其他并没有什么影响。

    可是苏杭松江的织造工场不同，他们的市场有四成左右是在国内，在禁海的时期，这个的份额甚至是更高，虽然现在他们也是用上了新式的纺纱和织布的机器，不过原料却被北方的商人们掐住了脖子，棉花的价钱逐渐的高上去，可是从前还是江南商人们的主要客户的中下阶层，却都是被棉绅们圈了起来做牛做马，那里还会有什么购买的能力。

    江南靠着织造吃饭的商人们，特别是棉布这一类型的，纷纷叫苦不迭，很多出身江南的文人和官员们自然要为自家的人说话，在朝堂在民间开始宣扬，说是北三省这么对待农民，和对待禽兽有什么区别，圣人教化里面对这种残酷之极的事情向来是深恶痛绝，如果放任这些棉绅们继续这么下去，大明在地方上的权力必然会被架空，这些人会不断的膨胀，必然是会重演魏晋时候豪强扰乱天下的大祸。

    当然了，江南十三商会的工坊把雇工圈禁在工场之中，也是形同奴隶一般的趋势，十三商会手中的武力强悍，这些事情，江南的文人和官员们是选择性的无视掉了，这些人都只是为了自己所代表的那个利益阶层说话。

    不过他们这番话说完之后，却没有什么好的反响，原因无他，就连京师周围的皇庄还有大臣们的庄园，现在种植的也都是大片大片的棉花，他们的一般是用卫所的军户给他们耕种，最上层尚且是如此，何况是下面的那些人。

    和北三省还有江南为了发财争斗不休的时候，西南，西北还有边镇，似乎已经是被遗忘了，在这次近乎奇迹的经济飞跃中，他们没有捞到任何的便宜，相反的，因为本地的手工业被沿海毁灭性的打击，他们也是牢骚满腹。

    面对沸腾的民怨，朝堂上各派官员的争吵，嘉靖皇帝一直很沉默……

第五百一十四章 不甘心的嘉靖皇帝

    第五百一十四章 不甘心的嘉靖皇帝

    在朝廷上的嘉靖皇帝却没有江峰在华州那种安逸快乐的感觉，他现在真是完全的沉浸在道教方术之中。

    三个边镇的裁撤在户部侍郎司马泰突然猝死于家中之后，完全的终止了，内阁六部的大臣们都是有些害怕，心想这莫非是皇帝的手段，或者是边军听到被裁撤这个消息激起的反弹。所以很是偃旗息鼓了一段时间，不过嘉靖的势力依旧虚弱，很容易就是可以判断出来，没有用太长的时间，朝中的局势依然如故，只不过没有人提起裁撤这个话题了。

    嘉靖皇帝还在兴献王府的时候，对于正德皇帝的所作所为自有一番判断，刘瑾和八虎的独揽大权，还有江彬，钱宁这些武官近臣的作乱，都是深刻的教训。文人们也是这样说，说就是因为正德皇帝亲信宦官和武人，才搞得天下民不聊生。

    所以在他登基之后，尽管跟他作对的都是文官，从一开始的大礼案，到后来的朝服案，圣人案，都是文人文官在那里大唱反调，甚至政令和国策都因为争论这些东西根本无法实行下去，到最后还是在太监和武官的支持下，才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不过他依旧是有自己的想法，嘉靖皇帝对最亲信的黄锦和陆炳心里面的都是有些提防，虽然给这两个人很多的肥缺，并且对他们很是宽容，却没有什么要害的东西被这些人掌握，反倒是一直反对他的内阁六部，皇帝一直很是信任，甚至在‘检地案’没有发生之前，内阁六部的决议他基本没有驳回过。

    对宦官和武人的提防和不信任，导致他发现了自己被人阻塞言路，并不能顺畅的发布旨意的时候，嘉靖皇帝立刻心中惊惧，并且有所提防，在最快的时间内找到了亲近自己的势力和人手，调兵入京。结果是黄锦被砍了脑袋，陆炳被软禁了起来。宦官和内卫武官再也没有什么参与政事的能力了。

    这一来，不管是文武百官还是天下间的文人清流，都是大力的颂扬皇帝改革弊政，乃是千古仁义之君，嘉靖皇帝尽管城府很深，可是在当时很是有些飘飘然的感觉，私下里面也是想过，大明立国这么多年，前面的皇帝们头脑手腕比自己成熟的也有几个，为什么这些人却没有把宦官和内卫武官清除呢？

    答案很快就得到了，文官的势力在失去了制约之后，迅速的膨胀了起来，天下政事都是被他们操控在手中，虽然说的是很好听，说什么代天牧民，让天子做一个垂拱之君，只需决断就是了。

    实际上是皇帝轻松到连决断都不需要，文官们包办了一切，现在倒是没有人阻碍皇帝视听了，不过嘉靖心里面却也是知道，他所看到所听到的东西，都是文官集团们让他听到，让他看到的。事实上，如果不是皇宫的一名禁卫回乡之后看到见到些巨大的变化，回来和嘉靖说起，嘉靖皇帝甚至连自己一直是被蒙蔽的这件事情都发现不了。

