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范锷、李常曾经谈过。建立三级货币体系。以减少铜钱的流通量，如此。铜钱虽然供应少，却没有了钱荒，只是当时改革前阵，影响太大，朝廷若真有心动手，还需斟酌一番。”

    韩忠彦扫了一眼陈瓘，以目示意。凡是曾布赞成的，陈瓘必定反对，曾布赞成暂缓发行新币，陈瓘反对：“陛下，臣听说这个三级货币体系正是由赵大人最初创意，陛下新近登基，今年地新钱尚未发下钱范母钱，新朝新气象，正该铸造新钱，如今赵大人在这里，有什么疑问正好由赵大人来宣讲，请陛下早下处断。”

    陈瓘一开口，韩忠彦立刻表态：“今年的年号钱还没有开始铸造，陛下若有心，可先试铸一批银牌银铤、金牌金铤，待明年，看试行情况如何，再确立推行天下之策。”

    蒋之奇哈哈一笑：“多大的事，值得斟酌吗，我听说广南这几年也曾发行过银钱金钱，两广商人还将这种习惯带到了杭州、扬州，陛下可依照广州成例，确定金银铜兑换比例，以此推行天下，作为新年新举措，无需再议。”

    曾布望了一眼赵兴，苦笑了一下。赵兴开口：“曾相所言，不愧是老臣谋国之策，朝廷确立一项政策，正该集思广益，小心斟酌。不过，曾相此次过于保守了，这次还是韩相、陈大人、蒋枢相说的对，新年新气象，正是新皇陛下的新开创，我两广已经试行三级货币体系多年，有现成的例子在，推行天下应该没有什么弊病。”

    赵兴这话一说完，在场的大臣肚里齐骂：“小狐狸！”

    赵兴话中把谁都夸了，甚至两个争锋相对的意见，他都夸奖了个遍，这种圆滑地处世态度，让大家一起鄙视。

    小皇帝兴奋不已，自三皇五帝以来，中国还没有同时开铸三级货币体系的先例，这种事由他开创，而且由广东推行的现成例子在那里，好大喜功的小皇帝不免心花怒放，他提起笔来，用他著名的瘦金体写下几个字，反手递给赵兴：“赵卿，如此，就用这几个字作为年号钱，请户部铸造钱范，由广东铸钱司铸造，发行天下。”

    赵兴退后一步，用目光示意曾布，曾布上前接过小皇帝题地字。

    小皇帝却没有发现自己举动的失误——赵兴是地方官，朝廷要铸造新钱，应该由政事堂大臣签署诏书后，颁发到户部，然后再传递到广南。小皇帝刚才直接将诏书交给赵兴，是违反了朝廷议事程序。赵兴退后一步，是为了避嫌。

    但小皇帝对自己的失误没有觉悟，他背着手走了几圈，依旧沉浸在兴奋中，旋即，他停住了脚步，转身询问赵兴：“（向）太后打算五月还政，但圣人现在已经基本不理事，朕打算在亲政后，推行绍圣变法，追溯先兄的事业，赵卿以为如何？”

    小皇帝这话一出，曾布面色狂喜，韩忠彦脸色一沉，陈瓘眉头一皱，蒋之奇眼珠乱转。赵兴脑袋巨痛，他盯着小皇帝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第三百五十七章 钱到哪里去了？

    第三百五十七章 钱到哪里去了？

    赵兴思考半天，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小皇帝的话，他思考半天，缓缓的竖起一根手指，回答：“陛下，王荆公变法，究竟效果如何？我们让数字说话——天禧末年，朝廷税赋总入2653万贯、盐利300万贯，酒利896万贯，茶利330万贯，田税1526万贯；治平年间，朝廷税赋总入4400万贯，盐利1156万贯、酒利1286万贯、茶利117万贯、田税2559万贯。

    熙宁年间，王荆公变法了，当年税赋总入5060万贯，这数据比之往年所增有限，然而，考虑到人口的自然增长与田税、贸易的自然增长，我们可以认为这一数据完全与改革无关。因为即使一个白痴当政，他啥事也不会干，只会睡觉吃饭拿薪水，随着丁口税的自然增加，贸易的累进增加，那几年大宋税赋也会自然而然，应该增长到那个数字。

