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子可以证明它行不通。这例子的主要人物是我的岳母，一个极慈爱的老太太；次要人物是我，我是我丈母娘的女婿，用老话来说，我是她老人家的“半子”——当然不是下围棋时说的半个子，是指半个儿子——她对我有权威，我对她有感情，这是不言而喻的。我家的卫生间没有挂镜子，因为是水泥墙，钉不进钉子。有一天老太太到我们家来，拿来了一面镜子和一根钉子，说道：拿锤子来，你把钉子钉进墙里，把镜子挂上。我一看这钉子，又粗又钝。除非用射钉枪来发射，决钉不进墙里——实际上这就是这钉子的正确用途。细心考虑了一下，我对岳母解释道：妈，你看这水泥，又硬又脆，差不多和玻璃一样。我呢，您是知道的，不是一支射钉枪，肯定不能把它一下打进墙里，要打很多下，水泥还能不碎吗？结果肯定是把墙凿个坑，钉子也钉不上——我说得够清楚的了吧？老太太听了瞪我一眼道：我给你买了钉子，又这么大老远给你送来，你连试都不试？我当然无话可说。过了一会儿，地上落满了水泥碎块，墙上出现了很多浅坑。老太太满意了，说道：不钉了，去吃饭。结果是我家浴室的墙就此变了麻子，成了感情和权威的牺牲品。过些时候，遇到我的大舅子，才知道他家卫生间也是水泥墙，上面也有很多坑，也是用钝钉子钉出来的；他不愿毁坏自己的墙，但更不愿伤害老太太的感情。按儒家的标准，我岳母对待我们符合仁的要求，我们对待我岳母也符合仁的标准，结果在墙上打了些窟窿。假设她连我的PC机也管起来，这东西肯定是在破烂市上也卖不出去，我连吃饭的家伙都没有了。善良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所以让我去选择道德的根基，我愿选实事求是。



我说《万历十五年》是本好书，但又这样鸡蛋里挑骨头式地找它的毛病，这是因为此书不会因我的歪批而贬值，它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前辈——古时候的读书人，或者叫做儒生们——是怎样做人做事的。古往今来的读书人，从经典里学到了一些粗浅的原则，觉得自己懂了春秋大义，站出来管理国家，妄断天下的是非曲直，结果把一切都管得一团糟。大明帝国是他们交的学费，大清帝国又是他们交的学费。老百姓说：罐子里养王八，养也养不大。儒学的罐子里长不出现代国家来。万历十五年是今日之鉴，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之鉴，我希望他们读过此书之后，收拾起胸中的狂妄之气，在书斋里发现粗浅原则的热情会有所降低，把这些原则套在国家头上的热情也会降低。少了一些造罐子的，大家的日子就会好过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7年第5期《华人文化世界》杂志。

《代价论》、乌托邦与圣贤



郑也夫先生的《代价论》在哈佛燕京丛书里出版了，书在手边放了很长时间都没顾上看——我以为如果没有精力就读一本书，那是对作者的不敬。最近细看了一下，觉得也夫先生文笔流畅，书也读得很多，文献准备得比较充分。就书论书，应该说是本很好的书；但就书中包含的思想而论，又觉得颇为抵触。说来也怪，我太太是社会学家，我本人也做过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但我对一些社会科学家的思想越来越觉得隔膜。



这本书的主旨，主要是中庸思想的推广，还提出一个哲理：任何一种社会伦理都必须付出代价，做什么事都要把代价考虑在内等等。这些想法是不错的，但我总觉有些问题当做技术问题看比当原则问题更恰当些。当你追求一种有利效果时，有若干不利的影响随之产生，这在工程上最常见不过，有很多描述和解决这种问题的数学工具——换言之，如果一心一意地要背弃近代科学的分析方法，自然可以提出很多的原则，但这些原则有多大用处就很难说了。中庸的思想放在一个只凭感觉做事的古代人脑子里会有用——比方说他要蒸馒头，记住中庸二字，就不会使馒头发酸或者碱大。但近代的化工技师就不需要记住中庸的原则，他要做的是测一下PH值，再用天平去称量苏打的分量。总而言之，我不以为中庸的思想有任何高明之处，当然这也可能是迷信分析方法造成的一种偏见。我听到社会学家说过，西方人发明的分析方法已经过时，今后我们要用中国人发明的整合方法做研究；又听到女权主义者说，男人发明的理性的方法过时了，我们要用感性的方法做研究。但我总以为，做研究才是最主要的。