    如果说是那种耽于享乐，不愿劳碌的皇帝，对于眼前这样的局面倒也么有什么在乎的，反倒是落个清闲，少操很多的心思，但是对于嘉靖皇帝这种控制欲和权力欲很重的皇帝来说，眼下的局面实在是太让人痛苦了。

    嘉靖皇帝每天在早朝上根本不愿意花费太多的时间，只是露面一次，然后匆匆的回到皇宫里面，炼丹念经，做些道士的法事，在正德年间开始，在京中的王公大臣们，就喜欢信封道教。

    虽然说嘉靖皇帝好道术这件事情把文武官员们的爱好广大了，其实这里面也是有别的考虑，这年头白莲教，弥勒教造反的事情特别的多，都是假托佛经佛祖的名义，谁要是去信了佛，被政敌扣上个勾结邪教的罪名那可就是不好了。

    道家则不需要那么多的忌讳，本身也就是讲究清静无为，在历朝的皇帝眼里面，这才是华夏的正统，大臣们需要信仰的纷纷是靠近道教，没有信教的都是用道士和皇帝搭桥凑趣。大臣们在朝堂上都是为自己代表的那一些人和利益团体摇旗呐喊，可在信仰上还是道士作为供养的对象，意见倒是非常的一致。

    所以不管是南北还是东西的大臣，家中总是有些道士供奉在家中，已经算是一种时髦和风尚的东西了，嘉靖皇帝喜好道教，所以经常是把这些道士请进皇宫之中，交流些道法和炼丹的心得。

    大家都是对皇帝的这个举动习以为常，如果是谁家的供奉被请进皇宫，这家人往往还感觉面子上颇有荣光。

    对于道教的爱好是一回事，内阁六部的官员们依旧是在那里为了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不同，彼此的攻讦和辩论也是没有停下来过，在‘检地案’之后，不管是东厂还是锦衣卫，他们的情报和监视的职能都是大幅度的弱化了，原本厂卫乃是皇帝的耳目，现在丝毫作用也是发挥不出来。

    皇帝的情报来源已经是被完全的断掉了，不过，这里面却也有个问题，东厂和锦衣卫虽然名义上属于大明皇帝的直辖，但他们却也坐着情报机关侦缉和刺探的工作，并不是只有皇帝才享用厂卫的情报。

    把厂卫的作用大幅度的弱化，实际上文官们获取情报的途径也是少了许多，尽管他们也豢养了些锦衣卫和东厂的人员，但是这些私人的效用，当然是比不上官方机构的统合和效率，有很多发生的事情他们都是不知道的。

    比如说，皇帝宣召那些道士进入皇宫的时候，是各个官员府上的供奉道长都有，这些道士如果是给皇帝宣扬道法和经典，炼丹之类的心得，让嘉靖皇帝高兴了，就会有金银的赏赐和道官的封号。

    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有些道士在出宫的时候是不是身上带着东西，特别是那些陕西，四川和云贵一带出身的官员家的供奉们。

    川陕西南的各个省份出身的官员们，在各个衙门里面的地位并不算是太高，川陕西南自然是比不上自古文人辈出的江南，也比不上亲贵故旧很多的北方，在朝中没有什么关系和背景，也就不会做到太大的官职。

    现在使用农奴劳动的农垦庄园，蓬勃发展的工商业，还有日进斗金的海贸，都在朝堂上有自己的代言人，不管是北方的那些棉绅还是南方的那些工商业主们，这些人为了朝廷中枢所出台的政策对他们有利，都是十分的舍得花钱。

    相对来说，陕西除了西安府，四川除了成都府之外，还真是没有什么工商发达的城市，地方上因为不适合种植棉花之类的经济作物，所以他们的经济结构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沿海一带逐渐变得富庶，川陕云贵也没有在这个上面赚到什么便宜，反倒是因为南洋和关外便宜粮食的冲击，每年的收入不管是地主还是农民都是缩水了不少，更不用说，沿海的那些手工工场对于川陕云贵这几个省的小作坊毁灭性的冲击。

    而且，因为沿海各省对于人手的缺乏，北三省棉绅对于农奴的需要，川陕云贵的劳力还不断的外流，四省的地主乡绅，经济上的支柱产业就是农业，种地就是靠着人力，人不断的向沿海迁徙，种地的人手逐渐的减少，直接就是导致的收入的减少。

    所以在朝堂之中，每次都是高喊着祖宗之法不可荒废，此时天下圣人法统崩溃，长此以往必将危及社稷乾坤的，都是川陕云贵的出身的官员，这些人对于把持朝政的那些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侍郎们，怨气极大。