    但是，王荆公的变法主张，真的起到等同于一个白痴的作用吗？……让我们看看具体的数据，当年税赋总入5060万贯，其中盐利1200万贯、酒利1310万贯——陛下，光这两项就是2510贯，剩下的茶利、田税、市舶税、市易税等等合起来才有2540万贯，而治平年间，朝廷光田税就是2559万贯、茶利117万贯。至于市舶税、市易税再加上……

    这就是王荆公‘改革的成就’。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王荆公绝不是一个白痴，他对大宋财政起得不是‘白痴作用’，是‘祸害作用’。

    陛下，治平年间年间光田税就有2559万贯。王荆公改革了，他增加了几个市舶司，新开了泉州、明州等多个市舶司，市易法下商税、市易税应该比盐利、酒利的自然增长还要多。然而，在青苗法，免役法，保马法、均输法等种种新法的刺激下，我们大宋的这些新税种，加上田税项目，反而下降了。

    这是怎么回事？请问，陛下能猜测出这是什么原因吗——后几样的税赋少了。是王安石变法让利给百姓了吗？没有——百姓交不上青苗钱，交不上免役钱，交不上保马钱，被蓄意赶出了家园，他们的财产被人没收了，为此百姓流离失所，流民数百万，辗转乞讨。饿死于路者不计其数——那么，钱到哪里去了？”

    赵兴说完，转向曾布：“曾布大人，我地曾相，想当初王荆公变法时。你在场，你说说，钱到哪里去了？百姓的财产确实被剥夺了，但国库却没有增加收入。反而因为新法的实施，商税、市易税与田税合起来比往年还减少了？这些钱到哪里去了？

    钱，真真实实的铜钱，它不是个屁，不可能平白无故消失在空气中，这钱老百姓掏出来了，他们甚至将几十年的积蓄都掏出来了，掏出几十年的积蓄依旧不够偿付变法的成本。为此，许多人丧失了生命，许多人丧失了家园，许多人为此背井离乡……但老百姓的钱到哪里去了？

    变法、变法，这可不是‘变戏法’，把老百姓地钱眨眼之间变没了！那些钱到哪里了——都言王荆公变法使大宋财赋足，为什么变法期间大宋商税自然增长，而变法的主要努力方面——田赋却降了。

    我再问个问题。王荆公贬谪后。大宋田税又如何？那些言称‘变法使大宋富足的人’，敢不敢把那个数字说出来？说出来我们听听？

    而另一个事实是：司马君实相公废除新法后。我大宋财税是升了还是降了？王相公说变法的目的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但他的变法确实加赋了。而没有了他，取消了他的变法后，民确实不加赋了，我大宋赋税为什么反而升了？荆公门徒们，把省略的数据说出来，让大家都知道废除变法后出现地真实事实！”

    赵兴陡然发难，令曾布无言以对。

    是呀，从表面看，变法后大宋财赋是增长了，然而细化分析却发现，增长的部分是随着人口增长带来的茶税与酒税，而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对象——农民的丁口税与田税，不但不增加，反而平白无故减少了。而令人感觉到嘲讽地是，王安石贬谪后，新党清洗一空，许多新法规定的赋税项目因此废除，田赋丁口税却开始上升。

    这个数据曾布无法辩驳，这个数据连后代王安石的支持者也无法辩驳，因为这一数据是记录在史书中，记录在大宋朝庭的收支薄里，它无法回避，也没法解释清楚，一旦新党想解释，就揭开了他们地谎言。

    省略的事实不是事实！

    “我知道钱去哪里了，我知道王荆公变法的目的是什么，我只举一个事实，就可以说清楚变法的钱到了哪里：吕惠卿变法前家产多少，有数据可查；变法之后他家中的田地增加了几万亩，这也有数据可查；变法后的情况是百姓失地，我大宋田赋减少，偏偏吕惠卿在期间购地添地，这难道不说明他‘变法’的目地？