《代价论》分专章讨论很多社会学专题，有些问题带有专门性我不便评论，但有一章论及乌托邦的，我对这个问题特别有兴趣。“乌托邦”这个名字来自摩尔的同名小说，作为一种文学题材，它有独特的生命力。除了有正面乌托邦，还有反面乌托邦。这后一种题材生命力尤旺。作为一种制度，它确有极不妥之处。首先，它总是一种极端国家主义的制度，压制个人；其次，它僵化，没有生命力；最后，并非最不重要，它规定了一种呆板的生活方式，在其中生活一定乏味得要死。近代思想家对它多有批判，郑先生也引用了。但他又说，乌托邦可以激励人们向上，使大家保持蓬勃的朝气，这就是我所不能同意的了。



乌托邦是前人犯下的一个错误。不管哪种乌托邦，总是从一个人的头脑里想象出来的一个人类社会，包括一个虚拟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而非自然形成的人类社会。假如它是本小说，那倒没什么说的。要让后世的人都到其中去生活，就是一种极其猖狂的狂妄。现世独裁者的狂妄无非是自己一颗头脑代天下苍生思想，而乌托邦的缔造者是用自己一次的思想，代替千秋万代后世人的思想，假如不把后世人变得愚蠢，这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功。现代社会的实践证明，不要说至善至美的社会，就是个稍微过得去的社会，也少不了亿万人智力的推动。无论构思乌托邦，还是实现乌托邦，都是一种错误，所以我就不明白它怎能激励人们向上。我们曾经经历过乌托邦鼓舞出的蓬勃朝气，只可惜那是一种特殊的愚蠢而已。



从郑也夫的《代价论》扯到乌托邦，已经扯得够远的了。下一步我又要扯到圣贤身上去，这题目和郑先生的书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讨厌乌托邦的人上溯它的源头，一直寻到柏拉图和他的《理想国》，然后朝他猛烈开火攻击。中国的自由派则另有攻击对象，说种种不自由的始作俑者。此时此地我也不敢说自己是个自由派，但我觉得这种攻击有些道理。罗素先生攻击柏拉图是始作俑者，给他这样一个罪名：一代又一代的青年读了理想国，胸中燃烧起万丈雄心，想当莱库格斯或一个哲人王，只可惜对权势的爱好总是使他们误入歧途。这话我想了又想，终于想到，说理想国的爱好者们爱好权势，恐怕不是不当的指责。莱库格斯就不说了，哲人王是什么？就是圣贤啊。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7年第5期《博览群书》杂志。发表时题目为“《代价论》与乌托邦”，文字与本篇亦有不小的差异。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老人驾着船去出海，带回来的却是一副大得不可思议的鱼骨。在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我读到了一个英雄的故事。



在这本书里，只有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故事和纯洁到如同两滴清水的人物。然而，它却那么清楚而有力地揭示出人性中强悍的一面。在我看来，再没有什么故事能比这样的故事更动人，再没有什么搏斗能比这样的搏斗更壮丽了。



我不相信人会有所谓“命运”，但是我相信对于任何人来说，“限度”总是存在的。再聪明再强悍的人，能够做到的事情也是有限度的。老人桑地亚哥不是无能之辈，然而，尽管他是最好的渔夫，也不能让那些鱼来上他的钩。他遇到他的限度了，就像最好的农民遇上了大旱，最好的猎手久久碰不到猎物一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限度，仿佛是命运在向你发出停止前行的命令。



