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朝，迎接国人的鲜花与掌声。
那种激动的情绪持续不退，太多中国人在欢呼的同时眼含泪花，体育赛场上的大捷帮助中国人不再自卑地面对这急剧前行的世界。这个时候，我们还有太多的方面无法和别人一争高下，但体育可以，于是体育健儿便成了中国整体冲击世界的先行者。奥运情结也因此在中国人的心中深深地扎下根。这就难怪，1988年汉城奥运会，当中国体育代表团只拿回五块金牌的时候，媒介会用“兵败汉城”这样的字眼来显示不满，国人也用沉默来表示自尊受到了伤害。
在整个八十年代，这种奥运情结在国人的心中难以解开。一起一落的两届奥运会又让中国体育界感受到自己承担着体育之外的诸种职责。在这段时间里，不会有人去发问：我们应当让体育去承载这么多的热望和职责吗？
进入九十年代，奥运这个字眼在中国人的心中又有了新的含义：我们不光要在赛场上扬我国威，还盼着自己能当一回主办国，分享一下奥运的荣光。申办奥运不只是想夺得举办权，还成了国家进步的助推器和世界是否接受我们的试金石。
正是在九十年代，从第一次申奥的失败到第二次申奥的平静，奥运情结慢慢被中国人解开，体育终于开始回归赛场，中国人的自信随着国力的增强已从更多的方面获得，中国人开始以更轻松的方式面对体育，这是我们在九十年代的收获。
但依然没人能忘得掉1993年那个举国不眠的申奥之夜。
直到今天，在很多的书籍和电视节目当中，通过一些经典照片和电视上的画面仍然能感受到那申奥一夜在中国人心中留下的重重痕迹。
1993年9月23日，《东方时空》刚开播不到五个月，申奥这件大事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虽然远在蒙特卡罗的投票表决现场直播，但国人的反应却应当以最快的速度来展现。《东方时空》作为CCTV全天第一个新闻杂志栏目，承担这个责任是必须的。可怕的是，从凌晨两点宣布申奥结果到早上7:20节?目播出，我们只有五个小时的时间，这对一个新栏目来说是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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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瑞士洛桑，站在奥委会总部前留影的时候，就非常感慨于身后建筑物的袖珍模样，正是这座很小的楼，却散发着一种魔力，拨动着全世界人们的心弦，这真是有点儿四两拨千斤的意思。
我们采用了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出动了十八套摄像机分散到北京火车站、北京大学、长城、首都机场、天安门、国家体委、军营等二十几个地点开始拍摄，而灯火通明的电视台内也拉开了阵势，节目领导全部出动，等着前方记者拿回素材进行编辑，一切都跟打仗一样。
我的任务是在台内和另外三位主持人一起，凌晨4点走进演播室，把或悲或喜的串联和评论讲给观众。
领导把写串联词的任务交给我，我自然不敢临时抱佛脚，也当然不会只准备申奥胜利这一个方案。我绞尽脑汁，写了风格完全不同的两个方案。一个成功时用，另一个失败时用。这两个方案内容不同，有一种情感却是共同的，那就是：“胜不骄，败不馁。”
凌晨两点，我们留守台内的人聚集在办公室里，焦急地等待远方的最后决定。普遍的英语不好加上心中的高度紧张，使我们在萨马兰奇感谢北京的时候出现了和国人一样的错误。瞬间，啤酒、饮料满天飞。我马上要进演播室的西装也被洒满了啤酒，欢快的同事还鼓励我，一会儿穿着带啤酒的西装去演播室，那多有喜庆气氛啊！
好梦不久就醒来，最终的结局是悉尼获胜。我相信在这一瞬间，整个中国都安静得怕人。所有的人都用沉默表示了自己的震惊，喜与悲的转换太过戏剧性，谁都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在心情快沉落到冰点之时，我们的一位领导发?话：各回各位，主持人赶紧进演播室，大家开始工作。