    吕惠卿是个例吗？……我们先不说这位持续高举王荆公变法大旗的得意门生吕惠卿吧。就说王荆公本人。人都说王荆公立身很正直，可是，这个‘正直’的概念却是一个省略的真相，因为王荆公的‘正直’不包含他的儿子王雱，不包含他的追随者，不包含他的学生门人亲戚。

    譬如王雱，借助父亲地权势拉党结派，玩弄权势，王荆公真地一点都不知道？他要不知道，他儿子从哪里获得的支持？”

    搁现在地话说，王雱就是一位太子党首领，他父亲在台上高喊反腐倡廉，但却支持儿子批条子、走后门、收受黑钱、卖官揽权、违法乱纪，外加支持徒子徒孙搜刮民脂民膏无恶不作——宣传上把这样的父亲称之为“立身唯正”，把这样的“导师”树立为官员们学习的榜样予以崇敬……

    宋代没有“太子党”这个说法，赵兴没有直接说出这个词。但他的意思到了。

    韩忠彦听了赵兴的话，兴奋地浑身发抖，赵兴这番话等于揭开了王安石的伪君子面目，韩忠彦跺着脚赞赏：“奸臣，大奸臣！苏子由（苏辙）拿王安石类比王莽，不多不少，恰好合适。‘变法变法’，原来是对百姓‘变戏法’。把百姓的财产变没了，国家却没因此获利，因为钱都‘变’到那些贪官的口袋里。

    臣弹劾曾布，此大奸同党，昔日一味讨好奸臣王安石，祸国殃民，不除之无以振社稷，不除之无以振民心。请官家圣裁。”

    曾布汗林雨下，无话可说。

    曾布读的圣贤书多，要是跟他拿圣贤书做道理进行辩论，曾布可以说的一套一套，令人哑口无言。但赵兴却是一个提倡“凡物都可度量”的人，他喜欢用数字说话，用数字对政策进行度量。在他的那一连串数据下，曾经地新党曾布无话可说。他也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能够否定这些数据，毕竟这些数据都是新党记录下来的。

    想当初，新党记录的财富总额的增长，却唯独忘了细细分析具体项目的增减，赵兴从田税入手，细细一分析，揭开了变法的真面目。

    但赵兴的话还没完，他接着说：“陛下刚才说要重新审视绍圣事迹——没错。变法也不是一无是处。各种新法当中，有些政策还是有积极作用的，比如免役法，家师（苏轼）曾经赞赏过免役法。然而，任何好地政策都要靠人来执行，想依靠一群贪官执行一个好政策，那是向亡国的道路上末路狂奔。

    想当年，王荆公在朝堂上站稳脚跟了。有人马上恭维变法。有人马上颂扬变法，但他们恭维变法颂扬变法。其实是在颂扬‘有权力者’，这和变法有什么关系？

    所以他们在颂扬的时候，刻意忽视了变法前后的税赋差别，他们只赞扬王荆公变法‘使民不加赋而财用足’，根本不管‘民确实加赋了’，而‘财用依然不足’的事实。

    因此，陛下若要重新考虑‘变法’，朝堂上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必须存在反对派——陛下，王荆公讲究‘三不畏’：不畏天地祖宗，不畏百姓，不畏王法，这样地一群党徒，我们靠什么来约束他们，使他们不贪污受贿，不祸国殃民？他们还有什么可怕的，有什么能让他们畏惧，使他们知道贪腐腐败适可而止——没有反对派，可能吗？”

    小皇帝脸色不好看，他刚提了一个话头，就被赵兴硬邦邦的顶回来了。

    这要搁明清时代，得胜回朝的将领敢如此顶撞皇帝，那就是跋扈，是“大不敬”，是抄家灭族地大罪，但这是宋代，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有意见，指着皇帝鼻子骂，甚至将吐沫喷到皇帝脸上，皇帝（仁宗）只能干咽气。

    小皇帝在那里暗自喘气，赵兴稍作停顿又说：“陛下，为君之道在于平衡——平衡各方面的声音，平衡各方面的权力。为此，‘独相’不可取，昔日王荆公如此，甚至要求陛下设立专门机构架空三省六部——他只差一步就是王莽了！