可是老人没有沮丧，没有倦怠，他继续出海，向限度挑战。他终于钓到了一条鱼。如同那老人是人中的英雄一样，这条鱼也是鱼中的英雄。鱼把他拖到海上去，把他拖到远离陆地的地方，在海上与老人决战。在这场鱼与人的恶战中，鱼也有获胜的机会。鱼在水下坚持了几天几夜，使老人不能休息，穷于应付，它用苦刑来折磨他，把他弄得双手血肉模糊。这时，只要老人割断钓绳，就能使自己摆脱困境，得到解放，但这也就意味着宣告自己是失败者。老人没有做这样的选择，甚至没有产生过放弃战斗的念头。他把那大鱼当做一个可与之交战的敌手，一次又一次地做着限度之外的战斗，他战胜了。



老人载着他的鱼回家去，鲨鱼在路上抢劫他的猎物。他杀死了一条来袭的鲨鱼，但是折断了他的渔叉。于是他用刀子绑在棍子上做武器。到刀子又折断的时候，似乎这场战斗已经结束了。他失去了继续战斗的武器，他又遇到了他的限度。这时，他又进行了限度之外的战斗：当夜幕降临，更多的鲨鱼包围了他的小船，他用木棍、用桨，甚至用舵和鲨鱼搏斗，直到他要保卫的东西失去了保卫的价值，直到这场搏斗已经变得毫无意义的时候他才住手。



老人回到岸边，只带回了一条白骨，只带回了残破不堪的小船和耗尽了精力的躯体。人们怎样看待这场斗争呢？



有人说老人桑地亚哥是一个失败了的英雄。尽管他是条硬汉，但还是失败了。



什么叫失败？也许可以说，人去做一件事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这就是失败。



但是，那些与命运斗争的人，那些做接近自己限度的斗争的人，却天生地接近这种失败。老人到海上去，不能期望天天有鱼来咬他的钩，于是他常常失败。一个常常在进行着接近自己限度的斗争的人总是会常常失败的，一个想探索自然奥秘的人也常常会失败，一个想改革社会的人更是会常常失败。只有那些安于自己限度之内的生活的人才总是“胜利”，这种“胜利者”之所以常胜不败，只是因为他的对手是早已降伏的，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投入斗争。



在人生的道路上，“失败”这个词还有另外的含义，即是指人失去了继续斗争的信心，放下了手中的武器。人类向限度屈服，这才是真正的失败。而没有放下手中武器，还在继续斗争，继续向限度挑战的人并没有失败。如此看来，老人没有失败。老人从未放下武器，只不过是丧失了武器。老人没有失去信心，因此不应当说他是“失败了的英雄”。



那么，什么也没有得到的老人竟是胜利的么？我确是这样看的。我认为，胜利就是战斗到最后的时刻。老人总怀着无比的勇气走向莫测的大海，他的信心是不可战胜的。



他和其他很多人一样，是强悍的人类的一员。我喜欢这样的人，也喜欢这样的人性。我发现，人们常常把这样的事情当作人性最可贵的表露：七尺男子汉坐在厨房里和三姑六婆磨嘴皮子，或者衣装笔挺的男女们坐在海滨，谈论着高尚的、别人不能理解的感情。我不喜欢人们像这样沉溺在人性软弱的部分之中，更不喜欢人们总是这样描写人性。



正像老人每天走向大海一样，很多人每天也走向与他们的限度斗争的战场，仿佛他们要与命运一比高低似的。他们是人中的强者。



人类本身也有自己的限度，但是当人们一再把手伸到限度之外，这个限度就一天一天地扩大了。人类在与限度的斗争中成长。他们把飞船送上太空，他们也用简陋的渔具在加勒比海捕捉巨大的马林鱼。这些事情是同样伟大的。做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的人都是英雄。而那些永远不肯或不能越出自己限度的人是平庸的人。



在人类前进的道路上，强者与弱者的命运是不同的。弱者不羡慕强者的命运，强者也讨厌弱者的命运。强者带有人性中强悍的一面，弱者带有人性中软弱的一面。强者为弱者开辟道路，但是强者往往为弱者所奴役，就像老人是为大腹便便的游客打鱼一样。