我们来不及品味心中的酸甜苦辣，就开始进入紧张的工作状态。由于我的西装已经被“胜利”的啤酒喷得惨不忍睹，那一个节目，我是穿着衬衣进的演播室，录下了为申奥失利写下的串联词。
当我们从演播室出来的时候，各个机房都在进行紧张的编辑工作。我们这四十分钟的节目分为表决瞬间、名人谈话、国际热线、申奥反应、烛光仪式（几个青年人在长城举办的特殊仪式）等内容，这些几乎都是在申奥这一夜拍到的。各路记者在拍完之后马上返回电视台，等候的人们再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些原始素材编成节目。
时间的急迫再加上申奥未果的压抑，整个机房的气氛是凝重的，除了简单的工作指令，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沉默。
离开播还差八分钟的时候，我们这个申奥特别节目终于制作完成。一位同事跑步将完成带送到播出间，人群沉默着涌回办公室。
7点20分特别节目准时播出，主持人开场白之后便是动人心扉的表决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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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宁在笑，我也在笑，但当年李宁惨败于汉城奥运会的时候，他没笑，我自然也不会笑。那一次失败几乎让人们忘了李宁在1984年奥运会上的辉煌，这就是因为我们太习惯于体育赛场上“胜者王侯败者寇”，什么时候，面对体育，中国人能超越胜负呢？
?也许是忙碌造成的短暂遗忘重新被镜头唤起，也许是申奥失利之后继续工作而将心中的委屈累积得太多，人群中的哭声先是个别而分散，不一会儿便齐声合奏。我自己是在骂了一句粗话之后便从办公室冲到了外面，伤感的屏幕已是不忍再睹了。
在节目开始前的几个小时里自己是个新闻人，无论申奥的结果怎样在心中制造着冲击，工作的忙碌都将其强行压制下去，但7:20之后，看着自己节目的时候，我们是中国人，几小时工作中压抑的遗憾和失落、伤心和不平都被释放出来，哭也许是最好的载体。
可能每个人心中都会想：如果要是北京获胜，那我们将在怎样的激动中制作完这个节目，记录的又将是人们怎样的一种狂喜，太阳升起时，中国又将是一个怎样的中国？
我相信那一夜，所有中国人的内心都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刺痛，甚至是重新感受到一种屈辱。我们还不习惯于这种大庭广众下的分出胜负。再加上申奥之前的乐观急剧膨胀，因此不幸的结果导致举国沉默。然而也正是这次深深的刺痛，教会了中国人很多很多。输过便会在今后的竞争中拥有更大的平常心，输过便真的知道，面对竞争，我们不能天真的只抱赢的念头，也要在心里做好输的准备。
节目播完了，大家哭过了，于是都意识到，这一夜对于中国是难忘的，然后大家都走出电视台的大楼，去照一张悲痛和忙碌后的合影。
那一个早晨，北京晴空万里，哭过的眼睛面对亮丽的阳光有些不适，人们聚拢在一起，照了一张没有集体说“茄子”的合影。
走出电视台，我独自打车回家，长安街上车流穿梭，日子如往常一般开始，只是我知道，已经有一种刺痛被所有的人收藏在内心。让中国强大！这句话也许在这一天，在很多中国人的心中都暗暗地思量过。
之后不久，我采访了去蒙特卡罗参加申办的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在电视直播中我们看到，在最后申办权花落悉尼的时候，北京代表团的成员眼含热泪仍然为获胜者鼓掌，因此我问张百发：那一刻，为别人鼓掌时你的心情是怎样的？张百发回答：第一心情自然不好。第二别人争取到了主办权，应该向人家表示祝贺。我们中国是大国，这也是一种大国风度。第三，总有一天奥运会会在中国举行。接着张百发向我们透露：开始也想不通，感觉我们费这么大的心血，而且接触了七十多个国际奥委会的委员，绝大部分都向我们许过愿。可能我们中国人太实在，认为许愿都算数，所以结果出来了和自己想的不太一样就?会感到遗憾。不过从这件事上倒是体验到世界上的事真复杂。