    这些官员们的收入可远远的不如其他派系的丰厚，原本也是养不起什么供奉的道士，不过很多人都是被隐讳的点拨过，说是家宅中有个道士，会有很大的好处，许多人都是将信将疑的请来了湖北某地的道观的道士，请来之后，才知道好处是什么。

    当年皇帝还是兴献王的时候，他所在的荆楚之地，本就是道教最为繁盛的区域，嘉靖皇帝本人虔诚的信封道家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当时的兴献王府和许多附近的道观都有很深的关系。

    兴献王变成嘉靖皇帝的时候，很多道观都是来到了京城走上层的路线，这些可以行走在高官显宦府第中的出家人，传递某些东西特别的方便，而且不容易被发觉。嘉靖一直是在小心翼翼的做着，把那些对保持朝政的那些大臣不满的官员组织起来，而那些内阁六部的官员们则是觉得，天下已经是操持于他们手中，志得意满，已经是大意了。

    嘉靖二十年的冬天，江峰收到了来自大明京师的急报：明皇重掌大权……

第五百一十五章 皇帝的计划

    第五百一十五章 皇帝的计划

    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个政权的稳固从来都是要和主政者是否牢牢的控制住军事力量相关的，比如说华州，虽然是张亮，杨大，杨石头等人分掌大军，但是他们下属的中高级军官们都是听从他们在正规程序上的指挥，这些军官都是江峰当年亲临沙场征战的老兵出身，对江峰都是忠心耿耿，这军队自然是坚固无比的掌握在江峰的手中。

    在京师，不管是嘉靖皇帝还是文臣们，对于这个道理都是一知半解，也许是天下太平的久了，也许这些人仅仅是想要揽权，并不是要篡夺大明的天下。所以尽管文官们用调职架空在军饷上卡脖子种种的方法让军队听命于自己，但是做到的也仅仅是如此了。

    嘉靖二十年的九月，福建的漳州城被占据对于京师的大佬们说到底也不过是个小问题罢了，何况在漳州城的‘西班牙军队’根本没有对外进行扩张，以大明的赫赫天威，说到底早晚可以解决，不需要太过挂怀。

    九月十四，是汤沐日，也就是和现在的周末差不多，官僚们或者是回到家中休息，或者是寻欢作乐，各有各的安排，至于是值守的都是些下级的官员，这也是官场一向的规矩。说起来可怜，在朝中被称为‘西党’‘迂腐之辈’的川陕云贵四省的官员，全部是这些下级的官员，最大的一个也不过是做到了员外郎的位置，而且年纪都不算大。因为从前那些做到高位年纪大的西党，就会被朝中的占据绝对优势的东党说服皇帝用“年事已高，为国操劳一生，也该休息”理由致仕踢回了家乡。

    虚君实臣，此时天下间的体制就是如此，没有了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侍郎们的参与，一切的政令都没有办法决定和实施下去，所以在汤沐日的时候，可以并不夸张的说，这时候的大明政体是半瘫痪的。

    不过这一天，从前也是虚应故事，压根不管公务，直接也是回家的西党们都是守在了自己的岗位上面。皇宫中有些负责采买的小宦官走出宫门之后，却都是摇身一变，变成了拿着圣旨的传旨太监。

    这天下毕竟还是朱家的，嘉靖皇帝的命令还是被称之为圣旨，京卫提督周林一向是信封三清祖师，汤沐日这一天，他这个级别的人当然没有必要呆在军营里面，他把手下的六个指挥使都是聚在府上宴请。

    御林军提督的家宴当然也是珍馐满席，这些武夫都是好酒之人，在京师这地方太平的久了，谁还会管什么是不是外敌来袭，各个吆五喝六的兴高采烈。周林也是哈哈大笑着不断的劝酒。不过周林心里面知道，这六个指挥使，真正算是自己人的也只有在陕西边军带来的邓化一人，其余的都是勋贵世家的子弟，虽说不是当年京师商团的那些亲信嫡系，不过却都是这些年莫名其妙的升起来的，背后的人不用想也知道是谁。

    那几个军官喝的高兴，自然是不会注意周林时常的拿着眼睛看门口，好像是在在等待什么人一样。

    突然间，外面传来一声尖细的声音“圣旨道，京卫提督周林接旨！”

    这个声音一传过来，刚才还是热热闹闹的酒宴顿时是安静了下去，几个指挥使红着脸面面相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回事，现在的圣旨若是没有内阁的附署，根本执行不下去，皇帝也懒得自找这个没趣。

    说起来已经是几年没有圣旨下来了，几位指挥还在发愣的当口，周林和邓化已经是快步走到门口，毕恭毕敬的拜了下去，不多时，在周府家丁的引领下，一名年纪不大的小太监颇为迟疑的走了进来，以往这等传旨的太监都是宫中颇有地位的角色，走近大臣府第的时候自有一股天家的气派在，那里会是这个样子。

    几名醉醺醺的指挥互相对视一眼，都是有些迟疑的站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