    今日陛下新皇登基，立刻赶走了独相七年的章惇，这是英明神武，是天助英才，臣为陛下贺……”

    赵兴边说边装模作样的拱手行大礼，诸位臣子随即马屁如潮，直夸奖小皇帝手段高明。

    赵兴行礼罢，不等别人把马屁话说完，接着补充：“陛下初一登基，万国来朝，此诚为百世罕见之新朝新气象，陛下也应该确立一个新礼法。礼法是什么，就是规则。为君之道在于平衡中御。所以，请陛下撑开如山海般的胸怀，广纳臣僚之言。

    臣这里所说的臣僚之言，不光是指的旧党——众所周知，臣跟家师一样，是个彻彻底底地调和派。臣认为，我大宋确实到了非变法不可的地步，然而，怎么变法。不是新党说的算，应该是新党的反对派说地算数——反对派的存在，就是为了让我们少一点失误，尽量把政策制定的兼顾多方面利益，此所谓‘平衡’。

    至于陛下，陛下所要做的是任由臣子们讨论，讨论出一个最佳地方案，这个方案必定是一个妥协方案。是综合多方面地利益考量所产生的方案，陛下只要遵循大多数同意地原则，将这个妥协方案颁布实施，并派遣官员监督，此所谓‘中御’。擅于驾御群臣，便是明君，便是圣君。

    臣在这里所说地反对派，我身为被绍圣党徒所迫害的元祐党徒。在这里也替曾相说句公道话，曾相为人，擅于平衡，此所谓宰相度量，若不是有曾相存在。元祐党徒受的迫害会更加深重。我知道，凡元祐党徒对那段遭受迫害的苦难日子都咬牙切齿，曾相作为当时的政策执行者，难辞其咎。然而。任何行为都要看时代，在当时的大时代下，在下也要积极推行新法，伪装成新党干将，更何况曾相。韩相，蒋大人，陈大人，那可是一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时代，生在那个时代，我们都不得不随波逐流，才能侥幸求生。

    我刚才说了，我们应该有一个新朝新气象，我们需要反对派的存在，来提醒我们别做错事，别为所欲为。别肆无忌惮。遍观朝中诸大臣，能够胜任这一工作地。除了曾相，又有何人？”

    赵兴这番话的意思是：我们元祐党徒翻案，可我们不能像新党一样丧心病狂，我们应该听得进去反对意见，我们应该向天下重现君子政治的风范，应该接受大多数人的意见，坚持走中间道路，这才符合圣人的中庸之道。

    为了这个目地，我们必须留下反对派，然而，在新党人员大都是人渣的情况下，满朝大臣之中，除了曾布还稍稍有一点君子余韵，还能有谁来胜任反对者的身份。

    我们无可选择，只有选择曾布，这位老好人确实有错，但他亲身经历了所有的变法过程，并且是历次变法地支持人之一，他知道变法的一切内幕，于是，旧党重新登台，若想调和一切矛盾，曾布这个反对派是必须的存在，他可以让我们知道政策的控制在哪里，可以让我们的政策不至于那么尖锐。

    小皇帝听了，慢慢的静下心来。赵兴这番话，像一个长辈一样，循循教导小皇帝为君之道，而且处处站在小皇帝的角度进行考虑，这也是小皇帝在未登基前，赵兴经常在信中采取的头脑，让小皇帝听了，心中慢慢地软化了。

    小孩子都有一种崇拜偶像的冲动，小皇帝年幼的时候，独自出宫，开府县衙，在此期间，高俅这个书辈人物替小皇帝料理好了一切公务，让小皇帝可以专心追求艺术造诣， 而赵兴这位百战百胜的名将替小皇帝打理好封地，让小皇帝不为金钱与衣食发愁。慢慢的，此二人在小皇帝心中种下了亲人的感觉。

    高俅且不说了，小皇帝明白，在论资排辈，讲究地位出生的大宋官场，不是科举正途出生的高俅一辈子只能做一个书吏，而科举二榜地赵兴在小皇帝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