张百发告诉我，后来有奥委会委员向北京市写信，信的内容很好：一向北京市道歉，他们没投我们的票。第二没估计到中国能得到这么多票。第三希望我们申办2004年奥运会，保证投票。其中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写的那封信让很多人读过之后掉眼泪。还有一位加拿大委员在信中讲：这不是北京的遗憾，而是奥林匹克运动的遗憾；这不是中国的遗憾，而是世界的遗憾。
不管这些信中表示了怎样的安慰和遗憾，主办权毕竟落到了悉尼的手中。在最初的失落和遗憾过去之后，围绕申奥的前前后后让我们开始反思一些事情。
首先我们把申奥的成功和国家的发展联系得太紧密。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一旦申奥成功，中国的改革将大步前进。从今天来看，这是个美丽的错误，申奥即使成功也不过是个好的润滑油，而中国的改革和进步应当有着自己内在的动力和节奏。
其次，申奥的全民族热情掩盖了我们的很多不足。和悉尼等城市相比，无论硬件还是软件都有太多要追赶的东西。“给中国一个机会，还世界一个奇迹”这句申办口号其实从另一个角度透露出一个信息：也许现在还有很多不足，但只要你让我办，我们全民总动员，就一定能成功。于是也有了北京一旦拥有主办权，城市建设将提前四十年这样的说法。但申奥未成，人们也发现中国和北京建设的脚步并没有停止。也许随着我们自身的强大，这种申办成功将是水到渠成的事。打铁还需自身硬，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第三，申奥归根到底只是申办一次奥运会的主办权，但我们偏偏给它加上了太多体育以外的事情，看得出来，在世界的面前我们急于证明自己。其实，申奥成功不意味着我们一夜之间就进步了多少，而申奥的失利也不说明我们的进步会停止。
当然那次申办奥运，我们在当时也不知道后面有那么多黑幕。回头翻看资料，当时张百发接受采访时还对我们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希望国际奥委会1994年1月份开会时请我们去，征求我们对国际奥委会有什么意见，他们也正逐步走向民主化，我们希望能公开投票，如果公开投票我们有绝对的把握。”
这段话在当时我们并没有听出太多的弦外之音，但几年之后，在申办奥运的贿选丑闻公开之后，我们才感觉到其中的含义。
就在中国人已慢慢淡忘了那次申奥的1999年初，当年申奥的丑闻突然爆?出，悉尼组委会用金钱收买了两个奥委会委员，结果悉尼胜出，而北京差的就是两张票啊。
这个丑闻传出以后，我很自然地想到1993年那一夜我们全民族围绕申奥的热情、悲伤和眼泪，当然还有极度的失望。几年后这丑闻的传出，却不得不让我们感到，自己的热情和眼泪竟像被强奸过一样。
中国人是宽容的，相对于其他索赔的城市来说，更接近胜利而损失最大的中国，针对丑闻的言辞却不够激烈。也许我们有自己的考虑，也许我们有自己的难言之隐，也许我们还要申办奥运会因此不想得罪太多的人，于是放弃了愤怒的机会。
但谁对当初一个民族的热情负责？谁对我们当初的泪水负责？在心中我真的想说：“中国人，你为什么不愤怒？”
不过，一切都过去了，包括热情及眼泪。1993年的申办奥运就像一个分水岭，之前中国的奥运情结一路攀升，在申奥那一夜达到巅峰，而那一夜过去，中国人面对奥运日益冷静下来。虽然和其他一些国家比较起来，我们面对奥运的热度还是高的，但和我们自己前些年的狂热比起来，已经冷静得多。应该说，这是一个民族走向成熟的标志。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事隔十二年之后，奥运赛事依然在美国举行，这时它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种调剂和乐趣，再不是全体国民眼中的唯一。金牌依然得的很多，但获金牌的选手不会再享受民族英雄的待遇。他们只是体育赛场上的英雄，国旗升起和国歌奏响时，我们依然会激动，但我们知道，如果有更多写着Made in China的产品在世界上获得冠军，那中国才会更强大。