《老人与海》讲了一个老渔夫的故事，但是在这个故事里却揭示了人类共同的命运。我佩服老人的勇气，佩服他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也佩服海明威。



本篇最初发表于1981年第1期《读书》杂志。发表时题目为“我喜欢这个向‘限度’挑战的强者”，署名晓波。

掩卷：《鱼王》读后



翻开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就听到他沉重的叹息。北国的莽原简直是一个谜。黑色的森林直铺到更空旷的冻土荒原，这是一个谜。河流向北方流去，不知所终，这是同一个谜。一个人向森林走去，不知道为什么，这也是同一个谜。河边上有一座巨石，水下的沉木千年不腐，这还是同一个谜。空旷、孤寂、白色的冰雪世界令人神往，这就是那个谜。



这样的谜不仅在北方存在，当年高更脱下文明的外衣，走进一张热带的风情画。热风、棕色的土著人、密集的草木也许更令人神往。生命是从湿热里造出来的。也许留在南方更靠近生命的本源？高更也许已经走到了谜底？我们从他的画上看到星光涂蓝了的躯体，看到黑色里诡谲的火，看到热带人神秘的舞蹈，也许这就是他发出的信息？但是这信息对我们来说太隔膜了。提到高更，我又想起《月亮与六便士》，毛姆和阿斯塔菲耶夫一样，感觉到未知世界的魅力，而且发出了起跑线上的叹息。可惜他没有足够的悟性与勇气，像高更一样深入那个世界，但是毛姆毕竟指出了那条界线，比阿斯塔菲耶夫又强了一些。



但是《鱼王》毕竟是本了不起的书。除了给评论家提供素材，它还指出：冷与热有同等的魅力，离群索居与过原始生活有同等的魅力，空旷无际与密集生长有同等的魅力。如汤因比所云，我们生活在阳的时期。在史前阴的时期，人类散居于地球上，据有空间，也向空间学习；杀戮生命，也向生命学习。如今我们拥挤在一起，周围的生命除了人，就是可食的肉类。也许这真的值得惋惜。



道德



正如评论家所指出的，《鱼王》是一部道德文章（我认为它不只是道德文章）。在“道德”小说中，作家进行道德思辨，又对人物进行道德评判，虽然我喜欢《鱼王》，但我必须承认，其中的道德思辨叫我头疼。



在阿斯塔菲耶夫笔下，他所钟爱的西伯利亚的自然环境，隐隐具有上帝的雏形。这种信仰值得赞美，可惜有时达到偏执的程度，作者对从其他地方来到西伯利亚，又不知爱惜自然环境的“城里人”，有一份不合情理的仇恨，于是字里行间透出讨伐异教徒的意思来。



人



在道德文章里，作家对人做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是颂扬的工具，也是杀戮的工具。作家给正义者戴上花环，还把不义者送上道德的刑台，凌迟处死，以恣快意。在行使这种特权时，很少有作家不暴露出人性中卑劣的一面。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处死一个人，还给他申辩与忏悔的机会，而道德作家宣布一个人的死刑，则往往不容他申辩，只是剥夺他一切优点，夸大一切缺点，把他置于禽兽不如的地位。



《鱼王》虽然被评论家列入道德文章一类，却没有太凌厉的杀气。在厚厚一本书里，作家只活剐了一个叫戈加·盖尔采夫的，杀法也算不得毒辣。而对盗鱼人柯曼采夫之流，作者只是大加鞭挞，没有举起屠刀，这在前苏联作家中尤为难能可贵。阿斯塔菲耶夫几乎具有真正大作家必不可少的悲天悯人的气概。



精彩段落



全书最精彩的一章，是“鱼王”一章。盗鱼贼伊格纳齐依奇在江上下了排钩（对于鱼儿来说，这是相当于化骨绵掌的阴毒手段），钩中了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