我们做电视的人也不再只盯着金牌。在1996年奥运结束之后，我们《东方时空》推出奥运人物专访，十多位中，只有四个金牌选手，还是都有感人故事的。比如最小的冠军伏明霞，常胜将军邓亚萍，屡次受挫最终成功的熊倪，还有甘当绿叶扶红花的乔红。其他的几位都是亚军、季军甚至是第四名，还有根本没参加奥运的人物。他们中有挑战年龄极限的游泳老将林莉，悲壮的女足和女垒教练，离领奖台很近的蒋丞稷，为奥运冠军做陪练的柔道选手张颖，一枪打走金牌的老将王义夫等等。我们给这组节目定位于“在成功与失败之间”。在这次采访中，我们希望能够让视点回到体育，回到体育赛场上的人。并不是金牌才能给我们震撼和信心，恰恰是在向胜利冲击的过程中，一些感人的故事出现了，体育的魅力显现了。
观众的反应和我们一致，短短十二年的时光，中国的观众已经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成熟态度来面对奥运赛场。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观众的反应一直很好，结果在这种热情的鼓励下，我们这组奥运人物的精彩语言和故事又被结成一集《焦点访谈》在黄金时间播出，我给这期节目起名为《精神的圣火》。
从对金牌的关注到把目光投放到赛场，去寻找感动自己的故事和人，奥运慢慢地在我们心中回到了正常的位置。
1999年初，一条消息让很多人忽略了：北京市市长刘淇和中国奥委会主席伍绍祖到瑞士洛桑，向奥委会递交了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申请书。很快，我们又将有一个申奥之夜，但1993年那一幕不会再来，不管是成还是败，中国人都能以绝对的平常心去面对。
但我还是惊讶于这条消息被很多人忽略，和上一次申办时的轰轰烈烈相比，我们仅仅走过了十年的时间；可是想一想又觉得必然，现在的中国人更关注的是：下岗职工能不能少一点儿，经济能不能往上升，国企改革能不能快一点儿，出口状况能不能好转一点儿……
而北京的市民更关注的则是：大气污染指标降的速度怎么样？路这么堵，有关部门得想想办法，别让二环三环成了流动停车场，房价那么高，想个什么办法才能让它降下来，出行能不能看见更多的绿？……在这种务实的心态里，申办奥运只是申办奥运，再不会像往日那样负载太多。我猜想，这一次北京市的申奥代表团该比上一次的轻松一些压力少一些吧！
这也是中国改革的一个成果，没有什么比拥有一种成熟的心态来得更重要，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应该对当初的那个申奥之夜说声谢谢。
从最初胸前写着“中国”字样的运动员站在世界冠军的领奖台上，到黑头发黄皮肤的学子在世界各地的大学里成绩名列前茅，再到更多写着“中国制造”的产品走向世界，中国人的自信已经慢慢增强。改革二十年，从统计数字上看，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两番还多；从建设成果上看，一个又一个的城市长高了，让人认不出来了；而从我们民族的心理来看，还是今天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给人的感触最深。
2008年的奥运申办，也许我们还会有很多的人为此度过一个不眠之夜，也许还会有泪水有欢呼有叹息有失望，但是一切都只因为：我们有一个几年前破碎过的梦想要圆。

复关谈判：中国与世界的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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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参加日内瓦的复关谈判采访，我的心情自然随之起伏，盼着入关的日子早一些来到，在日内瓦的著名花钟前面，我也乐观地举起手表，但谁会想到，这个乐观结果竟又等了五年多的时间，连我特意带到日内瓦的胸前配件——那一个大大的“吉”字都没帮上什么忙。
复关谈判：中国与世界的磨合
我知道